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会刊的价值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学术重镇，《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的有关华西边疆的研究成果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华西各个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准。杂志学术价值极高，在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地质学、医学、西南体质人类学、动植物学、农学、边疆史地、音乐美术、华西基督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当代学者研究我国西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不可或缺的珍稀文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会刊的价值巨大，笔者认为它们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近代以来用科学方法对华西边疆地区进行最为系统、全面研究的学术机构。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开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之先声。这些研究成果迄今为止都是西南边疆研究的宝贵资料。

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之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西南边疆的科学研究，更无专门的研究团体。徐益棠注意到，民国以还，“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也”。在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刚开始起步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就致力于华西边疆的综合研究，无疑是这个领域的拓荒者。

不仅如此，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自创建以来，其价值与影响贯穿整个近代西南边疆研究史。自近代意义上的西南边疆研究开创之始，整个民国时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始终是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是那个时代边疆研究中最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重镇。学会参与、组织、推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西部社会、康藏边区的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学、植物学、农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早在国民政府关注西南边陲之前，华西传教士受西方国家兴起的“科学帝国主义”影响，就对西南边地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语言文化充满极大兴趣。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社团派遣人员前往考察，进行初步的科学研究。至抗战爆发，政治文化中心西迁，西南边陲在国家复兴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强化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凭借其高规格的学术水平、长期的学术积淀，成为30年代至40年代西南边疆研究热潮中的引领者之一。鉴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西南边疆研究中的贡献，它足以成为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典范。

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重要地位相对应，《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作为学会成果的发表及展示平台，更是西南边疆研究的权威。《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的文章，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对西南边疆的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在学会重点研究的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及民族宗教问题上，杂志刊发的许多论文都代表了学术界的最高水平。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的李哲士《川藏边界药用植物学观察》、傅文博（G.M. Franck）《四川蝴蝶收集与分类》、何文俊《四川金花虫科之分类分布及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四川蝶类名录》等文章皆领华西动植物研究之先，他们所应用的科学理论与模式对后学多有启发意义。刘承钊1940年至1946年间在杂志发表有关华西两栖类十一篇论文，被视为中国两栖类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刘氏由此撰成《华西两栖类》一书，在国际两栖爬行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经典之作。此外，其他一些植物学家，如胡秀英对华西冬青等植物的研究，方文培对峨眉杜鹃的研究，吴征镒对瑞丽流域植物种类的研究，也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其论著代表了其时相关领域植物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集中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对西南边疆最集中、系统的研究成果，其权威性在当时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马长寿曾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工作极表认同。陈永龄则在追述当时刊载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的文章以及他们对中国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材料时说，外文杂志方面主要集中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编辑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辅仁大学出版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和《华裔学志专刊丛书》，以及辅仁大学附设的人类学博物馆机关报《民俗学志》等，但后者主要研究汉族地区的民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同时也得到国际学术机构的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华西边疆研究的权威期刊。

（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引入了西方知识及研究方法，特别是学会对西方的认知观念、知识生产模式的具体实践对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现代学术机构，对西南边疆的科学研究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向中国同行及后来者明确展示西方学术研究的先进方法和基本轨则。它完全移植了西式学术团队组织模式与研究理念，其体制机构、计划拟定、实地调查、学术讲座、出版发行乃至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几乎完全借鉴西方学术团体模式。这种现代学术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界显然罕见，这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近代转型有着明显的示范与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现代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与学术基础。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对西南边疆早期的研究实践中，示范性地展示了“西式学术”是如何运用来研究边疆问题的，这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方法和路数。在清末的边疆危机中，国人亦治西南边陲诸事，不过仍不脱“经世致用”的范畴，尚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钱穆回顾传统治学时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从国人研究内容看，亦主要集中在边疆史地方面，很少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宗教与社会，更遑论动植物学、医学、农学等自然学科。而反观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分科制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学术路径、田野考察视野及崭新研究方法对西南边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其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地研究，传统史地研究已渐被近代科学知识体系所取代，学术研究逐渐从以传统的“经世”为目的的研究范围中分离出来，自成体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中国西南边疆研究近代转型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相关学科西方知识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上，更体现在与近代学术研究制度相关的学科分类、认知观念、知识生产模式方面。胡适曾言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种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件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相较于那些由传教士引入的具体的知识，传教士带来的理念、精神和生产方式更为重要，也更为既存秩序“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需要。胡适所赞赏的，恰恰是传教士对传统知识“去疆界化”的努力，在他看来，这是用一种新的文明摧毁旧的认知秩序。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葛维汉在华西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时主流的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的影响。就葛维汉在华西的研究实践来看，博厄斯理论经葛氏居中转译影响了华西协合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博物学的研究路径。民国时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逐步经历了世俗化与专业化的过程。机构附设于教会大学之中，但宗教色彩已大为弱化，研究主体也渐由传教士转变成为职业的学者。专业性的研究机构的推进，专业性的期刊连续出版，西南边疆研究在体制上的“专业化”，既显示出近代西南边疆研究的逐步成熟，又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这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进程，无疑主宰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

（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近代西方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西南边疆的第一手数据，堪为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此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有大量西方观念的表达，因此也是今日反思西方“科学帝国主义”、重新认识隐藏于“东方学”叙事背后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

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边疆的认识主要依赖于传教士、探险者的零星、片断的旅行人类学表述。这些记述不但极为分散，而且不够严谨、科学，因此整体上讲，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长期都被神秘主义笼罩，以想象的成分居多。这种认识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20世纪许多传教士对西南边疆的描述都冠用“未知”的称谓，其中最有名的是塞缪尔·博格理（Samuel Pollard）所著《在未知的中国》。“Unknown”一词事实上生动如实地展示了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对西南边疆的基本认识。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出版了《消失的地平线》，希尔顿的小说及其后相关影视作品对“香格里拉（ShangriLa）”如梦如幻的描述同样暴露了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虚幻与神秘的认识。总地看来，西南边疆对于西方人来说多是极为遥远、神秘的存在。

与以往传教士游记、札记等旅行作品不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以一种相对科学、严谨的方式向西方展示了一个更为清晰、具体的华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无疑是西方认识中国内陆，特别是认识西南边陲的重要来源，它通过提倡科学实证的方式向西方揭开西南边疆的神秘面纱。在这里，科学实证本身即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构筑近代世界秩序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学会的成员通过旅行考察、田野研究进而将西南民族、地理、社会、自然等以前西方未知的具体知识一一纳入西方的知识体系，从而使中国西南边疆进入世界知识的框架范围之中。或许正因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西南边疆不可多得的绝佳材料，这反过来也加重了杂志在西方学界的分量。

此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作为历史数据，它提供了反思西方“科学帝国主义”、重新认识隐藏于“东方学”叙事背后的西方文化的可能。对历史表述演变的梳理，不仅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被表述者的真相，也可以从怎样表述及何以如此表述中看到表述者本身的历史“真相”。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西南边疆知识的生产，事实上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立原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扩张并谋求话语权的结果。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中东方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获得长足发展，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现代意义上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学理及方法层面的支撑。更甚者，伴随西方列强的政治及军事征服，西方人的田野博物学研究也直接伸展到中国内陆。马长寿在新中国成立前论人类学的发展的文章中就清晰展现这一内在逻辑：

人类学的发生原系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欧洲先进国家莫不迫切需要了解殖民地与民族，特别是野蛮民族的一切状况，这便成了如何控制殖民地的主观要求。调查、探险，成了一时的风尚，商人们的日记和传教士的报告等，就是当时人类学原始的资料。他们用白种人的尺度，来测量有色人种的体质和文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判断异教徒的信仰、道德和制度，以为统治殖民地民族的凭借。所以人类学最初实际只是一种蛮族学（Barbarology）而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西南地区的科学研究无疑也符合这一逻辑。葛维汉曾抓捕过一只名叫“潘多拉”的大熊猫，并将其送到1939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潘多拉”的命运事实上就隐喻了地方性的物种、文化是如何被卷入帝国主义知识生产、审美需求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潘多拉”在世界博览会的亮相与华西地区的其他物种、文化、具体知识进入西方的知识体系如出一辙。柯尔曾言：“在19世纪末，国家、民众、学术的自豪感与政府对科学文化的援助相结合，尤其是与大量资本主义慈善事业的输出，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机构投身于收藏和展示科学和人工作品的现象。”虽然这些学术性的活动看上去与武装侵略毫无关系，甚而还是一场文化救助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恰恰是资本主义知识体系生产过程中的一环。无论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科学考察、经费来源，还是其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其本身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在非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垦荒的表现，也是全球政治格局于学术层面的呈现。

从学术的层面观察，西南边疆研究的现代转型既是以西方学术为标准的西学对传统中国学问的示范、规训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本土的西南边疆研究面对西方冲击不断发展、逐渐成熟的过程。早期加入学会的传教士大多有着探险的欲望，都对川康边区充满了好奇与向往。20世纪20年代，传教士个人或团体的探险、考察、旅行极为盛行。他们通过科学的论文或非正式的游记、通信、札记等多种方式向其他西方人传递对“未知”之地的探索与了解，他们通过对这些未知之地的各种事物的定位、制图、描绘，从而将这些“未知”因素转变成为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的科学研究过程当然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的书写模式和范发迪认为的“科学帝国主义”的心态，也饱含东西方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合作与对抗，学术书写的反殖民、独立化等诸多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近代西南边疆研究史上的意义、价值都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