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经验总结
2.3.1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城市化是一个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复杂历史现象，是各国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存在一些共同的一般规律。尽管各国在历史背景、资源禀赋、政治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纵观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实践，城市化发展规律依然有迹可循，其增长速度、产业演进和地域形态均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
(一)诺瑟姆的S形曲线规律：时间维度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在1975年出版的《城市地理》中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城市化水平较低(一般低于30%)，发展速度较慢的初期阶段，发展态势反映为S形曲线的左下段，曲线斜率较小；(2)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加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迅速增长，位于S形曲线的中间段，曲线斜率较大；(3)高度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70%，城市人口增长趋缓甚至停滞，处于S形曲线的右上段，曲线斜率较小(见图2—1)。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表现为一条被拉平的S形曲线。诺瑟姆曲线的原始模型可以表示为：
式中，U为城市化水平；C为积分常数，表示城市化起步的早晚，C越小，起步越早；r为系数，表示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快慢，r越大，发展越快；T为时间。注25
图2—1 城市化曲线及其阶段划分
诺瑟姆同时认为，历史上存在与上述一般模式有出入的状况，比如进入成熟阶段，城市人口可能减少；或者由于城市中心人口的外迁，乡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可能会超过城市地区，从而使城市化曲线颠倒过来。注26在第一种情况下，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可能会减缓或者停止，结果会达到一种均衡，例如一旦城市化率达到40%~50%，就可能达到稳定的状态而进入成熟阶段。在第二种情况下，向城市迁移可能被向农村迁移所替代，城市人口向外迁移数量可能超过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数量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之和，城市化水平会下降。虽然这两种情形与城市化的一般历史相反，但有可能存在。有报道称，美国在1950—1970年间，每100人迁移进入大都市区，就有131人迁移离开大都市区。乡村人口在20世纪50年代有2/5迁移进城市，在60年代也只有1/2迁移进城市，但同期，乡村人口增长了3/4。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规律：聚集与扩散
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产业演进、要素流动的空间组织形式。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新的城市空间形态纷纷涌现。遵循城市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松散到紧密、由动态到稳定的演化过程。弗里德曼(Friedman)通过研究空间形态变化的规律，提出了空间结构演化的四阶段模式：没有系统独立地方中心的发展阶段——简单强大的中心和发展滞缓的广大外围地区——单一的全国中心和强大的外围次中心——功能上互相依赖的城市系统，并认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一体化发展。具体地说，在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的转化经历了如下阶段：单个城市膨胀阶段、市区蔓生阶段、城市向心体系阶段和都市圈或大都市绵延带阶段。
英国学者范登宝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城市发展阶段说”，将经济结构与地域产业布局对应起来。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从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经济过渡到第三产业经济、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划分与此相应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化、郊区化以及反城市化与中心扩散化。第一阶段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向城市集中，城市聚集效益明显，第二阶段表现为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群区的形成，第三阶段表现为“逆城市化”趋势。
第一阶段是以要素集聚为特征的城市形成阶段。在城市集聚效应的吸引下，劳动力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表现为单个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经济规模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共同作用为特征的郊区化阶段。一方面，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大城市不断聚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等不可移动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密集使用此类要素的工业企业向周围郊区迁移，形成郊区化。第三阶段实质上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后出现的“区域城市化”发展阶段(胡彬，2008)。作为工业化后期城市发展的典型空间组织形态，都市圈表现为一定区域内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凭借各种纽带关系相互连接，形成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发展带。城市间出现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从要素流动到产业关联和信息交流，形成相互补充或竞争的区域经济关系。Gottmann(1957)在对美国东北部沿海区域进行研究时首次采用了“都市圈”的概念。从空间组织形态上看，大都市圈是多中心城市化体系，且每个中心城市都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城市。在其他任何未连成片的大城市网之间，有城市化水平很低的空旷地带作分隔。作为一种复杂特殊的空间组织形态，都市圈实质上是“由于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进产业与人口在空间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顾朝林，1999)。
(三)钱纳里标准
钱纳里(Chenery,1975)指出，在处于持续均衡的经济中，城市化可能是一系列事态发展的结果：开始是出现需求和贸易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工业化，并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职业的不断流动。钱纳里根据约100个国家20多年间的30个变量，通过计量回归分析得出，“人均收入超过500美元时，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城市化人口在总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超过700美元时，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工业中雇佣的劳动力超过初级生产部门。然而，只有当人均收入超过2000 美元时，这些过渡过程才告结束。从世界迄今的经验看，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5%时趋于稳定。”注27因此，可以用钱纳里标准来概括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见表2—1)。
表2—1钱纳里标准
(四)大城市超前增长规律
大城市超前增长规律是指在城市化率进入30%~70%发展区间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和大城市的数量增加，即呈现出人口向大城市加速聚集的特点。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且城市化速度较慢，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难以显现；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不仅人口迅速向城市集聚，而且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得到更多的青睐；而在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放缓，城市规模的扩大更多地依赖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时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短缺和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开始制约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因此，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集聚经济是这一规律的内在动力。
在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大城市作为城市化主导力量的现象突出。1870—1940年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大西洋沿岸和交通便利地区的大城市发展迅猛。到1980年，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6.1%增长到74.8%，其中，18个特大都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45.6%。1950—1980年间，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实现腾飞，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00万，有70%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都市圈。2007年，占全部国土面积10.4%的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60%的人口，创造出70%的国内生产总值。
1975年，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城市化的成熟阶段，总体城市化水平约为67%，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7%，城乡迁移浪潮如火如荼，进入快速城市化通道，并且以特大城市的聚集与迅猛发展为主要特征。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7)》显示，195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29.1%，1975年城市人口比重达到37.3%，2007年则达到49.4%。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拥有人口比重从1975年的3.5%一举增加到2007年的8.7%；数量上，从最初仅有东京、纽约和墨西哥城3个发展到2007年的19个。这表明，世界城市人口分布呈现出向千万规模以上的特大城市聚集的态势，而且有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后备城市”正在加入这一行列。
充分认识并了解城市化理论及世界城市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对正确定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
2.3.2 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总结
城市化进程最早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西欧，然后扩展到北美，20世纪50年代后，以亚太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旋律。从总体上看，世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09年全球就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北美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已经高达2/3以上，而多数亚洲和非洲地区依然以农村人口为主，处在城市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化水平突飞猛进的阶段。《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订版)》预测，到2050年，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率将分别达到62%和65%。从地域分布上看，目前世界上1/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小城市(人口低于10万)，其中，人口规模大于50万的城市有52%坐落在亚洲。可以说，现在亚洲正成为城市化进程最迅速、城市规模增长最快的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在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且依然持续上升，但是归因于总人口负增长率，城市人口数量不断衰减。而发展中国家在大城市(人口在500万~1000 万)总席位中占据3/4，是未来城市化的主力军和主流趋势。
根据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同步”抑或“偏离”，城市化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还是“自下而上”自主诱发两个维度，可将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总结如下：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同步”与“偏离”
在研究各国经济结构转变时，钱纳里和赛奎因曾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转变，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与1970年相比，2007年世界上多数国家工业化水平集中在20%~40%，城市化率分布在20%~80%。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城市化增长快于工业化，工业化发达国家工业产值比重相对稳定或略有下降，但城市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对于较早进行城市化的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而言，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且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同步进行，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巩固了美国城市化发展的成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偏离”的现象，或者工业化滞后，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出现“超前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主要代表；或者城市化停滞不前，工业化、非农化水平却不断提高，出现“滞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现象，以中国和印度为主要代表。超前于工业化发展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出于各种原因(如战争避险、没有迁移限制的城市偏向政策、社会文化与等级传统、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对外开放等外生冲击因素)涌入城市，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房价高涨、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教育、医疗、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短缺和环境污染等，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提出严重挑战。反过来，滞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城市政府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经济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了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拉美国家为摆脱大国控制，纷纷采取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大量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进口国外原材料，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但是在债务压力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脆弱的工业竞争力被一举摧垮，大量失业人口聚集城市，通货膨胀难以控制，城市贫困现象突出，经济陷入僵局。归根到底，当一个国家工业根基不稳固、产业国际竞争力差时，超前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动荡、财政危机和“城市病”，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与市场的较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城市化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带来城市化，产业、厂商等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地理上集聚或分散的过程。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是指政府按照既定的发展计划有针对性地控制人口流动，包括在城乡或城城间和产业间流动。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和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有各自的不同表现。
美国城市化主要缘起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美国的工业化遵循了先消费品工业后重工业的道路，霍夫曼比率不断下降，产业结构依次演进，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不同于以工业化“拉力”为主的英国，兴盛的农业是支撑美国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力”。此外，由于奉行地方自治，城市数量多，因此市场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日本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政府一方面向工业部门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工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国土进行合理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由于城市化早期和中期大量农业资源流入城市，耕地抛荒现象严重，农业出现萎缩，日本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注重提高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利益，制定了大量法律扶持农村经济发展，致力于城乡均衡发展。
(三)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因素。文化意识的转变对农村人口迁移决策、城市化率有很大的影响。19世纪中期的法国农业所占比重较大，小农经济生命力强，土地对农民有较大的牵制力，农民的土地维权意识较强，因而农民向城市永久性迁移的愿望不强烈，多数为临时性流动。1806年以后的百余年间(1806—1931年)，法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人口比重由16%缓慢上升到50%。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运作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农民开始转变思想意识，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法国学者20世纪50—60年代进行的一项迁移原因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农民社会地位低下，农业劳动艰苦，农村教育落后；而城市非农职业相对轻松，收入高且社会地位更高，城市文化生活和教育资源更丰富。1975年，法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8%。
长期以来，印度的城市化进程缓慢，表面上看是工业化水平低、第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所致。自1985年拉·甘地提出电子革命战略后，印度历届政府都将软件技术列为优先发展产业，走上了一条以技术为核心的工业化之路。1991—2005年，印度年均GDP增长率超过6%，服务业所占比重由43.7%上升到51%，工业占比由25.4%微降至24.6%，农业占比则由30.9降至24.4%，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十位。但是，以软件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存在很多问题，诸如产业关联度较低，劳动力吸纳力有限等。与此同时，传统工业难以振兴，农业投资率不断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印度的工业化道路采取了一种“迂回机制”，从农业经济直接进入服务业经济，然后补救工农业发展。
事实上，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对印度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红生，2006)。印度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显著的刚性特征(任佳，2006)。究其原因，一是印度强大的种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社会变动。人际关系的纽带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工作属性、务农种姓、传统工商业种姓和高级种姓之间有相对严格的从业领域划分。种姓和族群因素正在成为阻碍弱势种姓群体进入城市的负面力量。二是土地私有制与其他传统印度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对城市化产生消极影响。印度农民对土地有强烈的归属感，“外出打工的结果不是失去土地，而是为了保住土地或扩大土地规模”。有土地的人不愿放弃土地，那些没有多少土地的人同样也不愿或不能离开土地。地主不愿自己耕种又不愿放弃土地，所以会想尽办法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也有些人特别重视农村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不愿放弃农村中相对较高的地位而去城市从事较低贱的工作。近年来，印度政府试图效仿中国设立经济特区，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受到印度农民的百般阻挠，考虑到上述因素，这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已经成为印度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阻力。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不同国家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发展背景、道路和经济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发展或城市化道路，取决于诸如气候、地理、交通、自然资源等区位因素，劳动力、知识、物质资本存量等生产因素和社会政治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等软因素。统一的、可复制的城市化模式并不存在，盲目照搬他国经验而不顾本国国情将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