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史記》三家注簡説與張守節事歷鉤沉
趙宋王朝以前學術價值最高的《史記》古注共有三家，即南朝劉宋之裴駰《集解史記》、李唐王朝之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經宋人合刻而流傳至今。裴駰以東晉徐廣校本爲本，“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説，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又“時見微意，有所裨補”（《史記集解序》），爲《史記》一百三十篇作注，仿魏何晏《論語集解》、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及其父裴松之《三國志注》注例，隨文施注，取合本子注體式，合《史記》本文與裴氏注義爲一體，爲《集解史記》八十卷。此前，《史記》或有本無注，或有注無本。自裴駰書出，《史記》方有注本行世。裴氏本亦爲後世所有注本所從出。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殿刻三史，《史記》即取《集解史記》八十卷爲底本而按《史記》篇名析爲一百三十卷。裴駰對《史記》的廣泛流行居功至偉。唐玄宗時成書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均依傍裴駰《集解史記》，仿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標字列句爲注之例，各爲三十卷，原不與《史記》本文相附而單本别行。
司馬貞在裴駰《集解史記》的基礎上，“探求異聞，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史記索隱序》），“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史記索隱後序》），於《史記》義藴探尋頗多發明。其健於辯駁的文風又與宋人喜尚譏評的學風契合，故“近代號爲奇書”[1]，而以“小司馬史記”名義與“小顔氏漢書”並稱，備受推崇。宋時不僅有多種單刻本《史記索隱》行世，而且將《索隱》附刻於《集解史記》而成《史記集解索隱》二家注者亦有數本。故《索隱》舊貌至今猶存。
《史記正義》的作者張守節，舊、新《唐書》無傳，生平事歷闕如。但據其上呈《史記正義》所署官銜及相關唐史文獻，尚可推知其生平學養之大概。張守節自敘云“涉學三十餘年”而撰《史記正義》，於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殺青斯竟，則其時必在五十五歲上下。由此年上推，當生於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前後，較司馬貞晚生十年左右。張守節官任“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爲大唐太子東宫屬官。《新唐書·百官志四·東宫官》：“侍讀，無常員，掌訓導經學。”東宫設有作爲太子學館的崇賢館（後避太子李賢名諱，更名崇文館），置學士、直學士，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自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設館起，便集中了大批博學通儒，如孔穎達、劉伯莊、王元感、李善、褚無量、劉知幾、張嘉會之輩，使東宫成爲李唐王朝的學術文化重鎮。在崇賢館就讀的太子、諸王，要修習五經（《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四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必“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粗解注義”方爲及格。“掌訓導經學”的侍讀則須經明行修、史學嫻熟。如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太宗詔爲晉王（李治）授經講業”，及晉王爲太子，德言“仍兼侍讀”[2]；許叔牙“少精《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李治）文學兼侍讀”[3]；李敬玄“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宫，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後“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4]；褚無量“勵志好學，尤精《三禮》及《史記》，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李隆基）侍讀”[5]。職侍讀者資歷學養例之，張守節被遴選擔任諸王侍讀，其經史學殖之富自可想見。
張守節撰著《史記正義》，得益於他擔任東宫學官所處的優越學術環境。大唐東宫學館由名家講授《史記》、《漢書》淵源有自。高宗龍朔（公元661—663年）中，劉伯莊以弘文館學士國子博士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世，奉詔講《史記》；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史記》，司馬貞曾“少從張學”（《史記索隱後序》）；而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多次稱道“張先生”、“張先生書”，可證張守節亦師從張嘉會受《史》、《漢》；褚無量兼崇文館學士，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張守節作爲東宫學官，有幸自青年時代起，得依崇賢館《史》、《漢》名師門牆。東宫有司經局，掌四庫圖籍繕寫刊輯之事，安史之亂前，經籍圖書典藏極富。開元初，褚無量奉詔校理内府書，玄宗曾令其借崇賢館藏書抄寫以補充内府書。開元六年冬，玄宗自東都洛陽還駕京師長安，詔令將經過校理的東都乾元殿圖書遷“於京大内東宫之麗正殿安置”[6]。玄宗開元七年設麗正殿修書院，“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爲目録”[7]。東宫遂成爲大唐皇家最重要的圖書中心。張守節以諸王侍讀的身份，有閲讀中祕書之便，爲撰著《史記正義》而在書海優遊涵泳，得以“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鋭心觀采，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終於達成“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的目標（《史記正義序》）。“正義”之名出自唐纂《五經》注疏。貞觀中，孔穎達、顔師古、司馬才章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五經義贊》。太宗下詔：“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説，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8]詔改《五經義贊》之名爲《五經正義》。“正義”者，“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之謂也[9]。以“正義”爲自己的《史記》注本命名，張守節是第一人，在正史史注中也是唯一的一家。可見張氏自我期許之高。北宋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王堯臣等奉敕定著的皇家藏書《崇文總目》著録稱：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爲《漢書》學者，此最精博”[10]。“精博”之目，可謂《史記正義》定評。然而在宋代一般讀書界，《史記正義》遠不及《史記索隱》之被推崇。筆者臆度宋時《史記正義》似無單刻本，仍以寫本形態在上層讀書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