作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1]
大卫·阿布拉菲亚
（夏继果 译）
摘要 地中海史是那些跨海航行并作为边缘性的外来者到达海的对岸的人们的经历。其他封闭海的历史也是如此。这些人主要是男性，而商人通常是其先锋。他们把一个地区的商品、思想和宗教带到另一个地区。从古典时期开始，迦太基、亚历山大、士麦那和里窝那成为连接面向地中海的三块大陆的纽带，来自其他地方的访客有时可以自由行动，有时则被隔离在聚居区。
地中海史的书写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它同时也存在于类似地中海的其他空间，如波罗的海那样的内海、大西洋那样的更辽阔的海域，或者撒哈拉沙漠那样的干旱的开阔地。[2]简而言之，这一难题就是如何在书写这部海洋史的同时能避免冗述其周边陆地的历史，这些陆地的边界必定是模糊的，尤其是相比于清晰可见的海岸线之时。我们研究的对象究竟应该是地中海本身还是地中海地区？该问题同样适用于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其他海洋。在《地中海历史评论》（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或《地中海研究》（Mediterranean Studies）这样的期刊中，关于地中海地区的佳作不计其数，然而其中很多令人难忘的文章并没有涉及“海”本身。无论如何定义，地中海史在近年来俨然已经成为一项产业，地中海研究的研讨课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里激增，这些机构有的在地中海周边，有的在英语世界的各地区，有的甚至在远离地中海的芬兰和日本。尽管如此，地中海史仍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研究领域。“去中心化的历史”和“全球视野下的地区史”这样一些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给地中海和其他地中海们的历史做出更精确的界定。本文的研究将借助于我的新作《伟大的海：一部地中海人类史》，该书以24000年前生活在直布罗陀的一位尼安德特妇女为开端，以濒临灭绝的蓝鳍金枪鱼——2010年多哈会议拯救该物种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不是以灭绝的人种为结束。[3]因此，我将引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的实例，以期向读者说明：在地中海，进行交易、加工和再包装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身份认同。本文将集中探讨所谓的“古典地中海”，但殷切希望能为波罗的海、加勒比海和撒哈拉沙漠的研究提供借鉴。
笔者旗帜鲜明地把地中海界定为地中海本身、其海岸和岛屿，尤其是那些作为跨海航行的人的主要出发地和到达地的港口城市。相对于布罗代尔，本文所探讨的地中海是较狭义的地中海。在布罗代尔笔下，“地中海”有时包含了远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如马德拉和克拉科夫，而且似乎理由充足；但布罗代尔及其大多追随者的地中海不仅是一个装满了水的盆地，而且是远离海岸线的大片陆地，不仅如此，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从橄榄种植或滋养地中海的河谷的角度来定义地中海。[4]这便意味着，地中海的研究者须审视那些河谷中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粮食和原材料是跨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货物；这同时也意味着须将这些陆地上的定居者作为研究对象，尽管他们是毕生都未靠近过海的“旱鸭子”。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研究路径，它关注把脚趾伸向地中海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跨海航行的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跨文化贸易、宗教与其他思想的传播以及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争夺航线的海上冲突。按照这种研究思路，关注点就变成了人类感知地中海的方式。然而，渔民在其中的作用还有待讨论，因为在地中海上，大部分捕捞航行是在渔场之间进行的，无须接触陆地；因此，它们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跨海交流的途径，尽管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例如热那亚人在长时期内占领着突尼斯外海的塔巴卡。对于那些感兴趣于交流的渔民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捕获物在各人类群体间的流通方式，例如，15世纪的巴塞罗那市民消费罗马鱼酱和沙丁鱼的数量大得惊人，尤其是在大斋节期间。[5]
把地中海历史简化成几个共同的特征，界定“地中海认同”“地中海主义”的表现，强调该地区的某些物理特征塑造了那里的人类历程（布罗代尔尤其强调这一点），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有诱惑力的。然而，这种寻找根本一致性的努力从起点上说就是错误的，它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其海岸、岛屿上的居民以及那些跨洋旅行者意味着什么。我们与其探寻一致性，不如关注多样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种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多样性不断受到跨海而来的外部影响，因此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与此同时，从内地向海洋的人口流动（诸如“蛮族入侵”之类）带来了欧洲、西亚和北非腹地——不论它们离海远还是近——的文化、语言和政治传统。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西西里定居者到西班牙沿岸的带状发展，地中海的海岸和岛屿为背景迥异的人们的相遇提供了平台，他们开发利用地中海资源，其中有的学会了通过在不同地区间互通有无来谋生。这种“连通性”（connectivities）——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的用语——不仅带来了谷物、油和酒等商品，同时也推动移民和商人、传教士和雇佣兵、神秘主义者和朝圣者、征服者和被奴役者从此岸到达彼岸，有时他们会融入明显的主流文化之中，但是通常的情况是他们的出现带动了主流文化的改变；更不必说那些来去匆匆的现代访客了，譬如游客，他们通过对特定商品、设施、服务的需求使地中海发生了改变。在给这片空间带来改变的个人中，有亚历山大大帝和圣保罗这样的梦想家，两人身份迥异，作用却类似；但我将关注的是一些彼此有些重叠的群体，特别是那些非常庞大的群体。
我关注的第一个群体是男人，它非常庞大；第二个群体是女人，其规模要小得多，其中的原因我将予以说明。我所描述的地中海在多大程度上是阳性的？根据11世纪埃及的犹太人留下的大量书信（the Cairo Genizah，开罗戈尼萨文书）和12、13世纪热那亚留下的史料来看，在坐商中可能有女性的成分。[6]至少在那个时代，妻子不会陪伴丈夫为经商而远行，更不用说凭自己的本事而出门经商了，尽管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对于（妇女）参与经商的观点各不相同。在位于突尼斯的13世纪后期的热那亚贸易殖民地——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档案材料，的确生活着一些欧洲妇女，但据我们所知，她们大多似乎是为那里的基督教社区提供性服务的。[7]女性参与海上战事显然是21世纪的现象，此前在地中海区域内则从未出现过。然而，在移民浪潮中，妇女经常占了很大比例——尽管并非没有例外，圣奥古斯丁时代阿兰人和汪达尔人入侵非洲时是这样，1492年塞法迪犹太人在西班牙遭驱逐时也是如此，甚至在早期十字军中也裹挟着大量贵妇和成群的娼妓。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些被称为海上民族的青铜时代的劫掠者在登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定居点时是否携家带口；实际上，早期的腓力斯丁人很快就放弃了其爱琴文化，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们与迦南人通婚，供奉其神灵，学习其语言。[8]诺曼人在11世纪控制南意大利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此外，还有一群妇女——女奴——在地中海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命运殊异，有的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颐指气使，有的却饱受摧残和屈辱，例如充当性工具、在罗马人豪华的宫苑里从事低贱的工作。[9]在中世纪，这类奴隶——包括男性和女性——很多来自黑海，但是，在巴巴里海盗时代（以及其他时代），地中海海岸上的居民还是见识了从海岸上掠走人口的劫掠者的可怕：基督徒离开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穆斯林离开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海岸。1543年，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准许土耳其人前往马赛、占领土伦，许多人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绑架，其中包括昂蒂布的修女。[10]尽管如此，横亘的地中海是否具有某种阳性特征尚需考虑：也许意大利人是正确的，他们称地中海为阳性，而法语中称它为阴性，拉丁语干脆称之为中性。
我关注的第三个群体是商人，如上文所言，其中以男性居多。无须赘言，已有汗牛充栋的论著来讲述贸易在各社会中所起到的变革性作用，即便其中的某些论著否定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的长途贸易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摩西·芬利和拉里·爱泼斯坦的著作就是如此，他们两人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爱泼斯坦的著作讨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1]但是笔者在此处想聚焦于交易者，而不是交易品。跨越地中海的人形形色色，但从商人说起或许是最佳的选择。这有几个理由，其中最具实证意义的理由是：早在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传播字母文字之前，商人们便已经想方设法将他们的交易记录下来；坦率地说，我们对这些记录了解甚多，无论这些记录来自靠近那不勒斯的罗马城市波佐利，中世纪时期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但是——去中心化的历史的问题在这里凸显——这些贸易先行者从属性上说几乎都是外来者，他们穿越文化和自然界限，接触新的神祇、新的语言；他们远走他乡，收购家乡所没有的产品，设法出售家乡或者遥远的地方所生产的产品，在那里，他们（很少是她们）遭到当地人的冷嘲热讽。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中，商人作为外来者是否受到欢迎，这一点是模糊不清的。荷马对商人的认识并不固定。一方面，在《奥德赛》的开篇之处，雅典娜化身为一名做生意的翩翩公子出现在奥德修斯之子忒勒玛科斯面前：“我名门特斯，智慧的安基阿洛斯之子，喜好航海的塔福斯人归我统治。如今，我偕同伙伴们乘船航行而来，循酒色的大海前往忒墨赛，那操异乡语言的邦国，载着闪亮的铁而去，换取青铜而归。”[12]另一方面，荷马却鄙视以贸易为生的腓尼基人，认为他们阴险狡诈，卑微怯懦，尽管他们在奥德修斯的圈套中为自己赢得荣光——这有些自相矛盾；“贸易会玷污人的双手”这种多少带有伪善色彩的意识也强烈地保留在阅读荷马史诗的罗马贵族中间。然而，正是这些腓尼基人——他们的探险远达南西班牙——建立了与西地中海原住民相邻但并不接壤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通常位于便于防守的离岸岛屿上，因为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与邻居之间的和平能够维持多久。[13]腓尼基人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典型的素材，值得深入探究。在第一阶段，即公元前9—7世纪，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这些黎凡特商人是外国人、外来者，他们远离故土，为他乡的人们带来异域商品，用来换取当地的白银和黄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带来的这些商品改变了当地文化，尤其是在托斯卡纳，那里的伊特鲁里亚人渴望得到来自东方的手工艺品，在南西班牙也是如此，那里是灿烂的伊比利亚文明的故乡。再后来，随着腓尼基人在迦太基的殖民地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二者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迦太基自身成为新的交流网络的节点、黎凡特和北非文化间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的文化在此处杂糅，可以说一种新的认同出现了，尽管当地的城市精英们坚持自称“推罗人”。希腊文化中也有来自迦太基的舶来品，希腊城邦在信奉赫拉克勒斯的同时也接受了腓尼基人信奉的麦勒卡特神。男女众神和商人一并在古代地中海上穿梭来往。此外，具有鲜明文化身份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意大利沿岸的出现，如同酵母一般使得伊特鲁里亚农村地区的村庄城镇化，那里的富有居民对于外来物品有着贪婪的欲望：希腊花瓶、腓尼基银碗、撒丁铜雕。[14]紧随觊觎意大利贵金属的商人而来的是手艺人，他们向西来到“野蛮人”（barbaroi）的土地上并在此定居，期待在这里凭借手艺赢得比在故土——那里的手艺人人数众多——更大的尊重。
随后的几个世纪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外国商人的存在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突出标识。在那些前往伊斯兰或拜占庭地盘的商人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被隔离聚居在某个客栈或是被称为方杜克（fonduk）的地方，这些场所同时也被用作货栈、小教堂、面包房、澡堂，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加泰罗尼亚人等每一个重要“民族”都有这么一处聚居区。[15]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穆斯林、希腊人和越来越自信的意大利人为控制地中海的航路和沿岸港口而你争我夺。埃及统治者感到，商人或许会玷污宗教、威胁政权，因此在夜间封锁了这些场所（钥匙在门外的穆斯林手中）。这种做法突出了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这些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他们在竞争中共存，而穆斯林埃米尔也巧妙地加以利用；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增强了每个商人群体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12世纪，拜占庭也将意大利商人们隔离在了墙院之内，助长了首都的排外主义，导致对拉丁人的屠杀这一丑陋后果。因而，当1300年前后阿拉贡国王第一次对马略卡犹太人实行种族隔离时，这种将异族社区圈围在高墙之内的主意其实已经并不新奇了，可以说，这类商人社区开犹太“隔都”之先河。[16]这些被隔离的区域，无论是针对犹太人的还是对欧洲商人的，都享有某些特权，如自治政府、宗教自由、免税政策，然而这些特权都被其他限制——移动自由受限、依赖于朝令夕改的当地政府的保护，等等——所抵消了。
犹太商人极其擅长跨越不同文化间的边界，在早期伊斯兰教时代和加泰罗尼亚商业扩张时期都是如此。在前一阶段，开罗的戈尼萨犹太人依靠其跨越地中海甚至超越地中海的联系而取得支配地位；在后一阶段，犹太人利用同一宗教信仰下的家庭和商业纽带，当其他的基督教同胞仍在自己的贸易篱墙内画地为牢时，犹太人已深入撒哈拉地区以寻求黄金、鸵鸟羽毛等基督教徒无法获得的非洲商品。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而拥有这样的显赫地位和流动性，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或许，我们是被现有资料的不均衡给欺骗了，因为在戈尼萨文书的时代以开罗犹太人留下来的记载居多。[17]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犹太商人视为一个时代的先驱者：那时，伊斯兰政权强烈反对（穆斯林）前往基督教的土地，并且，在约公元1050年之前，除了威尼斯人和阿马尔菲人，基督教商人因缺乏资金和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队），无力在伊斯兰地中海开展广泛的商业活动。然而，犹太律法却鼓励海上贸易：安息日期间的海上禁行比陆地上要宽松许多，因为推动海上贸易的是风和船而不是人。不仅如此，这些犹太商人还带回了地中海港口以外的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被中世纪晚期马略卡岛所绘制的航海图和世界地图所采纳，因而得以在地中海欧洲和更远的地方传播。商人在四处流动，关于自然世界的信息也在到处传播。
这些犹太商人往往掌握多种语言，通过书信与地中海大片地区取得联系，甚至远达地中海之外，或许他们配得上“世界主义者”的称号。然而，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些同样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港口城市：来自地中海或更远处的商人和移民在这些港口城市聚集并且互动，它们在政治上忠于谁是变动不定的。[18]亚历山大，一个在数世纪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港口城市，从其建城之初便存在着包括希腊人、犹太人和埃及人的混杂认同，直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摧毁了地中海的各世界主义社群，它才失去了这种认同。[19]这些港口城市推动了包括宗教在内的种种思想的传播，将希腊神祇和如何将这些神祇的外形展现出来的思想带给了伊特鲁里亚人，或将埃及人的伊希斯神、塞拉匹斯神（Serapis，一个非同寻常的神，是由国家发起，融合奥西里斯、赫拉克勒斯、哈迪斯和其他众多神明而成的）崇拜带到了罗马古城奥斯蒂亚（Ostia）。这些港口城市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向往传播的中心，而这些宗教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给沿地中海的周围陆地上的社会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记。这其中就包括奥斯蒂亚，在那里，一个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运行良好的古代犹太会堂的遗迹已被发掘出来。
一本新近出版的论文集以“信仰之海”来称呼地中海。若借用“信仰之海”这一概念，就需要认识到，穿梭在地中海水面上的不仅有穷困无名的朝圣者，也有如雷蒙纳尔（Ramon Llull）那样的富有魅力的传教士。他一生撰写了上百本书籍和宣传册，关注如何让穆斯林、犹太人和希腊人转向真正的信仰。但必须指出的是，在1316年去世之前，他并没有说服任何人皈依。[20]尽管如此，雷蒙纳尔的生平却提醒人们，宗教摩擦和对抗并不代表着全部。他模仿苏菲派诗歌，与犹太教卡巴拉派交往亲密；他既是一名热忱的传教士，同时也是旧式的伊比利亚“互动共生”的拥护者，承认三大亚伯拉罕宗教所信奉的上帝为同一个独一神。[21]1492年及其后，随着西班牙人树立了天主教认同，一些宗教群体的成员被驱逐或强迫改宗，他们的思想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互动共生：马拉诺人（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改宗天主教的穆斯林）被要求公开信仰天主教，但私下里，他们有人背离了祖先的宗教，有人却仍然在坚持。在近代早期的地中海，塞法迪犹太商人的优势在诸多方面都可圈可点：他们有能力取得或抛弃不同的身份，作为“葡萄牙人”可以进入伊比利亚，作为犹太人可以驻扎在里窝那或安科纳，这种跨越文化、宗教和政治边界的能力，让人想起了六个世纪之前开罗戈尼萨文书所记载的他们的祖先。扫视一下诸大洋，就会发现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在大西洋世界和印度洋的贸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2]伊尔米亚胡·约维尔（Yirmiyahu Yovel）在新著《内心的他者》（The Other Within）中研究了这种多重认同，使我们获益良多。但这种多重认同是更宽泛的地中海现象中的极端案例：在一些地方，不同文化相遇并杂糅，但在犹太人这里则是多重认同在个体内相遇杂糅，并且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现象并不新奇，如果我们再向前回溯，则会发现迈蒙尼德（Maimonides）也属于这类情况，不管他的个人经历如何——不论我们是否相信他曾在一段时期内被迫改宗伊斯兰教，他思想中的伊斯兰哲学烙印是深刻的；有趣的是，萨拉·斯鸠姆萨（Sarah Stroumsa）为自己对迈蒙尼德生涯研究的新作加上了副标题“一位地中海思想者的肖像”，但却有些尴尬地承认其含义是令人费解的。[23]更有安塞尔莫·图迈德（Anselmo Turmeda）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曾是一位托钵僧，在博洛尼亚的一个女修道院接触到伊斯兰教之后身份发生改变，成为15世纪早期的一位著名穆斯林学者，即阿卜杜拉·塔尔祖曼（Abdallah at-Tarjuman）。[24]最有趣的例子出现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著的《骗子游历记》（Trickster Travels）一书中，她以令人愉悦的笔法描写了哈桑·瓦赞（al-Hasan al-Wazzan）、于汉纳·阿萨德（Yuhanna al-Asad）、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等人的故事：确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将地中海之外的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情况转达给西方受众，而他们的信仰也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不停地转换。[25]
在近代早期的君主国——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在奥斯曼的土地上，这些富于创造力的中心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在那里，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商人都受到欢迎。里窝那给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以特权，积极鼓励他们来此定居，享有此待遇的——尽管不那么直白——还有荷兰和英格兰的新教徒。这为后来的港口城市，如玛利亚·特蕾莎控制下的的里亚斯特，提供了一个范式。[26]在奥斯曼土耳其世界的内部，无论是士麦那还是伊兹密尔，都与里窝那联系紧密，帝国统治者对境内各民族一视同仁地慷慨、宽宏。一位法国访客在1700年注意到：“在贯穿全城的法兰克大道上鲜有土耳其人出现，我们行走在这里，似乎置身于基督教世界；人们说的尽是意大利语、法语、英语或荷兰语。人们以脱帽礼来表达对他人的敬意。”[27]基督教徒可以自由地运营自己的教堂和酒馆，但他们管理无方，酒馆昼夜运营，教堂的歌声过于喧闹而惹怒了土耳其人。当不同社区间的所为超越了所默许的容忍限度时，宽容也会导致对立。
将这些交汇的空间浪漫化，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应意识到跨地中海交流（例如在近代早期）的阴暗面。从15世纪到19世纪早期巴巴里海盗猖獗，抢劫和贸易如影随形，这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个颇有蔑视意味但或许也相当准确的观点，即中世纪意大利商人的早期成功是以赤裸裸的掠夺为基础的。在巴巴里海盗最终覆灭（这部分地归功于新创建的美国海军）之前，地中海地区只有在罗马帝国治下才曾经免遭过海盗的严重威胁，原因在于罗马几乎控制了地中海的全部海岸和岛屿。海盗活动提供了关于混合认同的特殊案例：苏格兰、英格兰海盗搭乘本国的船只前往地中海，但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在船只上做礼拜。地中海史的阴暗面也可以从前文提到的男女奴隶和战俘中得到反映。他们被海盗挟持到四处。不过，他们在地中海南北两岸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可圈可点的，其中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或里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就是如此。
总之，地中海史的统一性存在于其混乱的可变性之中，存在于商人和离乡背井者的聚居区之中，也存在于那些匆匆往来于水面的人们——他们不想在海上逗留，尤其是在旅途危险性高的冬天——之中。这看起来自相矛盾。地中海的南北两岸足够近，可以进行便利的交流；但也足够远，其沿海社会不仅互相间有影响，同时也受到来自其内地社会的影响，形成各自的特点。那些离开自身社会跨海航行的人常常并不是家乡的典型代表（如果说“典型性”一词有任何意义的话）。他们出航的时候也许并非不能融入自身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被边缘化了），但当他们作为商人、奴隶或朝圣者跨海进入一个陌生社会时，他们常常就成了“外来者”。然而，他们的出现能够给这些陌生社会带来变革，把一块大陆的某些文化带到另一块大陆的边缘地区——至少是这样。
（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剑桥大学教授；译者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译者曾在2013级全球史研究生的“全球史文献选读”课堂上讲授此文，他们对于此文的翻译提出了许多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1] 本文英文版见David Abulafia，“Mediterranean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50 （May 2011），pp.220-228。
[2] David Abulafia，“Mediterraneans，” in 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ed.William V.Harr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4-93； 参见Bernard Bailyn，Atlantic History：Concept and Contou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London：Pengui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4]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trans.S.Reynolds，2 Vols.，London：Collins，1972-1973； P.Horden and N.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Oxford：Blackwell，2000，p.36.
[5] R.Salicrù i Lluch，El tràfic de mercaderies a Barcelona segons els comptes de la Lleuda de Mediona （febrer de 1434），A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annex no.30，Barcelona：CSIC，1995.
[6] S.D.Goitein，A Mediterranean Society：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Vol.1，Economic Found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Steven A.Epstein，Wills and Wealth in Medieval Genoa，1150-125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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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Yasur-Landau，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9] Jacques Heers，Esclaves et domestiques au Moyen Âge dans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Paris：Fayard，1981.
[10] Jacques Heers，The Barbary Corsairs：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1480-1580，London：Greenhill，2003.
[11] Philip D.Curtin，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Moses 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3； Stephan R.Epstein，An Island for Itself：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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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E.Aubert，The Phoenicians in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and Trade，2nd ed.，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4] 例如，可以参见Mauro Cristofani，Gli Etruschi del Mare，Milan：Longanesi，1983； Robert Leighton，Tarquinia：An Etruscan City，London：Duckworth，2004； David Ridgway，The First Western Greek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Robin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London：Penguin，2008。
[15] Olivia Remie Constable，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Lodging，Trade，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6] David Abulafia，“From Privilege to Persecution：Crown，Church and Synagogue in the City of Majorca，1229-1343，” in D.Abulafia，M.Rubin，and M.Franklin，eds.，Church and City，1000-1500：Studies in Honour of Christopher Brook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1-126.
[17] 关于这一点，参见S.D.Goitein，A Mediterranean Society，Vol.1。
[18] David Cesarani and G.Romain，eds.，Jews and Port Cities 1590-1990：Commerce，Community and Cosmopolitanism，London：Frank Ca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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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arah Stroumsa，Maimonides in His World：Portrait of a Mediterranean Think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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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Natalie Zemon Davis，Trickster Travels：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New York：Hill and Wan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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