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电影产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我国电影产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电影产业的经济制度和市场情况也随着历史发展进程，呈现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态势。

（一）公私合营过渡时期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即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1949年12月电影管理局改为电影局，隶属文化部，管理全国各制片、发行、放映、电影设备器材生产、国内外影片和设备的进出口等全部事宜。电影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电影产业最根本的管理体系的确立，行政规划和政治挂帅成为我国电影行业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遵循的基本发展框架。

在接收国民党政府的电影制片机构的基础上，新中国先后建立了国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后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平（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电影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并存，国营主导，同时发展公私合营，以及适当扶助私营电影业，以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产业。由于彼时国营电影制片厂尚在建设之中，私营电影公司的生产保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电影产量，具体数据见图1-2。但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的全面推进，私营电影公司的生产发生了很多问题，审查不通过或发行不畅导致经济亏损较巨。而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使得私营公司主动加入到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表1-1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变动。

1953年我国进入“一五”时期，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专门来华协助编制我国电影事业“一五”计划草案，从此中国大陆电影事业的发展全面照搬苏联电影的生产体制和规章制度，“苏联模式”成为新中国电影产业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行业模式。

（二）电影计划经济时期（1958-1992年）

在管理层面上，行政领导和业务领导都归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统一负责。该局还管理着全国影片的生产计划、审查和电影的进出口业务。

在电影生产上，“电影生产以题材规划与生产指标替代商业化的类型化操作”。生产单位方面，在原本几家国营电影厂的基础上，“大跃进”中又建立了一批省级厂。

在发行放映上，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和“统购包销”的经济模式。中影公司负责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的指导和调控。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发行放映网，其中城市发行放映网根据四级行政区划对应四级的电影发行公司，即全国业务——中影公司，省级业务——省公司，地市级业务——地市公司，县级业务——县公司。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主要由流动电影放映队构成。

这一时期的城市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的行政与业务管理问题，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四级管理体系中，各地方发行公司在业务上受上一级的电影发行公司的领导，在行政上受当地地方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形成一种双重管理模式。

1978年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之后，电影业的原有经营管理模式也不断地被业界争论，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影院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省建制片厂的盲目建设问题，等等，都成为电影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国家统筹分配、事业编制、企业管理的基本电影行业机制下，这些问题的局部改革都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链条的各种博弈与改良，不能真正符合电影产业需要市场化的基本运作规律。因此，1978年之后，“由于文革结束后，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巨大渴求，造就了中国电影观众人数呈井喷态势，1979年达到293亿人次的历史纪录，随后数据一直呈现微幅回落的态势。1985年观影人次同上年相比下跌19.2%，跌回到217.6亿人次。经过3年较为平稳的发展后，1988年开始，观众人次下滑速度加快，到1993年，下滑速度达到60%，一举跌破百亿人次，只有42.4亿人次！”通过电影观影人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推动电影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三）电影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1993-2004）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电影产业逐步打破原有体制束缚，向市场化经济体制全面迈进。199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3号文件（《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实施细则》）取消了“统购统销”，1994年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令“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1995年，广电部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

在这一大方向下，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先后引发了以下新变化：进口分账大片的引进，给国内的电影生产、电影放映市场带来冲击与触动，以“鲶鱼效应”推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院线制”改革为国内发行放映体制带来了深刻变化；国营电影企业的集团化、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提升了部分国企的经济实力与活力，但大部分国企仍然积重难返；2001年《电影管理条例》颁布实行后，民营资本进入电影业以法律的形式获得肯定，国营制片厂垄断电影制作的局面（事实上，很多国营厂早已通过“卖厂标”的方式成为国内电影制片业的二道贩子和食利者）被打破，对改变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结构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外资进入中国电影产业历经各种反复，终于获得官方的允许和政策支持。

（四）产业大发展时期（2004年至今）

中国电影市场自2004年开始结束了“入世”带来的低迷时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04-2009年间，中国电影票房的平均年增长率达30%以上，2010年出现井喷式增长，票房增长率高达64%，票房总量超过100亿元。截至2014年，票房总量已经接近300亿（296亿），至此，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而2004年，中国电影票房仅为15.2亿，10年间，陡然增长了近20倍。

这一产业大发展阶段的开启，一定程度上受益于2003年出台的两个政策。一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简称CEPA协议）。该协议为香港与内地电影界的合作扫除了障碍，直接促进了陆港合拍片的发展，使得大量香港电影人才北上拍片，也带动了中国电影产量和票房的增长。第二个政策是《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该规定降低了电影制作、发行、放映这三个电影产业核心领域的准入门槛，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单位（不含外资）与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或单独成立制片公司。电影发行、放映同时向境内民营资本放开。简单地说，就是开始允许民营资本独立参与电影制作。这大大激发了民营资本在电影产业内的活力，也大举推动了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民营电影企业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最大亮点。

这个阶段中，民营电影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尤为活跃。2009年9月27日，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2010年12月9日，博纳影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首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电影企业。随后的2011年，光线传媒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而2015年年初，万达院线也完成了A股上市计划。通过上市，民营电影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和更多的融资机会，从而能更好地支持其电影业务的发展。在电影投融资方面，民营公司开创了许多新的融资方式，降低了影视融资的难度，促进了投融资的规范化，从而推动了影视作品生产规模的扩大。此外，上市有利于影视企业建立以股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更容易留住人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华谊兄弟的“明星股东制”。华谊兄弟自2007年起陆续将股权转让给冯小刚、李冰冰、黄晓明等导演和演员，而这些明星股东则为华谊的影视作品聚集了大量人气，成为华谊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过去10年中，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每一次前进与创新，都推动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如今，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等民营企业已然跻身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梯队，甚至已经超越了国营的上影集团，可与中国电影龙头中影集团比肩。2011年，中国首家互联网电影公司“乐视影业”成立，开始在影视制作发行领域大显身手。仅仅花了1年时间，乐视影业的市场份额就已位列民营公司第四位。如今，民营电影公司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第一大推动力量。2014年，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乐视影业、万达影视、博纳影业五大民营电影公司发行的影片为国产片市场贡献了58%的票房。2012年以来，五大公司全年整体市场份额均超50%。

此外，电影生产从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各个环节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整个产业链也得到不断拓展。在影视投融资方面，银行贷款方式更加多元化，私募基金开始频繁投资国产电影，互联网众筹等新融资方式开始出现。一些影片已经可以在上映之前就通过多种方式收回拍摄成本。在电影营销发行方面，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的普及，电影营销陆续经历了社会化营销、大数据营销等营销方式的创新，广告投放的重点平台也由线下转至线上再转向移动端（手机、平板等）。互联网售票的兴起颠覆了传统发行模式，削弱了院线的话语权，但又大大提升了观影人次和上座率。在电影放映和影院建设方面，高技术格式电影（包含3D、IMAX和IMAX 3D格式）逐渐兴起并普及，国产高技术电影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院线制成果显著，银幕数量激增，城市化带来的电影人口红利进一步释放，影院建设逐步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张。万达集团于2013年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AMC，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院线运营商。除了以上传统产业链环节的进展之外，在中国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的电影衍生产业开发也迎来了机遇。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北京环球影城等影视主题公园进入中国，而万达、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民营影视企业也开始筹建影视主题乐园。由万达投资的武汉万达电影乐园已于2014年开业，青岛万达“东方影都”也正在建设之中。随着国内电影影响力的扩大以及文化旅游的兴起，影视主题乐园或将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