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的起源及其常见概说形式

一、“创造说”：人类创造成果的总和

文化的创造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是在创造主体和创造对象的相互结合中产生的，也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一种方式。创造性文化活动可以分为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以及理论创新活动，它的每一类活动都有自己的主导性方法并在总体上取决于人的认识、愿望和能力。因此，文化是我们个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网，是使我们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像和抽象，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要素。

西方社会中，把文化视为人的活动的观点，源于欧洲社会中的“个性”意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在人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后来又演化为哲学意义上的“活动”。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否认文化活动是人的本质，他们从理性分析转入非理性研究，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派持有此说。新康德主义者试图重新审视上述问题，卡西勒的文化象征结构说和胡塞尔的“生命世界”，是注重文化的人际因素的代表。韦伯的观点具有折中倾向，他一方面承认“活动”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推崇其他因素对价值观的作用。实际上，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人们生存和活动的社会环境，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成果，人的力量和能力，社会、民族和文明的发展程度，历史发展的水平。可见，文化活动有自己的特质及其所引起的迷误。当人以自主性活动进行创造时，人与自然的贴近和疏离同时存在，二者在主体客体化及客体主体化过程中变得复杂化了，当人界定行为的界限时，也意味着在某一方面的秩序有可能变得僵化。因此，文化活动所引起的迷误，表现为主客体相互关系上的悖论以及认识的眼界和局限性。早期为生活而创造的文化常常带有认识的局限性和对未来预见性的不足，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家思想中有不少这样的述说。由于“道”经常飘忽不定，其伴随的文化意念也比较虚幻，在一些人心中，词语如淙淙泉水，行为就像飞鸟在天，学习就如捕风捉影，认知无疑痴人说梦。神学所评价的文化世界是没有边际的，它用所谓的心灵对话构建出来，也用心灵选择自己的生活之道。对这种文化迷误，恩格斯认为：“现代的自然研究不同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也不同于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都无果而终的发现，它是唯一得到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自然研究——现代的自然研究同整个近代史一样，发端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根据我们当时所遭遇的民族不幸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2]那个时期的文化思维并不是完全接近事实的，它在很多时候，“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往往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²³³）”^[3]。视而不见、觉而不察造成的麻木态度使人难以深入到文化本质之中。

文化活动的局限性也会引起诸多猜想形态。这种局限性来自主体能力的有限性和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它在早期可能孕育出最原始的文化形态，古代神话、原始宗教、占卜文化、巫术文化等都可以归入此类。那个时候，“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4]。这种文化意向中，思想是简单的，活动是简单的，目标也是简单的。出于对人类同源的自信，他们认为文化思想也是大同小异的，较为高级的思想活动大体上是由巫术向宗教发展的结果。文字的产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最初的文字是一些记事符号或象征表达，一些器物也折射出古人思想深处某些隐秘的观念，其中的象征意义很接近文化含义。“巫”和“史”的形成，“虽然破坏了上古平静的气氛、简单的心情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却真正使‘思想’从实用的、个别的、具体的、一般的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提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观念’，一方面具体化为制度性的、可操作的‘知识’”^[5]。古代祭祀活动中供奉天地、沟通天地和接引鬼神的意象，是一种神秘力量支配的文化想象。卜辞中所表现的祖灵崇拜和王权结合，是这种文化走向秩序化的起点，祖先崇拜、宗庙祭祀等活动是对血缘凝聚意识和家族联络的强化，表达了形神二元、生死异路的文化观念，寄托着血缘情感和亲疏关系，这种逐渐定格的习俗慢慢成为一种原始的风俗文化。

随着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对文化实质的研究成为必要。但是，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学术界存在着具有共性的弱点：“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6]恩格斯揭示的这一现象，尽管在近世被普遍认识到并有所改观，但总体上看，各学派在研究文化概念时，有的忽视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和再造过程，有的抽掉了文化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有的忽视了文化产品的研究。“天道”与“人道”的分裂、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共存的现象，导致人们无法充分把握文化的本质。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力量是创造力的稳定器。如果把时间比成筛子，那么筛下的作为传统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创造的一小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人类珍视民族的文化瑰宝，以永远铭记历史。人们世世代代在浮生中拼搏，与变幻莫测的尘世苦斗，舍此他们无路可走。然而他们正是世间瑰宝的创造者，同时又是这些瑰宝的保存者——这就是文化的实质所在”^[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8]。实践孕育价值，符号体现意义，文化经常表现为价值与符号的合体，文化符号的创生过程与人的文化理解有很大关系。而且，在早期被看作结果的文化形式，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被看成引起变化的原因。

二、“本质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结果

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当人在把自己的意志和能量注入自然以后，就实现了一种对象化活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构建了“第二自然”，由此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式。在本质上，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文化上的每一个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9]。文化发展意味着自由精神的增长，文化交流就是自由精神的交换，文化语境中的交往价值观是个体、群体以及国家精神的外显。交往作为文化解放的一种方式，也记载着人们不断摆脱精神束缚的过程，它与经济交往、政治活动形成互动。因此，“世界历史”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交往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民族精神、风俗习惯等的影响下，把人们的活动推向生活，其中的价值寄托是多方面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其对象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对象化的方式是实践，对象化的过程是生产劳动，其对象化的成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象化过程中，以前被认为是神秘的东西以及把人引向神秘的东西，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以前曾经出现过的活动遗迹或以后的未来发展，都被打上对象化印记，让人们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掂量出孰轻孰重。人在自身的发展中和实践中，首先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身对自然界的依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把自己作为活动主体，把自然界作为活动对象，通过主体和对象的结合，或者说通过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其结果表现为文化产品、对社会的改造以及对自然的改变。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哲学是“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10]，它看到事实的一面，却又以主观的想象幻想着另一面。一些旧唯物主义者认为，文化内容不是对象化的产物，而是想象出来的造物，其文化史观或者忽视了现实基础，或者把文化看成社会发展中没有必然联系的附带因素，把文化发展看成了“文化意外”。“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1]，只要有人的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总是相互制约的，文化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总是相互映照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2]任何文化在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在实质上、在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上却具有很多共性。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中，人们从前代继承而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的生产力，更多的是文化形式的精神产品，如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群体意识、国家意识等，都包含着历史的文化或现实的创造，人在表达以自己的行动改造世界的意愿中，给自然社会和人的社会注入了新的因素，当然也会包括“幽灵”“怪影”“怪想”之类的成分。

三、“交往说”：人类交往和联系的成果

一是以个体为对象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影响着他人，个体的表率作用就是社会的价值楷模。那些德行高尚、学为楷模、知识渊博的人，总能获得人们尊重；那些欺世盗名、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总是被世人唾弃。因此，个体交往中的价值主导是以向善的行为和思想为主流的。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因对象化活动的差别而造成的文化差异，其中所包含的信仰和品质是多样的。个体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样的，因为不同个体的价值选择不一样。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文化、人情文化、面子文化也是较为具体层面上的对象化活动，是一种“生动”的实践形态、心理表现和文化关系。

二是以族群为对象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人们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本民族的价值观——乡音成为标识，乡情勾人记忆，乡思记载永恒，乡愁寄托向往。在这样的心理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3]。交往促进了对本民族价值观的认同，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交往也造成思想意识的区分，形成与其他民族之间价值边界的划分。不同的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对象化成果是不一样的，拿宗教文化来说，有的宽容，有的苛刻，有的温和，有的偏激。有人将现代民族文化表现概括为以下几种形式：以黑铁规则表现的形式，经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白银规则表现的形式，经常能推己及人、爱屋及乌；以黄金规则表现的形式，经常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是长期发展过程中族群关系的对象化结果。

三是以国家为对象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人类社会的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交往形式和文化形态，交往性质、交往范围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新航道的开辟，使交往的程度和质量都在扩大，基于经济、商业目的的文化交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当资产阶级商人在世界各地奔忙时，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经济价值观撒向世界各地，也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表现为价值观的模塑过程。然而，“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14]，马克思看到了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悖论，他认为，当个人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并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时，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协调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时，就有可能建立一种全面的社会关系。“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在相似的平台和共同的场域中，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在世界文化中扮演独特的角色，表现出独特价值，各民族的精神产品被接受并转化为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成果。

四、“人化说”：自然之物的人化成果

“文化”的词义变迁大体上经历了自然基础上的审美意象、情感引起的内心视像、社会进化模塑的价值取向等阶段。在西方，“文化”源于拉丁语，有“耕种”“培养”“装饰”等含义，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词是“教养”“学识”等。西塞罗在总结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现象时使用了“精神文化”一词：“即便是肥沃的土地，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人的心灵也是这样。人的心田也需要耕耘，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会除去心灵中的污垢，开辟一片心灵的净土，然后去播种。然而，只有那些成熟了的种子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16]18世纪下半叶，拉丁语的“文化”含义进入日常生活，被理解为“与野蛮抗衡的一种理智”，科学和艺术、社会的公正以及社会制度、文化发展被赋予安康之愿，成了追求社会变革的动力。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既包括劳动过程，也是艺术、宗教、信仰的完善过程，人类思想和劳动产品就是在进化中不断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所讲的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生活中一切活动的总和，狭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总和，黑格尔把文化解释为“第二自然界”“第二客观世界”，这个范围比较广泛。上述观点，不妨描述为“痕迹说”“耕耘说”“第二自然说”“人化说”，其共性在于说明文化产生于人的社会活动。“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7]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所处的场景也在转换，在文化的坐标系中，反映文化变化的标量和矢量都在变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8]自然社会是文化产生的场景，人类实践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素材，劳动是人和自然结合的中介，通过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内在的追求经过对象化活动被注入社会之中，结果不仅社会被“人化”了，形成了“人化的自然”，人也被改造成为带有更多文化因子的主体。“人把自然人性化，融入了自己的信念和评价，通过自己的创造有所建树并以传统形式维持着一种理想现实，一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看懂的语言和符号表达象征的世界……文化的语义场中决定其动态特征的因素是人们的创造势能，而决定其静态特征的因素是人们保持传统的需要，也正是由于后一点使文化有了滞后性。”^[19]在文化场中，活动主体不能没有，活动载体不能没有，活动中介不能没有，这三个方面又是不断变更着的。“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异等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20]奥勒留曾用“世界=变化，人生=信念”来描述文化的发生，他认为变化中的社会信念就是文化，“世界”是文化场景，“人生”是文化内容，“信念”是文化动因，“活动”是文化过程。总体上说，当人们对宇宙的观察有所体悟的时候，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社会的改造有所行动时，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内心活动有所表达时，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社会交往有所描述时，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成长有所感悟时，文化产生了。因此，文化是社会的个体或群体发展中形成的一套知识系统、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价值系统、审美系统和判识系统。

此外，还有“型构（configuration）说”，认为文化是不同要素排列结合的产物。“型构”一词源于埃利亚斯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旨在表达文化的过程性和动力性。思想文化型构是边界状态、形貌结构及其内容的链接方式，“二战”前，传播学派曾用“文化圈”来描述文化类型。博厄斯认为文化形貌是一种动态平衡结构；克鲁伯把文化描述为不同元素的融合状态；威斯勒认为地域差异造就了不同文化类型；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有关研究的重要文本。“二战”以后，J.H.斯图尔德用文化生态来解释文化形貌，列维·施特劳斯分析了文化的“基因”组成。上述观点的共性是：从外部表征分析文化形态，从内部结构认识文化模式，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痕迹。文化型构与思想文化边界有很大关系。在这方面，休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对边界意识的阐释，主张摆脱专制统治，其虚无性很明显，在实践上难免镜花水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边界的叙事，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价值边界及其走向；现代西方学者的边界理论，是另一种价值构思和行为选择，但具有浓厚的书斋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