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篇

大河的孕育 & 大海的造就

别样天地

华夏环境

华夏与西欧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极其不同的，二者差异甚大。古代的关中是华夏民族发源的主要地区，生态环境十分优美，是早期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选择区域之一。由于第四纪冰川作用对这里的影响远没有对欧洲、北美同纬度地区那样广泛和强烈，生物演化受到的影响较少，所以生物种类（包括特有种属）特别繁多，地理成分丰富，地质分布也比较混杂。华夏自然环境最突出的特点是季风影响显著，亚热带面积广阔，从南到北跨纬度12°之多，中国的亚热带植物在世界同类植物中所占面积也最大。同时，高原丘陵和山地占有很大比重，土壤和生物资源丰富。由于降水充沛，许多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在高原和平原地区形成了诸多水系，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古代关中曾有赞美曰：“荡荡兮八川分流”，这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八水绕长安”之说的来源。中国的西安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十三朝古都，除了位于关中平原，气候宜人，军事战略位置优越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源丰富。“长安八水”全长530公里，指的是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流，它们在西安城四周穿流，均属黄河水系。古都与长安八水是华夏民族生长之地的自然环境的缩影。华夏民族的最主要发源地是黄河流域，自古以来林茂草肥，属于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所以黄河也被称作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国人称其为“母亲河”。黄河流域每年都会产生16亿吨泥沙，其中有12亿吨流入大海，剩下4亿吨长年留在黄河下游，形成了冲积平原，十分有利于种植。

西欧环境

如果说华夏的自然环境是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那么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欧洲则处于一片蓝色波涛之中。亚洲大陆西侧的欧洲三面环海，在这片与中国面积相仿的土地上，海岸线长达3.8万公里，每260平方公里就有一公里长的海岸，海岸线比例高居各洲之首。欧洲延伸至海中的岛屿面积占到34%，陆海交错，港湾林立，由于大陆轮廓破碎，多在北纬36°～70°之间，海洋影响深入内陆，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十分显著，地中海气候普遍分布。这里的典型植被为硬叶常绿旱生林和灌木丛。狭窄的陆地和多山地带及大面积的石灰岩和贫瘠土壤构成了这里的地貌环境。总体气候特征是冬季湿润，夏季炎热。地中海是一片大陆环绕的海域，水文特质独具一格，潮汐较小，海水很深，含盐量较高，在水域表面形成了沿岸海流，海域呈狭长形，分布着众多岛屿和小区域，不仅包括爱琴海诸岛，还有纵贯希腊半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脉丘陵和盆地，这些平原和谷地被一道道崎岖山岭割裂成狭小的地块，诸如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迈锡尼，还有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特洛伊、米利都、罗德岛以及后来建立的希腊人城邦。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只要有勇气应对大海的挑战，这里的海洋便构不成隔离的因素，反而成了地球上连接的因素。在这样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块陆地群中，整个陆地距海都比较近，最远的不过500公里。以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为例，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它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它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多山环海，地势崎岖不平，仅有若干个小块平原，但又多为关隘和山川所阻隔。这里的土地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而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这里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海产资源比较丰富。对于在这块陆地繁衍的人群来说，海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至关重要的资源，几千年来赋予了他们蓝色波涛的馈赠和挑战。

一方水土

大河文明

大河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这种区域农业往往很发达。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所以大河文明也叫农耕文明。它的根基是大河流域，那里沃野千里，灌溉便利，有独特的农耕条件，农业是这些地区的人们生活发展的基本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在这种环境基础上发展的。汉族是东亚大河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它的起点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5000年的连续性和成熟度在世界上无可比拟，中华炉火纯青的农耕技术和农业文明的绵延发展将华夏各民族串联起来，形成了以黄河、长江为主的大河文明，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文明。

大河农耕文明的一个科学指标就是多于400毫米的降雨量，科学家在画这条400毫米降雨量线时惊讶地发现，这条线和中国的第一标志万里长城几乎是完全吻合的。长城以南水量丰富，可以种稻谷、小麦，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的特点是早熟性、持续性和多样性。各类蔬菜谷物的生产也促使了各类农具的制作发展。中国是一个水量最丰沛、灌溉地域最大的淡水文明古国，华夏民族是一个依河而生、治水灌溉的民族。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治水，大禹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中的英雄。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生活习俗，都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化元素，形成了以“水有灵异”为基本认识的敬水治水文化，始终追求人水的和谐关系。农耕文明和水文化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农耕文明没有侵略性，它从不远征，农耕文明下的人民，在自己的水域所灌溉的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土地春耕秋收，四时交替，是水让他们拥有了这样一种生存方法。在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大河当中，依然在为一个伟大民族输送水量、灌溉、发展经济的，只剩下中国的大河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微的大河文明，而作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扩张的行径，因为亚洲的大河流域水系，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我们祖先的稳定生存和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海洋文明

一种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说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引领人类的社会文化。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历史上海洋文明国家的主要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在华夏早期文明封闭式发展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形成了海洋文明最早开发的舞台。海洋文明的故乡爱琴海区域没有繁茂的草原和大河流域，只有小块的岛屿和沿海平原，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海洋势能铸就了希腊人勇于开拓进取，兼收并蓄，向往征服的文化性格。

海洋文明也被称为次生的海上骑马民族的文明。由于陆地生存条件有限，四千多年前，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把西亚的商品经济文化传统发展到了海上，成为集海上商道为一体的典型的海上骑马民族。这些爱琴海的子孙不像江河流域的居民一样安土重农，更多的是在大海上凌波往来，用从海上劫掠到的资源，加上利用当地植物和矿产资源的制品换取生活资料，这使得海洋文明走向繁荣的起点。海洋文明依赖于另外一种水。这种水第一用来航行，第二用来晒盐，第三是近海的渔业捕捞。海洋文明所依籁的海水的三个作用，与大河文明相去较远。由于海蚀地貌不能种稻米作物，农业文明就不能发展，人们只好远航去找自己的活路。海水除了和淡水一样能作为循环整体来调节全球气候外，其主要功用是远航和运输。因此，这造成了海洋文明外向的结构特点。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贸易条件，沿海多良港，岛内森林茂密，可为建造航海船只提供原材，海洋民族海上贸易顺利时是商人，穷途末路时则是海盗。海洋文明的结构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带有很大的侵略性，因为它呈现的是此岸和彼岸的关系。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之后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海洋文明，它对以后地中海地区及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神话传说及航海技术和手段等方面。

时空遥望

治水史话

回顾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华夏大河文明，治水的历史深邃而悠长。“治国先治水，有土才有邦”是华夏祖先的传统思想。黄河、长江滋生了令世界敬仰的中华文化，而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堪称世界经典的水利工程，可谓造福一方的治水文化的典范。大禹、李冰、王景等古代治水英雄的背后，闪烁的是中国人治水理念的光辉。

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面对岷江的连年水患，企图将蜀地建成重要农业生产基地的秦惠文王，决定彻底治理这股水患，以充实国家实力，图谋更大的霸业，而他相中的这个治水人选便是李冰。李冰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战国时期秦国人。战国时期的岷江，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到灌县附近，进入一马平川的平原，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泛滥成灾。李冰带着儿子二郎对岷江进行周密考察后，决定在今天都江堰的位置修建堤坝。李冰为治水修的这个堤坝有三大创举：一是治水化大为小，先疏后堵，分而治之。他率领百姓把玉垒山凿开了一个二十米宽的口子，叫它“宝瓶口”；二是筑坝聚小为大，即制作大批竹笼，装载更多石料，从而便于稳定激流之中修筑的围堰；三是用石头人淹入水中建立了先进的水文观测站，用以观测岷江水位高低，逐渐摸清了水位涨落的幅度。都江堰的成功建成解决了千百年危害老百姓的岷江水患，还充分发挥了江水的灌溉功能，将蜀地开发成肥沃富庶之乡，四川盆地“天府之国”的美名由此而来，岷江流域的治水成功也使得李冰声名远扬。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人们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石像制作于东汉建宁元年，这说明早在1800年前，李冰的治水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贯穿于中国漫长历史的治水文化在华夏民族中的核心地位。

现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的都江堰由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自然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它不仅凝聚着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也是华夏民族治水史话的当代见证。

海盗传说

西方粗犷的海洋环境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海盗历史。从希腊时期到罗马帝国直至中世纪，从地中海至英吉利海峡到大西洋千百年来都有着欧洲海盗令人望而生畏的影子。

最早的海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这被记载在一块黏土碑文上。希腊的商人在腓尼基和安纳托利亚这样的地中海港口进行贸易时，偶尔会被海盗袭击。在古罗马时期，东地中海的海盗活动比较猖獗。罗马军事统帅庞贝曾建立过专门对抗海盗的舰队。一度失势的尤里·凯撒甚至被海盗俘虏过，之后他进行了残酷报复，调动舰队把海盗在法尔玛库兹的巢穴彻底摧毁。比较有名的西方海盗是穷凶极恶的维京人，他们曾让整个欧洲不得安生，如今文明和善的丹麦人正是这些北欧海盗的后代。公元793年的一天清晨，做毕晨祷的修道士们从石头墙上窄窄的窗缝向外望去，晨雾迷茫的大海上似乎几艘大帆船正在向小岛驶来，不多久，魔鬼随着从船上涌出的海盗们一起降临到林迪斯发那岛上，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和盾牌，直奔修道院的藏宝库呼啸而来。经书文件被粗暴地焚烧，几百年的珍宝被一抢而光。在人们绝望的注视下，这些似乎从天而降的魔鬼带着掠夺到的财宝扬长而去，转眼之间那几艘大船又消失在茫茫大海上。这些从此令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不得安宁的“北方海盗”就是被称为海盗祖先的维京人。维京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大约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在欧洲历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页。关于维京人的记忆多来自民间的传说，他们被描写为无法无天、乘战船出没于海上，专门袭击欧洲富裕的城池和宗教圣地，掠夺金银财宝的海上魔鬼。他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欧洲：英伦三岛、德国、荷兰、法国，以至地中海国家，直到俄国，甚至北美大陆也有维京人的足迹。直到13和14世纪，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仍是海盗的出没地，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海上暴力像流行病一样肆虐蔓延，成为制约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

千百年过去了，虽然海盗文化并未绝迹，但当年那些既勇猛又凶残、驰骋大海叱咤风云的海盗已经成了传奇，而他们的后代却成了现代世界文明和富裕的丹麦人。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欧洲，他们的海洋文明史中总也抹不去这种强悍、掠夺和冒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