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早期北京话语法研究概况
1.2.1 海外研究概况
海外的早期北京话研究主要集中在日韩两国。韩国方面的研究起步略晚，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良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先生对《京语会话》《骑着一匹》《关话略抄》《汉语独学》等早期教材的挖掘整理工作，相关成果一部分被收入《汉语会话书》和《汉语会话书续编》，一部分则以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内部刊物的形式传布，惠及学界。语法研究方面，较多集中于对早期教材中语法现象的描写和讨论，申美燮、金雅瑛两位学者近期较为活跃，系列文章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学界的研究起步则非常早，太田辰夫、尾崎实、香坂顺一等老一辈学者推动了学科发展。明治九年（1876），北京话成为学习对象，大批北京话教材和语法书应运而生，为早期北京话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太田辰夫是北京话语法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佐藤晴彦（2018）把他的研究贡献总结为两点，第一点是“探索清代北京话的语法特点”，前文已有介绍，山田忠司（2018）对七大特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陈晓（2015）通过对满蒙汉合璧文献、清末京味儿小说、戏曲、域外教科书等20部作品的考察，对清代北京话的语法特点及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二点是“发掘清代北京话研究的新资料”，太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中就大量发掘并充分运用了满汉合璧会话书、官话正音读本、京味儿小说、北京话教科书等资料，给后世研究指明方向。落合守和、竹越孝、寺村政男等后辈学者对《清文启蒙》《庸言知旨》《清文指要》等满汉合璧文献做了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落合守和先生在供词、曲艺、京味儿报刊中发掘出一批新材料，线索非常宝贵。竹越孝先生在英法等国图书馆中发掘出《满汉合璧集要》《清文指要》《问答语》等文献的重要版本，并利用满汉合璧文献对“罢了/罢咧”“是呢”等用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内田庆市先生最近整理出版的《北京官话全编》非常值得关注，语言面貌可与《语言自迩集》媲美。
此外，太田先生还非常重视专书研究，对《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小额》《北京》《离婚》中的词汇语法现象都有专门研究，他对清末京味儿小说《小额》尤其钟爱，其弟子佐藤晴彦先生这样回忆道：
上课时，太田先生始终满面笑容，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小额》的无限热情，也看得出《小额》给他带来的无限乐趣。
在这门课上，太田先生每次会发两三张讲义，对《小额》作了很详细的注解，由太田先生亲自刻蜡版的。我认为后来由汲古书院出版的《小额（社会小说）》必定是根据这些讲义资料编写的。（佐藤晴彦，2018）
这一治学理念为后世学者所继承。一些学者对《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北京》《官话指南》等经典语料进行再挖掘，代表研究包括藤田益子对《儿女英雄传》中的“价”“重叠”和“被动”等课题的系列研究。《红楼梦》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今井敬子（1991）对“来”和“去”的考察，地藏堂贞二（1996）对疑问句的研究，以及大岛吉郎（1992、1993）关于“吗”和“着”的论文。山田忠司（1998）在太田先生研究基础上，结合《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和老舍作品对“给”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探讨。干野真一（2015）和下地早智子（2015）分别对《北京》的起点类介词以及《官话指南》的时体标记“了”进行了考察。
佐藤晴彦、落合守和、内田庆市、地藏堂贞二、山田忠司、竹越孝等学者对《北京官话全编》《京话指南》《燕语新编》《今古奇观》《说聊斋》《埋香记》等新语料的整理研究都富有新意。目前日本已经正式出版的早期北京话语料汇编有以下三种：《中国语学资料丛刊·白话研究篇》（4卷，波多野太郎编，东京不二出版社出版，东京，1984）、《中国语学丛刊·燕语社会风俗、官话翻译、古典小说、精选课本篇》（4卷，波多野太郎编，东京不二出版社出版，东京，1985）、《清民语料》（3卷，落合守和编，东京清民语料研究会出版，2002、2003）。
1.2.2 国内研究现状
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即是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吕叔湘、孙德宣等老一辈学者在研究中也利用了《说聊斋》《讲演聊斋》等民国京味儿小说。可见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起步并不晚，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未能得以延续，虽有一些研究讨论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和老舍作品中的语法现象，也显得零散不成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冷清局面被打破，研究队伍得到明显壮大，除了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这几所有着北京话研究传统的机构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也形成了研究团队。在研究方面，对《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语法现象进行探讨的研究明显增多，崔希亮、李小凡、项梦冰、李宗江、哈伟诸先生对《红楼梦》的处置式、疑问句、状态词、给予义动词、副词进行了探讨，成果被收入《〈红楼梦〉的语言》（吴竞存编，1996b）。龚千炎（1994a）结合两部作品讨论了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变过程一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语法现象。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域外北京话教科书研究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1994、1995）是开山之作，该文不仅对《燕京妇语》中的特殊语法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更是令读者感受到了新材料给早期北京话研究带来的巨大学术空间，极大推动了研究的发展。类似的研究还有孙锡信（1997）。在王顺洪、张卫东、张美兰、李无未、张西平、姚小平、王澧华等先生的引介下，大批日本、朝鲜、欧美作者主导编写的早期北京话教科书进入研究者视野。《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张美兰主编，2011）、《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李无未主编，2015）、《语言自迩集》（威妥玛著、张卫东译，2002）等影印资料汇编和整理本给国内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张美兰与陈思羽（2006）、张美兰（2009）结合域外教材分别对清末北京话的话题标记和句法特点进行了细致研究。杨杏红（2014）首次对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的语法系统进行系统描写。在西人教材方面，宋桔（2015）对《语言自迩集》中的语法现象和语法思想做了深入探讨。
（二）语法要素历时演变研究
李炜先生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开展得较早，他对“给”相关用法的历时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您”和介词也有深入探讨。曹炜先生的系列论文对北京话人称代词的历时嬗变进行了系统考察。
北京话中的副词特点十分鲜明，一些用法主观性极强，张世方（2010a）、陈晓（2013）、韩沛玲等（2015）、魏兆惠（2016）对“刷白”“所”“且”“满”的研究有一定说服力。陈前瑞、韦娜（2013）从语序接触的角度分析北京话双“了”句的兴衰，研究视角和结论令人耳目一新。连词方面，赵日新（2018）对并列连词hàn、hài的来源进行了考察，龙国富（2018）对连词“只要是、就算是、虽说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探讨，他对北京话中儿尾结构、“来+N”构式的形成也有独到见解。陈颖的《早期北京话语气词研究》（2018）从主观互动的视角分析了清末民初北京话的主要语气词“啊/呢/哪/么/罢/了”的语义，并深入探讨了语气词的互动等级序列和语音弱化程度的关系。
此外，敬称代词“您”、被动标记“让”、处置标记“给”、被动标记“给”、被动标记“让”这几种重要用法的来源问题是热点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前辈时贤的重要观点将在相关章节中详加介绍。
（三）满汉语言接触研究
在满语界，胡增益（1989、1995）探讨了《红楼梦》中“白”的特殊用法，认为系借自满语“bai、baibi”，这个议题也引发了长期的讨论。爱新觉罗·瀛生（2004）列举出《清文汇书》《清文启蒙》《红楼梦》中的相关用法，展示了不同时期旗人北京话的面貌以及诸多受到满语影响的北京话现象。
在汉语界，孟琮（1985）讨论“咧”时利用了满汉合璧文献。近几年来，一些研究者自学满语，发表了一些颇具深度的研究。祖生利（2013）是一篇极具启发和指导意义的经典之作，作者在《清文启蒙》和《清文指要》中发现了大量满式汉语用法，如“因此上”“求的上头”中的“上/上头”表示原因，对应于满语的后置词ofi和位格-de，他提出类似的旗人汉语中的满语干扰特征是前人在不完全习得汉语过程中固化并传承下来的民族方言特征。张美兰、綦晋（2016）比照《〈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中的7个版本，发现“（的）上/上头”等8种满语虚词的对译形式到了《语言自迩集·谈论篇》（1867）就已基本消失，认为这体现了满语在与汉语接触、融合过程中逐渐衰落的历程。陈前瑞（2006）认为“来着”的产生受到满语很大影响。王继红等（2017）认为：清代满汉合璧文献中的“V1着（O）V2”构式受到了满语影响，使得V1的开放程度更大，结构更复杂，语义更多样，[+持续性]也并非进入V1的唯一标准。
《清代句末语气助词“是呢”“才是呢”》（祖生利、毕晓燕，2017）、《从〈清文指要〉和〈重刊老乞大〉的差异看满语对汉语的影响》（陈丹丹，2017）两篇研究也具有一定启发性。
（四）南北官话对比研究
张美兰（2008）利用《官话指南》的异文材料考察了清末民初介词在南北方官话中的区别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翟赟（2018）依托大规模语料，系统考察了南北官话在句式、语序、副词、介词等方面的差异。郭锐、翟赟、徐菁菁（2017）通过对大规模语料的统计分析，对南北官话语法项目的异同和混合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对普通话的来源构成和分期有了新的认识。
（五）共时语法化研究
以方梅先生的系列论文为代表，前文已有详细介绍。
如上所述，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近十年中，在类型学、互动语言学、话语分析、语法化、语言接触学说等先进理论的武装下，早期北京话研究展现出勃勃生机和巨大的潜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富矿”。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前的研究在整体上仍然十分薄弱。吕叔湘先生指出，专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寥寥无几，对早期北京话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得还远远不够。新材料的挖掘整理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很多重要的语料在研究中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导致一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得不到直接证据的支持，经常得求助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旁证。总体上，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大量有价值的课题可供挖掘，同时也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