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书的创新与特色
1．创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模型
在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决定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决定论，构建了新颖的、结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际、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并根据此模型分析了需求结构（内需结构和内外需结构）的现状、问题及成因，进而提出了改善需求结构、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这个新颖的模型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分析了已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并提出了政策，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有益探索，而且借助数理模型努力将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化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以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
2．分析了中国经济内需结构、内外需结构的失衡问题，并与美国、日本进行了比较研究
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内需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2001—2012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处于50%～60%的水平，低于日本75%～80%的水平，更低于美国80%～85%的水平。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显著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2001—2012年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处于17%～22%和20%～24%的水平，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处于35%～48%的水平。
本书以大数据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外需结构失衡进行了多视角分析：一是以大数据方法，应用全国工商和北京市工商局的数据，从股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的真实内外需结构，在国内首次以北京市为例阐明了中国内需和外需结构的真实微观经济基础。二是根据本书重新定义的内需和外需结构，分别计算了中国、美国、日本的内外需结构。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内外需结构失衡最为明显，中国的外需比重最高，日本次之，美国最低，分别为0.297、0.193和0.096。三是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高。同期，美国的对外依存度为18%～24.1%，日本的对外依存度为18%～19.6%，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为38.69%～63.3%。
3．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路径及对策
借鉴国外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经验，中国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路径及对策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以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以自主创新建立民族经济体系扩大内需；以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变和政策协调扩大内需；以健全资本市场扩大内需；以扩大内需为导向重塑主体功能区政绩指标。
（1）以创新驱动战略，建立完整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独立自主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的变化，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满足日益增加的加工业和银发市场对机器人的需求。
（2）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自主创新推进城市老旧小区加固、节能、宜居改造，对老旧楼层安装电梯、加顶等，以解决老年人生活不便的问题，奠定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物质基础。此外，它还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缓解产能过剩。全面加固老旧小区楼房，将直接增加对钢铁、水泥、玻璃等传统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显著缓解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老旧小区楼房加固会引发大规模的居民消费，重新激励和启动家庭装修业，居民的室内装修资金全部来自家庭收入或储蓄，此类居民消费增长必然直接带动室内装修业、家电、家具和文化饰品的投资及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3）以“惠民为本”原则，通过创新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财政补贴政策从“以资为本”转向“惠民为本”，清理财政补贴，将原来补贴企业的资金，如出口退税、“菜篮子”补贴等直接用于补贴居民消费，增加全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有效扩大内需。所有的消费补贴都不以现金的形式，而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每年消费券的截止期为阴历正月十五日；过了截止期，消费券作废。只要是国内民族企业的产品都可以用消费券购买，以有效地扶持民族企业，增加民族企业的就业，提高就业者的收入。
根据“惠民为本”原则，完善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所得税可以先易后难，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逐渐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3500元/月·人提高到2万元/月·人。通过提高工薪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有效地刺激内需和经济增长。
（4）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制度，将中国资本市场培育为国际第二强市，以促进内需扩大和实体经济发展。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亟须在以下几方面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
第一，建立股市对称性交易制度。①如果股指期货的交易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即T+0，那么股市现货市场的交易规则也应从T+1改为T+0。如果股指期货的交易资金维持现有的杠杆率、继续实行保证金交易制度，则股市现货市场的交易资金也应实行同样的1∶7杠杆率，并实行保证金交易制度。②如果股市现货市场的交易规则不变，仍为T+1，则股指期货的交易规则也应与国内惯例接轨，从现行的T+0改为T+1。与此同时，股指期货的交易资金与国内惯例接轨，从现行的1∶7杠杆率改为1∶1，同时取消保证金交易制度。
第二，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改革IPO网下询价制度，将现行的荷兰式竞价法改换为美式竞价法。美式竞价法有利于“做低”网下中标价，进而“做低”网上申购价格，并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消除IPO严重超募的现象。
第三，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减少和消弭“铁公鸡”，使资本市场投资者通过持有股票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从根本上改变投资者频繁买卖股票的盈利模式。若投资者愿意通过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得股息，则资本市场就会逐渐稳定。
第四，健全股票回购和限制“大小非”解禁的制度，严格退市制度，降低交易杠杆。要制定有关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和条件及保护持股者利益的制度，尽快实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退市制度。
（5）以扩大内需为导向重塑政绩指标。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为指导，构建全新的主体功能区可持续发展政绩指标。全新的政绩指标不仅将经济增长的质量、科技创新、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公共安全、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其中，而且在指标体系中既设置了正向激励指标，又设置了负向约束指标，以全面反映各级政府履行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职能的绩效，对承担不同功能的地方政府进行差别化的分类考核，有效地扩大内需。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健教授是本书的主笔，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并统纂和修订了全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双双博士参与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马小芳博士参与了第五章的写作；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王茹博士参与了第二章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