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文明板块的“漂移”机制
如同地质学中的板块漂移一样，科学文明的板块也发生着“漂移”。只是这种板块漂移并不像地质板块漂移那样要经历数以亿计的地质年代、并发生明显的空间位移，而是在基本不变的板块空间构造格局中呈现出局部的扩张（或收缩）以及文明重心的转移。从全球性的历史眼光来看，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诞生过程，还是她在幼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不同文明板块的巅峰时期是在由此及彼、往返递进的波动中推进的。虽然人类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可以有多个中心，但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它总是表现为在若干个不同的中心之间发生重心的转移。因此来说，“文明的重心是一个时代文化水平的标度，它反映该时代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由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是在各个中心之间以波的形式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动的，因而，重心的位置取决于各种文明波动和汇流的总的指向，既包括精神方面的，也包括物质方面的”[43]。
在历史上，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注意到文明演进的波动性以及文明重心的转移现象。例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等人把历史看作是生命有机体，认为任何生长着的文明都有其诞生、童年、成长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又都归于死亡。而在汤因比看来，虽然有些文明衰落或消失，但有些文明却在“挑战”和“应战”过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拓展自身的范围和影响力。例如，上古时期的地中海诸文明经过不断地融合，最终发展出比较完整的希腊文明形态，到了“希腊化”时期，这种文明扩散到意大利半岛、欧洲西部、西亚和北非，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但随后开始出现衰落，其势力范围内的叙利亚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开始抬头，并从西亚往地中海世界进行渗透和扩散。经过一千年左右，最终将宗教文化扎根于西方文明之中，实现了文明重心的转移。
为了具体描述这种重心的转移或变迁，不少学者提出“知识型”“智力频谱”（mental spectrum）“文化周期线”（culture cycle）“长波”等概念和理论，并进行某种阶段性的划分。例如，福柯提出“知识型”概念并对人类知识发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阶段划分。福柯认为，经过古希腊传统到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西方知识和西方思想不断分化、衍生，形成蔚为大观的复杂形态。而这个复杂形态是受到其内部深层结构的制约的。这个深层结构就是所谓“知识型”。按照福柯的“定义”：“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类型，这个贯穿着千差万别的科学的合理性类型，体现着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44]根据这一定义，福柯把西方观念史、思想史、科学史看作是知识型转换的历史，是一个经历了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到现代知识型的转换过程，它们分别对应于相似型知识、表象型知识和有机结构型知识，且不同知识型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难看出，福柯知识型理论把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引入思想史当中，是一种创新。但由于他过分强调历史进程中的“断裂”和“不连续性”，并侧重于将观念史的变化解释为所谓“话语实践”的转换。这样，文明世界要么被看作剥离了主体性的、由偶然事件拼凑而成的集合体，要么使这种转型缺乏历史本体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的知识型划分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因而缺乏一种全球文明的视野。
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关于人类文明或文化演化及其阶段划分的理论是美国科学社会学主要奠基者之一P.索罗金的所谓“智力频谱”理论。在四卷本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著作中，P.索罗金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900年甚至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文化周期性“波动”的巨幅图画。P.索罗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类价值系统以及由这种价值系统为基础的文化系统的交替演进，在任何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或文化类型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些在历史上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文化系统有三个：观念的（ideational）、感性的（sensate）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想的（idealistic）。而且，“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心态，有自己的真理体系和知识体系、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自己的宗教形式和‘神圣’标准、自己的是非体系、自己的艺术和文学形式，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行为标准，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最后，有自己的人格类型以及特殊的心态和行为”[45]。例如，“在一个诉诸感性的社会和文化中，基于感觉器官证据的感性真理体系必定起支配作用”[46]。它们能培育出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进而孕育产生自然科学。可以说，“真理的经验系统与科学的发现变动过程是携手并进的”[47]。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上述三种文化系统及其各种具体的混合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交替性地呈现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化演进的“智力频谱”。
P.索罗金对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描述是着眼于大范围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是力求从整体的高度把握一个时期社会文化的总的特征和形貌，所强调的是基本的取向和大致的相似性。然后才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下讨论所要讨论的具体细节问题。我认为，这种宏观的方法正是从文明板块甚至从全球框架视野下揭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所必需的。尤其是P.索罗金通过观念的文化和感性的文化这样两个位于两极的文化形态以及中间阶段的诸多过渡形态来阐述人类文化的波动规律的做法，能够避免在阐述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时由于细枝末节问题而带来的麻烦。如果能将这样两种文化形态扩大到整个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板块来认识，我们也许就能发现人类科学文明演进的一些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当然，P.索罗金的智力频谱理论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个不完善的地方在默顿看来，是P.索罗金理论的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例如后者将真理标准的不同归之于文化类型（文化心态）的不同，也没有很好地探讨不同文化类型和文化心态生成和转换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存在问题，因此该研究“主要适合于对文化进行全面描述，而不适合于分析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的存在条件与思想之间的关系”[48]。在我看来，P.索罗金的理论仍较多地将文化演进的描述局限于西方（虽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印度、中国古代的技术与发明），而没有看到或较少将其他文明板块尤其是东方文明板块纳入到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这也是他的理论明显不足的地方。
我认为，人类文明尤其是科学文明演进及其周期性波动的主线条发生在东西方文明两大板块之间，虽然在不同的文明板块内部各自具有不同的演进轨迹，并构成不同的“亚周期波动线”。我们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历史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前所述，古老的、原始的科学文明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传统意义上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尤其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的科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并对古希腊科学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古希腊人吸纳了东方的各条知识之流，以理性的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希腊科学。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化的学术中，希腊成分占有压倒性优势，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古埃及、古巴比伦时期那种直观的、形象化的、并且比较零碎的知识。它的特征是思辨性和较高程度的形式化、系统化，因而对人类的学术和知识系统来说，是一个进步。然而，到了古罗马时期，希腊的学术传统式微。虽然古罗马人创造了较为辉煌的技术成就，但那已不是古希腊的嫡传。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古希腊以来的科学和哲学精神已差不多消失殆尽了。西方从此开始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其中包括二三百年的所谓“黑暗世纪”。这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西欧的‘黑暗时期’正好与有些不久便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亚洲国家学术异常兴盛的开始期同时”[49]。这个时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仅保存和翻译了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内的大量的科学文本，而且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和文法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果考虑到成熟的中国科学文明的“勃兴”的时间要更早于这一时期，并早在阿拉伯科学文明之前就通过阿拉伯已经“西渐”了，那么整个东方科学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所持续的时间要更长其程度要更为强烈。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形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50]。当然，从16世纪开始，文明演进的指针似乎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在公元第一千年期间，技术和发明主要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直至17、18世纪，这个进程才倒转过来。”[51]随着地理大发现、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等的到来，科学文明的走向再次发生转移。到17世纪，西方科学文明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产生了所谓“科学革命”。这次革命的火焰一直燃烧到19世纪，它的光芒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
萨顿指出：“每当一个民族退出这场竞赛时，总有另一个民族捡起这支火炬，继续进行人类的永恒的探索。”[52]他以精湛的科学史研究证明，人类科学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验知识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希腊人建立的理性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中世纪的宗教与阿拉伯实验科学对西方科学产生影响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6、17世纪开始的近代科学革命时期，是西方科学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本来萨顿的目的是要提醒人们，不可忽视东方科学文化在历史上的主要影响。其结果他发现了这种从东方到西方，然后又从西方到东方的“律动”过程。这个过程为一些研究所证实。以数学为例，按照数学史家李文林的观点：“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的地位。笼统说来，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地区繁荣起来；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而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直到现在，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53]这个交替演进过程与萨顿的描述基本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科学文明的周期性更迭。
为了更清晰地刻画东西方科学文明的交替演进历史进程，我对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格伦主编的《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54]（见表2-2）
表2-2 东西方科学文明演进“波动”状态统计表
从表2-2中可看出，东西方科学文明确实呈现“波动”状态，且反映出“优势半球”[55]与“非优势半球”更迭的一般规律。从历史阶段上大致划分如下。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为东方（古埃及、古巴比伦）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有记载的科技成就36项，东方为32项，占绝对优势；西方仅四项，为非优势半球。
公元前999年～公元450年：为西方（古希腊罗马）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77项，西方为48项，占据优势；东方仅为29项，为非优势半球。
公元451年～公元1450年：为东方（中国、印度、阿拉伯）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93项，东方为60项，占据优势；西方为33项，为非优势半球。[56]
公元1451年～公元1831年：为西方（西欧）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534项，西方为532项，占绝对优势，东方仅为2项，为非优势半球。
仔细分析，还可发现这个演进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优势半球”与“非优势半球”呈不对称态势。即优势半球的“兴盛期”恰好对应于非优势半球的“转型期”或“相对停滞期”。例如，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恰好对应于中国明清以后科技发展的“转型期”。在这里，转型期的科技发展并非完全停滞，而仅是相对放缓前进步伐。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它只是相对而言：对一个更高层次的科学文明而言，原来曾经是先进的科学文明显得似乎是落后的东西了。[57]
第二，每一个优势半球的确立都经历了发育期、兴盛期和转型期（或相对停滞期）三个主要阶段（对于非优势半球则是兴盛期、转型期和复兴期三个主要阶段）。[58]所谓优势半球即科学文明的“重心”。这个时候的科学文明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并构成“高压”态势对处于非优势半球的科学文明进行渗透和影响。但是，对于上扬一方或处在高压一方的科学文明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一方抛弃另一方，也不是所谓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截然断裂。对于上扬的一方来说，它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和优势的基础之上，吸纳异质文化的优长，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59]
第三，在“优势”和“非优势”半球交替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当“优势半球”的“极化”（单侧化达到兴盛时的表现）达到顶点时，它不仅不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反而成为科技发展的桎梏，毕竟它只是一种片面的、跛足的发展，因而它开始走下坡，逐渐进入相对停滞期。在这期间它开始吸纳对立面的积极因素，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以待转型期过后，形成又一轮的兴盛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优势半球从转型期进入下一个发育期。对于非优势半球来说，经过较长时期的相对停滞和转型后，它便获得了上升的力量，开始由转型期进入复兴期。特别是在吸纳了对方面的“去极化”积极因素后，更加明显地抵消原有的残存的不利因素，一跃而获得新的发展力量，由“非优势”转变为“优势”。从表2-2中可看出，在转化的力量发生质的变化之前，对立双方经过一个“交叉点”（中介），这就是东西方科学文明交流的频繁期和大爆发期。这个时期也可称为东西方科学文明的“会合期”，其间的相互作用或交互作用最为明显。通常这个时期的传统科学文明模式尚未改变，而新兴的科学文明模式尚在形成之中，不会因为两种文明的碰撞而爆发“科学革命”。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数量是相对贫乏的。例如，在13世纪至15世纪，是东方优势半球转变为西方优势半球的过渡期，人类科技成果仅为14项，且东西方各自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上。
第四，存在两半球更迭的“时间递减律”。统计数据表明，第一个优势半球周期，人类用了三四千年，第二个优势半球（古希腊—罗马）用了1500年左右的时间，第三个优势半球（中国、印度、阿拉伯）用了七八百年的时间，第四个优势半球（西欧）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如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算起，第五个优势半球（东方）可能要用150年到2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东方科学文明的复兴”可在21世纪中叶完成。如果对这些数据做“理想化”的处理，大体上可呈现几何级数递减趋势，即按3200、1600、800、400、200年的频率进行。（见图2-2）[60]
图2-2 东西方科学文明交替演进图
从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史分期，将改变我们的一些传统看法。传统科学史分期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以单一的欧洲科学史、欧洲文明史的阶段划分为标准（至少以之为样例）。在一些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文明为标准，其他的科学文明或被忽视或至多被当作陪衬和点缀的对象。第二，以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标准划分科学史的各个阶段。具体表现为强调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对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影响，毫无疑问，强调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的简单对应关系。这两种划分标准都有各自的不足：前一种观点忽视了其他科学文明尤其是作为整体的东方科学文明的地位与作用，后一种观点忽视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给予科学文明的影响。它们两者共同的不足则是，忽视了地理—自然环境的基础性、潜在性影响。新的科学史分期理当按照上述科学文明板块交替演进的基本模式进行划分，至少可以做这方面的尝试。
最后解答一种疑惑。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科学文明要以地缘板块作为其基本单元？为什么科学文明板块构造呈现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为什么处于优势半球的科学文明会向非优势半球转化，或者相反？对于这类问题，曾有学者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角度探讨其成因，有的从所谓“宇宙法则”的角度来进行论证，还有的从思辨的辩证法角度给出说明。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有些不足：要么过分强调地理—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要么几乎完全否定人类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对自然的反作用，成为“宿命论”者，要么过于笼统，缺乏实证性。在我看来，科学文明的板块效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天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自然科学领域，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重要的是，人类科学文明的板块性强调了地缘因素在长时段的结构性变化对科学文明创造活动给予的影响，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大视野，能够避免从单一的视角，如观念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自然环境的等方面作片面性考察。当我们从这样一个大视野进行考察与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是将经济基础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的、神经心理的诸方面因素统一起来，采取一种综合性的策略。我想，也只有从这个综合大视角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答案。
[1] 此处参照阮炜的观点。之所以使用“文明体”一词，是因为每一种文明及其形态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大型的人类集团）在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环境下创造和形成的，因而除了具有精神性以外还具有自然性和实体性，并且表现为个体性或单元性。见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我这里没有分别给出“科学文明”和“科学文化”两者的定义，而是在最宽泛地理解“文明”和“文化”两者含义的基础上来使用这两个概念。我同意历史学家P.巴格比（Bagby）、汤因比将文明和文化看成“可认知的研究领域”的观点。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9页。
[3] 汤川秀树指出，自然科学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日本在幕府末期开始大量引进欧洲科学。见〔日〕汤川秀树：《人类的创造》，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247页。
[4]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29～30页。
[5]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2页。
[6]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得好：“地中海悠久历史的最佳见证人就是地中海本身。”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页。
[7] 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2页。
[8] 〔美〕 H.J.德伯里：《人文地理》，王民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05页。
[9] 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2页。
[10] 此外采用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的观点。见〔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钱岗南、傅志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49页。
[11] 转引自朱力安·斯蒂华：《文化形貌的导师——克鲁伯》，黄维宪、宋光宇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第140页。
[12]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32页。
[13]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0页。
[14]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页。
[15] 〔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4～5页。
[16] 采用“板块”概念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揭示不同文明（尤其是主要文明）间的“拼合”关系及其构造特征。一个很有趣的史实是，“大陆漂移说”的创立者、德国气象学家和地质学家魏格纳（A.Wegener）发现大西洋两岸（特别是非洲西岸与巴西东端）轮廓的高度吻合，因而认为非洲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是“贴合”在一起的，只是后来经过“漂移”才分开的。
[17] Christopher Cullen：“Shifting Tectonic Plat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Reflection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Needham”，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
[18]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23页。
[19] 王纪潮认为，作为一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亚美文化连续体以宇宙的整体性、连续性为特征，尽管这种文明体具有萨满教的巫术性质。参见王纪潮：《亚美文化连续体背景下的科学——“李约瑟问题”的人类学观察》，载江晓原主编：《多元文化中的科学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第357～372页。
[20] 通常人们讲到的东西方文明是指旧大陆两端诸文明，而这些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半球范围内。实际上，西半球的北美洲文明、加勒比海文明、南美洲文明（包括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等文明分别以不同的性质和特征被列入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之中。这表明，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并不严格地局限在地理空间范围之中。
[21] 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2页。
[22]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142页。
[23]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根据研究文化史或史前文化的不同目的，聚落可以被看作是考古学上一个基本的分析单元，一个静态的、占据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单位。”见张光直：《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曹兵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32页。笔者认为，“聚落”概念大体上可对应于“社群”概念。
[24]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432页。
[25] 1905年，地理学家赫勃生（A.J.Herbertson）提出世界自然区划方案；1965年，林克（A.B.Rink）提出一个七级系统的地理区划方案。20世纪80年代，苏联地理学家打破过去把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截然分开而以前者为主的旧传统，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进而按地势高低和辐射平衡情况，将全球划分为四个地带系统。见赵松乔等：《现代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第7页。
[26]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页。
[27] 转引自〔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9页。
[28]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8页。
[29] 〔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40页。
[30] “单侧化”（lateralization）是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概念，是指人类大脑功能的差异，特别是指大脑两半球功能的分工和高度专门化。这里借用来指称不同科学文明体系之间存在着的不均衡、不对称等特性。
[31] 〔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20页。
[32] 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编写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3] 金观涛等人（1983）统计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两千五百年时间内的近两千项科学技术成果，从中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体系中，技术性成果计分高达80%，理论性成果积分占13%，而实验成果积分仅占7%。这说明中国古代科学体系具有技术化的倾向。与之相反，西方科学体系则具有“理论化”的倾向（其理论性成果积分为47.6%）。见金观涛等：《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0页。
[34] 李友东：《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35]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8页。
[36]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第164页。
[37] 董欣宾、郑奇：《魔语：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8] 转引自〔美〕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214～278页。
[39]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页。
[40] Livingstone，D.N.：“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2003.
[41] 李三虎：《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6期。
[42] 孙俊等：《科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内容与学科性质》，载《地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2期。
[43] 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东方自然观与科学发展》，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597页。
[44]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14页。
[45] 转引自〔美〕P.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199页。
[46] Sorokin，Pitirim A.：“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Vol.Ⅱ.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7～1941，5.
[47] Sorokin，Pitirim A.：“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Vol.Ⅱ.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7～1941，60.
[48]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第606页。
[49] 〔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108页。
[50] 〔英〕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83～101页。
[5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译，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48页。
[52] 〔美〕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陈恒六、仲维光编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179页。
[53] 李文林：《数学的进化——东西方数学史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第4页。
[54] 〔美〕伯纳德·格伦主编：《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雷自学、王迎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55] “优势半球”是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概念。指人类大脑半球具有的某种特殊机能，如语言、视知觉等。也泛指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这里借用来指称东西方科学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的“重心”态势及其影响力（“非优势半球”即指科学文明的非重心状态）。但是必须指出，两个半球并不直接指称地球上的“东半球”和“西半球”。参见第50页注释①。
[56] 默顿对索罗金关于16～18世纪经验主义的统计一直低于唯理论的指标数据存有疑问。我认为，只有把索罗金的统计放到当时或更早时期的阿拉伯实验型的科学技术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入”以及当时欧洲的经验主义相对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唯理论状况有所“嬗变”的背景中，才能回答默顿的疑问。即当时的经验主义的存在及影响力是相比较而言的。这与我们通常将近代科学看作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判断是一致的。
[57]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末以后仍继续缓慢地发展，并出现了四部集传统科学技术之大成的科技名著，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至于整个清代，其科学技术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58] 学者周哲水在“文化周期线”理论模型中认为每一条“文化线”都具有上升波段、成熟波段、没落波段和改造波段这样四个波段。其中，当文化线处于上升波段时，其发展动力极为充沛而效力很低；当文化线处于成熟波段时，效力很高而动力开始衰减。当然，两条文化线并不是不搭界的。在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以互动的方式相互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构成了两条文化线进入改造波段的外部动力。可以说，“文化互动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人类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因为文化的互动所引发的”。见周哲水：《世纪大预言：从台湾看东亚新思维》，台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1995，第110页。
[59] 科学史家席泽宗认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古希腊文化没有渊源关系。见席泽宗：《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载《光明日报》1996年5月11日版。我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只看到西方近代科学受中世纪宗教文化和技术文化的影响，因而比较注重感性经验的知识，比较注重观察和实验方法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近代西方科学并未抛弃它们的基本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知性”的特质，即对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诉求），仍然强调自然的一致性、实体的永恒性以及因果性的描述。
[60] 考虑到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历史上它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考虑到大的波动周期里“镶嵌”着的小的波动以及随机的“扰动”因素，人类文明波动演进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