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 为抗日何惜此头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

吉鸿昌（1895.10.18—1934.11.24），原名吉恒立，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历任宁夏省主席、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2009年9月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吉鸿昌将军在战场上以抗日事迹誉满中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他大喝：“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1971年周恩来总理评价吉鸿昌时说：“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出己资办教育

1895年，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在镇上开小茶馆，为人正直，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吉鸿昌影响很大。吉鸿昌自幼随父亲在茶馆劳动，工余时间到附近私塾旁听，主要依靠自学，达到粗通文墨。1913年秋，不满十八周岁的吉鸿昌应募参加冯玉祥的军队。在讨伐复辟和反对直奉联军的烽火战场上，他屡立战功，从士兵逐级升至军长。

1920年5月，因父亲病重，吉鸿昌回家探望，父亲留下遗训：“当官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从此牢记父亲的教诲，亲笔将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遗训写在瓷碗上，请陶瓷厂烧印500个，分发给所部官兵。这七个字，不仅印在瓷碗上，更深深地印入吉鸿昌的生命里。

1921年，当时身为营长的吉鸿昌回乡探亲，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将一所破庙改建为校舍，创办“吕北初级小学”。为了让农家子弟读得起书，吉鸿昌为学校立下“凡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的校规，吸引了吕潭（扶沟县吕潭乡）周边许多孩子进入该校读书。吉鸿昌对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即使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也时时不忘学校的发展。

1926年，吉鸿昌升至师长，仍然心系家乡教育事业，于1928年夏天将“吕北初级小学”更名为“私立中山小学校”，并在河南省教育厅备案。1929年，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又对学校进行扩建，设有小学、初中、师范，委任自己的秘书郝子固当校长。为了加强师资力量，学校聘请了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杨文生、北京大学的袁若水、武汉大学的杨象钧、省立淮阳师范的李万泰等人任教。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吉鸿昌不惜重金，所聘教师的收入月薪最高54元，最低15元，比当时的其他学校都要高出许多。这所在豫东赫赫有名的学校被誉为“豫东第一校”，培养了许多知名人士，如曾任《光明日报》总编的著名战地记者穆欣即毕业于此。“豫东第一校”的赞誉，实至名归。

倾家财为抗日

1930年5月吉鸿昌参加蒋冯阎战争，任冯军第三路总指挥。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〇师师长。蒋介石命令其率部“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不愿意打内战，“剿共”态度消极。1931年称病赴上海就医，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接触。8月，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命令出国“考察”。在国外考察期间，吉鸿昌做了大量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华侨召开的欢迎会上，他大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用热血保卫祖国，解救受难同胞。

淞沪抗战爆发后，未经蒋介石许可，吉鸿昌巧妙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秘密返回祖国。回国后，他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表达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心愿。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刚刚入党不久的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七天七夜，一举收复塞北重镇多伦。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军手中收复的第一片国土，举国为之振奋。由于日、蒋两面夹击，军械粮草严重不足，同盟军内部分化为两派。吉鸿昌、方振武等坚决主张抗日，但面临军械粮草严重不足等重重困难。吉鸿昌遂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后拿出6万元，用于购置武器、补充军需。最终，同盟军因为势孤力单、弹尽粮绝而兵败。

同盟军被扼杀后，吉鸿昌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天津，在法租界寓居，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把他的居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按照党的指示，他和南汉宸、宣侠父共同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选为大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的秘密印刷所也设在吉鸿昌寓所三楼内。在此期间，他还积极筹组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在长城内外发动农民起义，重新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吉鸿昌在天津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密切注意。为了摆脱特务们的盯梢，他不得不频繁更换聚会和活动的地点。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匆匆回到家里，一进门，外套都未脱掉，就急急地对妻子胡红霞说：革命活动急需经费。这样的事情自吉鸿昌参加革命以后并非第一次，胡红霞总是欣然赞同，可是这一次，家里的钱已经快花完了，仅有的一万元钱是他们不久前将房屋抵押给一家公司用来维持一家生计的基本生活费，况且再过五天，存款就到期了，那时还能拿回一笔数目不小的利息。胡红霞希望再等上两天，但吉鸿昌说：干革命，反蒋抗日，哪能再等两天啊！就这样，胡红霞将手里仅有的一万元存款单交给了他。出门前吉鸿昌将不到三岁的女儿抱在怀里，对妻子说：为了咱们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不当亡国奴，是我们为国家做出奉献的时候了。之后吉鸿昌转身离开了家门，这一次离家，竟成永别！

留英名垂青史

那一天，吉鸿昌去了国民饭店，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商谈组织抗日武装事宜。他刚把存折交给组织，国民党军统特务突然冲进房间开枪射击，吉鸿昌因肩部受伤而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胡红霞及住在一起的其他八位亲友。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多方营救未果，他的旧部下甚至准备在他被押解去北平的途中强行劫车。他在狱中得知后，为了减少更多同志的牺牲，要求立即停止行动。妻子胡红霞被放出来以后，为了阻止法国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去求助一位法国律师罗伯特，罗伯特的条件是，先将房契交给他，他出面斡旋，至于是否成功，却无法保证。吉鸿昌得知这件事后，忙给夫人写了张字条，极力反对她这么做。他说：“没有我的签字，什么冤枉钱都不要花，钱留着还有更大的用处。”这位身高近两米的汉子，在为家乡兴办教育的时候，对钱没有过一丝不舍；在抗日需要钱财的时候，不惜变卖家产；在党需要资金的时候，他倾其所有，而在挽救自己生命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却断然拒绝了。

1934年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奋斗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在监狱的最后时刻，他把自己的金壳表拿了出来，让典狱长帮忙卖掉，买些较好的饭菜，给难友们吃，并告诉难友们：“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出了狱就可以去抗日了！”

11月24日，吉鸿昌被秘密杀害，时年39岁。刑前，他留下气吞山河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命令刽子手：“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

吉鸿昌本是一个旧军人，因为骁勇善战而致高官厚禄。但在民族利益面前，在天下穷人利益面前，他毅然放弃在国民党军队内已然到手的荣华富贵，选择加入共产党。他虽然身担军内要职，但他做官是为了抗日事业，非但没有发财，还舍家弃业，最终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生命。这样的选择，需要的是信念，是理想，是大无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