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道德建设同法制建设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形成社会风气都有重要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治安的稳定，要靠法律制裁也要靠道德教育。同样，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的形成，不但要靠道德教育，而且也有赖于法制建设。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探讨一下法制建设同道德建设的关系，更自觉地使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相辅相成，更明确地使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相互为用，从而更有效地运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以便约束和制约一切不良行为，达到为社会主义社会培养新的道德风尚的目的。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成为统治阶级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道德教化”和“法律制裁”是历来统治者所采用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也就是列宁所谓的“两手”问题。对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来说，究竟是“法律制裁”更重要，还是“道德教化”更重要，在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上，曾经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强调法律制裁特别是严刑峻法的重要意义。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德教化”成为统治阶级更为重视的一种手段，支配着中国长达两千年的政治生活。但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维持，是绝不可能只靠“道德教化”的，而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所实际执行的，都只能是德主刑辅或德刑并用，只不过是在加强法治的同时，更加注意对老百姓的道德感化，从而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罢了。
从历史上法家和儒家争论的情况来看，法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法学家，而儒家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道德学家或伦理学家。法学家强调法治的重要，伦理学家则强调德教的重要，尽管在争论中往往各执一词，有许多片面的地方，但他们对稳定社会秩序、治理社会混乱、维系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启发的深邃思想，仍然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吸收。
孔子是强调道德教化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关于德治的最有名的一段话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这就是说，一个统治者治理国家，如果只用法律、政令来引导老百姓，只用刑罚来整治他们，这样，老百姓只求苟免于刑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能够用道德来教化他们，用道德规范来整治他们，这样，他们就会知道犯罪是可耻的，因而就能够在以后改正自己的错误思想而不再犯罪。孔子在这里并没有否认法律、刑罚的必要性，他强调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更重要的是要使老百姓有羞耻之心。孟子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孟子所说的“善政”，指的就是法律、政令的治理，他所说的“善教”，指的就是道德教化。孟子强调道德在协调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重要作用，总结了历史上道德教化的经验，提出了人和人之间的“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夫外妇内、尊老爱幼和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孟子认为，完善道德教化，就是要从内心中强化每个人的道德义务，从而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谐。西汉初年的大思想家贾谊，从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出发，在他的《陈政事疏》中，进一步提出了刑罚和道教的不同的社会功用。他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4]他还进一步说明：“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6]贾谊所说的“礼”，同孔子一样，主要是指道德教化而言的。他认为，一些人之所以只看到刑罚的作用而看不到道德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道德教化是要在人们为恶之前加以诱导，从而达到使人们不违法犯罪的目的，而法律则都是惩罚于已经犯罪之后，所以它的威慑作用是容易看到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道德教化能够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做道德选择的能力，从而不再犯罪。他还认为，只是强调对犯罪者施以刑罚，还容易带来一些人怨恨和反社会的情绪，而道德教化则容易促进人和人之间产生情感的和谐。鲁迅认为贾谊的《陈政事疏》是“西汉鸿文”，毛泽东同志认为《陈政事疏》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而贾谊的《陈政事疏》一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阐述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贾谊关于“德治”和“法治”关系的论述，在我们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商鞅、韩非等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们从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强调以法治国的重要，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进行军事兼并，必须强化法律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治理，重要的不是进行道德教育，而是要利用人民求利的心理，使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足。商鞅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而道德说教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刑罚才能使人们不敢违法，只有奖赏才能够使他们为求得功利而积极从事耕战，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商鞅也强调“义”的重要，他认为“义”就是国家人民之大利，因此，他说“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5]，只有强调刑罚之功用，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商鞅强调“以刑去刑”，即只有用法律的惩罚，才能使人们不敢再去犯法。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商鞅甚至认为，应当“轻刑重罚”，因为“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这也就是说，只有“轻刑重罚”，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从人的本性都自私（“自为”）的前提出发，认为企图用道德教育来改变人的天生的自私的本性，只能是徒劳无功的。韩非认为，要想使人们去恶为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运用法律的手段。他认为，对于一个没有道德、违法乱纪的“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但是，一旦“州部之吏”，“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韩非明确提出，治理国家，要“不务德而务法”[7]。韩非继承商鞅的思想，他认为，既然人的行为总是从趋利避害出发，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要计算利害得失，统治者应当根据人们的这种“计算”心理，把“刑罚”和“奖赏”作为治理国家的“二柄”，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到了西汉昭帝时，尽管汉武帝时已“罢黜百家”而德治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但桑弘羊等仍坚持法治的思想，认为只强调道德教化，不重刑罚，实际上无益于国家富强和生产的发展，却会纵容那些懒惰和奢侈之人。桑弘羊认为，对坏人施以刑罚，如同对杂草加以锄除，“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否则，有杂草不锄，要获得丰收，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们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追逐私利的情况下，要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必然会为私利而发生各种斗争，如果没有法律，人类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护，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8]，这是有深刻道理的。法家还强调，刑罚对一切违法犯罪之人，都应当同样对待，这就是所谓“法不阿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法不阿贵”和“贵法不贵义”是法家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法家也强调进行法治教育，把法律公之于众，在罚的同时要赏，从而达到尽量避免人们犯罪的目的。
在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的争论的同时，也出现了主张要正确对待两者关系的“德”、“法”并重的学派。管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时，不仅要加强道德教育，“厚爱利”，“明智礼”，而且要“申之以宪令”，“振之以刑罚”[9]，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安定，不会发生暴乱。孔子虽然强调德治，但他也认为道德感化和法律制裁这两手必须交替运用，而不能只强调德教。他认为在治理国家时应当宽猛并用，认为只有“宽以济猛”和“猛以济宽”，才能达到“政是以和”[10]的目的。他说的“宽”就是“道德教化”，他说的“猛”就是法律制裁。荀子强调“礼以定伦”，管子提出“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认为只有如此，社会秩序才能更好地得以维持。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大戴礼》，进一步阐明了道德教育和法律制裁的关系，认为两者不可偏废。当然，在所谓“道德教育”和“法律制裁”并重的思想中，一定的思想家总是要或多或少偏重其中的某一方面，或认为某一方面是更根本的。
自汉以后，从表面上看，统治阶级历来都推崇儒家，实行“德治”，强调道德感化的重要，从主导意识形态来看，把“导之以德”作为政治统治的主要一手。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放弃“法治”的刑罚作用，都不会忘记用刑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儒家的“德治”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德治”与“法治”并用的手段，不过他们更重视“德治”的作用，强调道德感化的功用。自隋唐以后，立法工作大大加强，隋律、唐律都有十分详细的法律明文规定，对各种违法的行为都规定了详细的处罚办法。以后，宋代、明代直到清代，都有很详细的法律条文，而且在历史的某些特定时期，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动荡时期，统治阶级就更加重视刑罚的作用，这同他们所强调的“德治”和道德教化，从表面上看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德治”和“法治”的思想，应当说，都包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德教和刑罚的关系的理论来看，法律和道德是阶级社会中统治者规范人们行为的两种重要手段，一种靠行政权力的强制，一种靠道德教育的感化，它们各有自己的功能，各有自己的起作用的方法，各有自己的特殊性。从维持一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来说，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代替另一个，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秩序都不可能协调发展。道德教化的功能，力求使人有羞耻之心而不去犯罪，但对已经犯罪和为非作歹之人，则必然要有法律的惩罚。在当前我国社会中，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料的不足，一方面是长期私有制的影响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人们的腐蚀，再加上国际上敌对势力的渗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引诱，犯罪现象不可避免，有时还可能很严重。因此，强调“法治”的作用，以法治国，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决不能片面地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为道德教育能够防患于未然，能够使人们知道犯罪的可耻，而且还能够培养人们为他人服务和为社会献身的思想，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素质的提高，因此，更应当大力加强。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说，“法治”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加强道德教化以减少犯罪，从而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社会风尚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我们所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
注释
＊本文原载《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院刊》，1997（1） 。
[2]《论语·为政》 。“德治”，许多人认为就是“人治”，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儒家强调“德治”，主要是指要由有道德的人以身作则，用道德教育来感化老百姓。
[3]《孟子·尽心上》 。
[4]《汉书·贾谊传》 。
[5]《商君书·开塞》 。
[6]《汉书·贾谊传》 。
[7]《韩非子·显学》 。
[8]《荀子·礼论》 。
[9]《管子·权修》 。
[10]《左传·昭公廿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