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个别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崇尚逻辑演绎，排斥历史分析。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做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现象，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开始就已经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一点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市场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从客观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自然的人类本性造成的。同样，以资本主义当事人的认识和思想表达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被看做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比如，经济人假设被看做无须证明的公理，私有制被看做人类利己本性的表现，自由契约被看做天赋人权，成本收益分析被看做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比较优势理论被看做和物理学的定理一样超历史的科学原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被严重弱化，数典忘祖、抛弃传统、生吞活剥、照搬照抄的历史虚无主义严重泛滥。显然，用这样的思想指导改革，难免不出现颠覆性错误，难免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注17“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注18熊彼特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注19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5 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注20中国的经济学是从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肥沃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深扎根于历史的肥沃土壤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看不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改革开始时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关系。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曾经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营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注21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比比皆是。

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能脱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而且不能脱离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历史遗产。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认识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恐怕人们是很难加以否认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改革以来农村实行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土地经营制度实际上是古老的家族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此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政府和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并伴随理论的繁荣兴盛。而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则是中国的理论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我们的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