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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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边缘与中心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传统的士蜕变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本身又在做着重新走向中心的努力。被“边缘”化与向“中心”进身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社会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报刊作为西方文明的产品,在近代以后逐渐走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维新以后,办报成为读书人实现社会理想和表达对国家命运关切的重要手段,凡是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新人物,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报刊来登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大致可以几个刊物而划分出不同的时代。胡适就曾说:“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时代由杂志所造,充分体现了杂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李敖也曾谈到,“一九一二年以后,中国有名的几本杂志,真正影响人民的杂志,第一个就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第二个是胡适办的《独立评论》;第三个是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第四个应该是台湾雷震办的《自由中国》;第五个是我李敖办的《文星杂志》”(李敖:《李敖有话说》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29页)。若说是影响知识分子的杂志更为贴切,而胡适与这五个杂志都或多或少地有关系。借助《新青年》成名的胡适显然是时代的弄潮儿。而通过报刊取得社会权势的人要想保持对社会的影响力,要么参加政治活动,要么继续办报或著书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