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范式，不断地向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发起进攻。政治经济学不断受到挑战，其主流地位“岌岌可危”[1]。不可否认，目前理论界（而不是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范式似乎就是西方经济学，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多年来这种范式下的理论研究难说取得了什么对中国经济改革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很显然，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要范式与实际中的主要政治范式是非常不一致的。实际上，我国理论界在解释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等重大的宏观经济现象方面完全没有取得重要的理论进展。那么，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范式？范式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或许我们在讨论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时，能够从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两种经济学范式的争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思考。
（一）“范式”和“范式危机”
“范式”一词首先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来的，托马斯·库恩是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但是他并没有给范式下一个自己一贯遵循的定义。在该书1970年的第二版中，库恩承认了他在第一版中使用“范式”这一名称是不确切的，并做了进一步阐述：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对经济学范式作了描述性解释：“作为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独立的范式：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
樊纲认为，“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2]他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主流范式”。他认为：“在一个学科中，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可能存在两种以上的‘范式’，分别被不同的学者所遵从、所使用，但一般地，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会存在某种可以称为‘主流范式’或‘主导范式’的东西，代表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主流和非主流’在一定时期之后是可能‘换位’的，而在另一些特殊时期，可能根本不存在‘非主流’，而只是某一范式的一统天下。”因而“我们不妨将一种‘主流范式’称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据此，他把我国1979年之前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范式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苏联范式”）。
至于“范式危机”，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顺次的原始时期—范式形成时期—常规发展时期—范式转换时期—新的常规发展时期……而“范式危机”发生在常规发展时期和新的常规发展时期，也即范式转换时期。吴易风（1996）在《两种“范式危机”论中》对范式危机的定义是：“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的现象。”
（二）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
“范式危机”概念引入我国经济学研究中，最著名的几篇文章当属樊纲（1995）的《“苏联范式”批判》以及崔之元（1995）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还有吴易风（1996）针对两者所作的评论性文章《两种“范式危机”论》。
崔之元的文章是针对樊纲（1995）在《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一文而写，樊纲在此文中提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而不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崔之元认为追求普遍性，并不等于有了普遍性。他反问道：“在数学基础理论中，我们还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他通过四个案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这四个案例是：“行为理性”的混乱；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以及众多的“不可能定理”。他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他进而呼吁：“我们中国学者就不只有‘应用’‘基础理论’的份儿，而且还有创造‘基础理论’的任务。”
吴易风[3]对“两种范式危机”作了评价，他认为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无阶级性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种想法很好，但却不现实。因为“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对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就可不必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再研读西方经济学。同样西方国家经济系的学生也可不必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之后，再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者来说，大家也许就真的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为无疆界的共同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陈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又称华盛顿共识）在苏东（以下作为“苏联和东欧”的简称）的推行，付出了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实现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与发展。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全盘西化’（苏俄化或欧美化）也好，宣传启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4]
钱颖一认为，唯一的范式使经济学的发展速度较快。[5]他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其他社会科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学科的发展大受局限，而经济学却从主导性的范式中受益。“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有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相对于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夏业良通过对《经济研究》近50年尤其是近20年发表的文章的统计，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都已终结。[6]而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应是现代经济学范式。他同时也看到了范式转换存在的困难，因为“一种研究范式或一个理论体系的真正终结并非以某一具体的时点来作为清楚明了的分界线，而是直到具有共同思想特征的某一派别和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离开这一世界（亦即这一思想的载体——人的肉身——消亡）时，这种不能得到继承和传播的思想才会真正终结。”
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的准范式。[7]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而它却在改革开放以后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范式并没有衰落，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除此之外，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界还存在一个描述主义的准范式，因为“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折中的处理方法是将之称为“准”范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是三大范式的共同发展”。
（三）范式之争的启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是什么？
从上述有关范式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和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讲的，并对整个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用于经济学，那么也许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范式”概念和思想的提出究竟是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共性）还是增强了其特殊性（个性或历史性）？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即“范式”思想表明了历史、社会、人们的价值信念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亦即不同范式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基础，因而是难以比较的。不同的范式是由不同历史因素、社会价值信念等非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具有绝对客观基础。第二，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的界定难道一样吗？显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区别，两类“范式”的概念和意义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科学的范式相对清晰、有效、易界定，而社会科学范式则模糊、局限、难以界定。绝不能把自然科学意义的范式与社会科学意义的范式混为一谈，因此经济学范式具有的共性意义比自然科学范式要小得多，即使属于同一“范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也完全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别。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学中，概括不同国家的经济特性和共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范式是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学范式的。实际上，不是经济学中真的只存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或“苏联范式”，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和自信建立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要像自然科学范式那样，只能是接受、照搬一个范式，而是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次，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看，如果说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找不同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共同特征，那么必须要意识到，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产生的共性原因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要小得多，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的共性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范式”的思想和意义所在。历史主义的“范式”思想实际上告诉我们，任何范式的确立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人们意识及信念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有关。简单说就是范式的确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如果说“范式”这个概念和思想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是它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客观基础和标准都不存在，那么经济学中范式的客观性（共性）就更难存在。因此，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多地是反映和描述了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那种企图建立反映和描述大多数国家甚至反映和描述所谓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式”是不可能的，至多是一种美好幻想罢了。
再次，如果认识到人们对现有经济学（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科学）范式概念和思想的误解，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中双方会如此对立，甚至到了无法继续讨论的地步。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任何外来经济学范式在描述和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时，必然存在相当大的不能解释的重要部分，即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都必然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有的“范式”之中。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传统、众多人口的国家，其改革经验之丰富，更是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难以概括和解释的。第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从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西方经济学范式”去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运行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中的某些部分都以某种程度的结合形式，在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亦即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演变过程中，同时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成分。例如集权的政治制度，国家的强控制力，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外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等，对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的“经济奇迹”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用任何已有的“范式”来解释和描述显然都是片面的。
最后，如果我们正确认识“范式”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认识到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和独立性，认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影响，那就应该更加自觉地从中国改革以来的现实经验，而不是简单地从已有的所谓“范式”出发去被动认识和解释鲜活的、生动的中国“经济奇迹”。当然，在寻找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过程中，在重视我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意义的内容（例如，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是需要借鉴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现实感悟优势去思考和研究。只有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已有“范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以现实的中国经济经验为主，树立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战略和认识，一心一意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才能找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范式”问题。
注释
[1] 洪银兴：《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载《理论视野》，2006（3）。
[2] 参见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经济研究》，1995（10）。
[3] 吴易风：《两种“范式”危机论》，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2）。
[4] 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载《经济研究》，2006（10）。
[5] 参见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6] 参见夏业良：《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载《经济研究》，2000（5）。
[7] 参见邹东涛：《讨论中国经济学分化的三大范式》，载《经济学动态》，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