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方剂”古人常以“汤头”概称[1]。方剂是由几味或许多味药物组合起来的。方剂的组成不是任意或随便地凑合几味药物,而是在明确诊断和治疗原则的基础上,遵循方剂的组成法则,选择适宜的药物组合起来,用以祛除特定病证的。方剂学,就是研究怎样组成方剂、怎样运用方剂和怎样调剂等内容的一门学科。
大家知道,方剂的运用是很广泛的,中医治病除了针刺、气功和推拿等疗法外,大多要用方剂这个工具。一个医者在临床实践中,对于“辨证论治”的法则,掌握和运用得正确与否,主要是要通过运用方剂,观察疗效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如医者不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方剂这个工具,即使辨证对头,诊断正确,也不能得出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方剂学是学习临床课时必修的一门主要课程。
一、方剂的起源和发展
人们最初用来治疗疾病的主要武器是单味药物。单味药物对于某些单纯的病症和某些疾病的主要症状,确实能够起到治疗作用,像大便燥实的患者,服用一味大黄,就可以使大便畅解。后来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发展,觉察到单味药物不能治好复杂的病证,于是在掌握已有单味药物功用的基础上,逐步寻求和使用两味以上的药物去治病。譬如,起先只知道半夏和生姜能够止呕,大黄可以通便,以后遇到既有呕吐又有大便燥实的病证,把半夏、生姜和大黄[2]合并起来使用,这是很自然的事。由此可知,方剂是在单味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方剂的起源很早。根据皇甫谧《甲乙经》序中的记载,远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有一位名叫伊尹的宰相,就创著了《汤液》。有些医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所提到的《汤液经法》32卷,就是伊尹所著的《汤液论》。传说伊尹原是厨司,十分精于烹调,通过烹调先熟悉了许多可以用作调味的———像姜、桂、茴、朴之类药物的性能,而后触类旁通,相继认识了其他有关类别的药物,从而创为汤液。《吕氏春秋》中载有伊尹回答汤帝问长寿的道理的一段文字,说:“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3]从这里看来,伊尹不但熟悉药性,而且通晓医理。那么,他创著《汤液经法》是很有可能的。可惜这本书已经失传了。在现存的中医文献中,记载方剂最早的要算两千多年前成书的中医主要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内经》中载有生铁落饮(生铁落,水煎,治怒狂)、秫米半夏汤(秫米、半夏,水煎,治失眠)、四乌贼骨一茹丸(乌贼骨四分,茹即茜草一分,以雀卵作丸,治血枯)、鸡矢醴(鸡矢白,酒煎,治鼓胀)、寒痹酒方(蜀椒、姜、桂,酒浸,外熨治寒痹作痛)等12方。《内经》中记载的方剂虽然为数不多,且带有原始单方的形式,但它已有煎剂、丸剂、丹剂、酒剂等几种制剂类型。更可贵的是《内经》中已经创定了方剂的组成原则———君、臣、佐、使,这更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先河。
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帛书,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也是现存古代的一种医方著作,记载了医方280首之多,受到了医界的极大关注。
汉代张仲景撰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是现存的经方代表著作。《伤寒论》共载112方,《金匮要略》共载262方(有些方与《伤寒论》重复)。其中每首方剂的组合都具有法度谨严、配合周密、制法精当、调剂妥善的特点。这两部书不仅是集汉代以前方剂的大成,而且是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理论和经验的典籍。所以,后世医家都称它们为方书鼻祖,而把它们列为主要著作。
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方书著述已很多。就魏、晋、南北朝来说,方书著述即有数十种之多,但大多已亡佚。而现在仅存的著名方书,只有晋朝葛洪所著的《肘后卒救方》及南北朝陶弘景补《肘后方》之阙而著的《肘后百一方》。不过这两部书已经混合起来,难以分别了。迄至隋、唐,方书的种数虽不及魏、晋、南北朝之多,但多为巨著。唐代孙思邈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内容包罗很广,共收载方剂5300多首。后来王焘博采唐代以前的有关医学名著,撰著了《外台秘要》40卷。这都是方剂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这里还值得提一提的,隋代有两部方书巨著———《四海类聚方》2600卷和《类聚单方》300卷,是当时很有价值的方书,可惜都已失传。
宋代名医辈出,医学著作很多。这时对于医方编纂,可算是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最著名的医方著作,有《太平圣惠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两部书都是国家诏令名医编撰起来的。其中所收集的方剂包含当时的效方、验方和秘方。《太平圣惠方》共载方10000多首,曾由国家颁布为我国第一部《方典》。后来,国家召集名医编撰的《圣济总录》200卷,其中收罗更广,共集方剂20000多首。现代有些医家称它为中医方剂的第三次总结。此外,宋代医家撰著的医方也有好多种,如王衮的《博济方》、沈括的《苏沈良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下简称《三因方》)、严用和的《济生方》等等,对于研究方剂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金、元时代,最突出的是四大学派的产生,推进了医学的发展,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方剂学的内容。如刘河间善用“寒凉”,著有《黄帝内经宣明论方》《伤寒直格方》,李东垣擅长“补土”,著有《东垣试效方》,张子和主张“攻下”,著有《儒门事亲》,朱丹溪长于“滋阴”,著有《丹溪心法》《局方发挥》《格致余论》等书。他们对于方剂的运用各有独到的体会和阐发。
明代医方著述极多,其中卷帙最为浩繁的方书,要数朱橚的《普济方》,它共收载了方剂61739首。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王肯堂的《六科准绳》,并为明代医药方面的三大巨著。还有李恒的《袖珍方大全》、吴崑的《医方考》、胡濙的《卫生易简方》、熊宗立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等等,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方书。而且,当时由于温补派的发展,如薛立斋、张景岳、赵养葵等医家,大大发展了温补学说,创制了许多新的温补方剂,因而方剂学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
清代以来,方剂著作更是指不胜屈。清代的方剂著作,或是注释前人的某些方书,或是撮取简要实用的成方加以方解,或将常用的方剂编成歌括,便于初学者诵读、熟记,这是其主要特点。如张路玉的《千金方衍义》,汪讱庵的《医方集解》与《汤头歌诀》,陈修园的《时方妙用》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在医方普及读物方面,以汪讱庵的著作,尤其是《汤头歌诀》,最为实用,影响极大,最受后学者欢迎。它的特点是便于诵读、熟记,流传最为广泛,垂300余年而不衰。
晚清时代,由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创定了温病学说的体系,不但在医学理论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使治疗温病的方剂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和充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方剂和中医学的其他部分一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继承、整理古代方剂和方剂著述等方面,而且表现在近若干年来,全国开展采风运动,收集民间有效方药,同时中医和西医大合作,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方剂。因此,大大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今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中医事业日益发展,中西医合作日益加强,方剂学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综上所说,方剂学的起源自有文字可考以来,迄今已有两千几百年了。大体说来,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剂,尚带有原始单方的形式。迨至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方剂学已从原始雏形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这时的方剂,不但组织严谨、周密,而且调剂和制法也很精当。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方剂的药味,都在8味以下,极少超过10味。魏、晋时代的方剂,从它的方制和调剂来看,基本上与汉代张仲景的相近。但至唐代,方剂就有了显著的演变。就唐代的代表作《千金要方》来说,其中所收的方剂,组成的药品或多或少,少的只有一两味,多的常常几十味,而且主治范围或泛或专,既有一病而立数方,也有一方而主数病。这种演变,可以说是为了适应临床实际需要的一种发展。后来,随着中医学不断地发展和提高,方剂学的内容也不断充实和完善。这不仅表现在方剂数量的日益增多,而且更主要的是历代医家通过实践再实践,创制了丰富多彩的卓效良方。如金、元时代,寒凉、滋阴、补土、攻下四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就使方剂在这四个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明代,由于温补派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温补方面的方剂也得到了更新的发展。再如晚清时代,杰出的温病学说体系的创立,使方剂学的内容得到了更大的充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重视中医、中药,方剂学正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由此看来,方剂学是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可是从金、元以来,有一些医家由于对于方剂学的发展缺乏正确的观点,或是崇古非今,或是尊今非古,各执一端,而产生了经方和时方[4]两大派别的争论。如徐大椿认为,仲景的方剂集千圣之大成,万世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而唐以后的方子,呆板肤浅,缺乏生机,可法可传的绝少。但罗太无却认为,以古方治今病,“譬之拆旧柴起新屋,两不相投”。其实,经方组织严谨,确有疗效,古时可以用,现在和将来也还可以用。时方不但发展了经方,而且其中有许多奇方妙法补充了经方所未备。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方剂时,必须正确地对待方剂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二、方剂的分类
方剂的分类,是方剂形成以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方剂学的日益发展而日趋完善。历来,对于方剂的分类,有种种不同:有按方剂的组合和性质进行分类的,有从药物的性能进行分类的,也有以方剂的功效进行分类的。现在择要分别叙述。
1.七方
方剂分类最早的记载,当首推《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治有缓急,方有大小。”“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奇之不去,则偶之,是为重方。”这是方剂分类的雏形。后来,宋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中把它定名叫作“七方”,即:“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现将七方的内容:分别举例说明。
大方:是指药力强大而能够克制邪气强盛之病的方剂。如猛峻攻下的“大承气汤”和攻表解热的“大青龙汤”,都是分量较重、药味较多,而效能胜于小承气汤和小青龙汤的“大方”。
小方:是指药少、剂量较轻而用治邪气较浅之病的方剂。如具有微下作用的“小承气汤”和具有微温作用的“小建中汤”。
缓方:是指药力缓和而用于一般慢性虚弱病证的方剂。如甘以缓之,用治脾胃气虚的“四君子汤”;丸以缓之,用于久痢不止的“乌梅丸”等。
急方:是指药力猛峻、效能急速而用于扶危救急的方剂。如急下存阴的“大承气汤”和回阳救急的“四逆汤”。
奇方:是指一味药物或组成药物合于单数的方剂,也有认为是指用一种主药来治疗病因单纯病证的方剂。如治疗虚脱的“独参汤”和破气除满的“厚朴三物汤”。
偶方:是指两味药物或组成药物合于双数的方剂,也有认为是指用两种以上主药来治疗病因复杂病证的方剂。如“肾气丸”的附、桂同用,“大建中汤”的椒、姜配合。
复方:是指两或数方合用而治错综复杂之病的方剂。如用“桂枝汤”与“麻黄汤”二方合并使用的“桂枝麻黄各半汤”,以及由麻黄汤(去杏仁)、桂枝汤(去大枣)、平胃散和二陈汤数方合并使用的“五积散”。
从上面的举例看来,七方基本上是按照方剂组合的情况,如相对的大和小———组成药物的多少,奇和偶———组成主药的单数和双数等进行分类的。当然,所谓方剂组合的大、小、奇、偶等,在临床上都必须以病情的轻重、病势的缓急、症状的多寡等作为依据。
2.十剂
继《内经》七方之后,北齐徐之才[5]又有“十剂”的分类方法。十剂是根据药物的性能进行分类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依照方剂的功用进行分类的。因为方与药是密切相互关联的。十剂是指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宋代寇宗奭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寒、热二剂,名为十二剂。现将它的内容,分别举例说明。
宣剂:宣可去壅。宣,是指具有解郁、宣散等功能的方药;壅,是指郁结不散、壅滞阻塞等病理现象。如引邪上越,去除壅塞的“瓜蒂散”和“通关散”,疏理郁结,宣散壅塞的“逍遥散”和“越鞠丸”。
通剂:通可行滞。通,是指具有通行、消滞、去除闭阻等功能的方剂;滞,是指蓄积闭阻、留滞不行等病理现象。如行湿利尿的“五苓散”和“六一散”,通泄水气、痰饮的“己椒苈黄丸”[6]和“十枣汤”。
补剂:补可扶弱。补,是指一切能够补益阴阳、气血的方药;弱,是指一切虚弱病证。如补阴的“六味地黄丸”和补阳的“附桂八味丸”,补气的“四君子汤”和补血的“四物汤”。
泄剂:泄可去闭。泄,是指具有泄泻通闭、攻下去结等功能的方药;闭,是邪实内结、积滞不通等病理现象。如攻泄热实的“大承气汤”和攻泄寒食的“三物备急丸”,以及逐瘀破结的“桃仁承气汤”等。
轻剂:轻可去实。轻,是指具有轻扬发表、疏散祛邪等功能的方药;实,这里只是指外感表实的病证而言。如发散风寒的“麻黄汤”和“葛根汤”,轻疏风热的“桑菊饮”和“银翘散”。
重剂:重可镇怯。重,是指具有重镇坠压、平肝镇心作用的方药;怯,是指精神恍惚、多惊健忘、怔忡不宁等病状。如镇心安神的“安神丸”[7]和平肝镇逆的“旋覆代赭汤”。
滑剂:滑可去着。滑,是指具有滑润利导等功能的方药;着,这里主要是指大便燥结、留而不去的病证。如润燥通便的“脾约麻仁丸”和外导利便的“蜜煎导法”。
涩剂:涩可固脱。涩,是指具有收涩、固脱等作用的方药;脱,是指久泻不止、遗精滑泄和大小便失禁等病证。如收涩止泄,治疗虚寒久泻的“桃花汤”,涩精固泄,治疗无梦失精的“金锁固精丸”“封髓丹”,以及治疗小便失禁的“桑螵蛸散”等。
燥剂:燥可胜湿。燥,是指具有香燥胜湿功能的方药;湿,是指湿邪所引起的病证。如宽中化湿、驱除内伤之湿的“平胃散”和发表祛湿、治疗外感湿邪的“神术散”。
湿剂:湿可润燥。湿,是指具有滋津枯、润血燥功能的方药;燥,是指枯燥的意思,像血液枯竭、津液耗伤等病证。如用于内燥血枯的“活血润燥生津饮”和生津益血的“消渴方”。
寒剂:寒能胜热。寒,是指具有清热、保津、泻火等寒凉性能的方药;热,是指热性病证。如清热的“白虎汤”和清热生津的“人参白虎汤”,以及泻火解毒的“黄连解毒汤”。
热剂:热可制寒。热,是辛热性能而具有回阳救逆、祛寒温阳功用的方药;寒,是指寒性病证。如回阳救逆的“四逆汤”,治疗脾寒的“理中汤”。
后来,明代缪仲淳在十剂之外另增升、降二剂,也叫十二剂。升、降二剂可算高度概括,因为绝大多数药物,从升、降、浮、沉来说,不是升即是降。因此,升、降二剂与十剂并列,很多医家都认为不够合理,如清代沈金鳌说:“十剂中如宣、轻则有升义,泄、滑则兼有降义,且诸药性,非升则降……则升降二字,可以概群药,不得另立二门比于十剂之后。”
3.八阵
明代张景岳根据方剂的效能,创立了著名的“八阵”[8]分类法,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等八类。这种分类,基本上是以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作为指导思想的。现在分别简要地说明如下。
补阵:补益之类的方剂,适用于体质虚弱、元气亏损的病证。
和阵:具有调和意义的一类方剂,用以调和人体所发生的偏胜病变。
攻阵:攻泻去实的一类方剂,用治急证、实证。
散阵:功能发散的一类方剂,宜用于风寒外感等表证病变。
寒阵:寒凉清热、滋阴增液的一类方剂,治疗热证或津水亏乏、火炎之证。
热阵:辛热助阳祛寒的一类方剂,适用于一切寒证。
固阵:固涩之类的方剂,适用于各种滑泄不禁之证,如久泻不止、遗精滑泄等。
因阵:是因证施方的意思。以上七阵所未能包括的其他类型,都可算作因阵。其意义似乎在于示医者灵活施方,而不必受上述各阵的约制。
4.二十二剂
清代汪讱庵,根据方剂的治疗效能,在《医方集解》中将方剂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加上附录救急,共为22类。汪氏的《汤头歌诀》,根据上述分类,除去明目和救急两类,加上附录便用杂方,并将次序略加调整,共为21类。今人严苍山氏在编写《汤头歌诀续集》时,增添幼科一类。而这本《汤头歌诀详解》将汪、严二氏的《汤头歌诀正续集》中的正集和续集同类相并,删去便用杂方一类,逐方加以注释,并增加绪论一章,共为22章。为了尊重原著,对于分类的排列次序,我们未予更动,但对每类中的方剂先后次序,则以类相从,做了一些调整。
此外,方剂还有两种分类法:一种是按病归类,如伤寒门、中风门、湿病门、燥病门等等;一种是从人之形体分类,如头面部、胸胁部、腰腹部、手足部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分类法,这里不一一赘述)这样分类,难免庞杂,头绪纷繁。因此,一般都不采用这种分类法。
总的说来,上述七方、十剂、八阵、二十二剂,是方剂学史上四个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分类方法。它们对于方剂的分类,虽然各有特点,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从它们的内容来看,都是从前人的原有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清代汪讱庵的方剂分类方法,尽管还有一些缺点,但是比较细致,切合实用。当然,直到目前,方剂的分类还没有得到统一。这主要是由于每一首方剂,往往具有好几种功能,像四物汤有补血、和血、调经作用,既可列于补养剂,又可列入理血剂,所以在分类上见解各有不同。我们认为,无论怎样分类,方剂分类的这种交叉现象仍然会存在的。如果能根据方剂的主要功能进行归类,这个问题是不难补救的。
三、方剂的组成与配伍
我们知道,除个别方剂以单行外,绝大多数的方剂,都是由两味以上的药物所组成的。那么,每首方剂的功能,是不是等于所组成药物功能的相加呢?一般地说,每首方剂中的药物组合在一起,通过调剂以后,往往都产生新的变化———构成综合性的效能。举例说吧,豆豉和葱白,都是发表药,二者配合,名叫葱豉汤,为治疗伤寒表证寒热,头痛的发表剂;豆豉和栀子,一为发表药,一为清热药,二者配合,名叫栀子豉汤,为治疗伤寒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心中懊的除烦剂。前二者配合以后,相得益彰,增强了固有的发表功能;后二者配合以后,改变了原来的性能,而产生了新的效能。再如,防风本为表散发汗之药,但与补气固表、健中的黄芪、白术配合(玉屏风散)以后,便成为止汗之剂。显然,防风因得芪、术之补,而改变了原有发汗功能;芪、术因得防风表散之力,而充分发挥补气固表的作用,因而达到止汗的目的。由此可见,当几味或许多味药物组成一个方子以后,药物不是保全其固有的性能,互相增强效用,就是失去其原来的性能,产生新的功效[9],从而发挥其综合作用。这是方剂的精妙之处。我们学习和研究方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临床处方时能够很好地掌握方剂的综合作用,从而提高治疗效果。那么,怎样掌握方剂的综合作用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懂得方剂的组成法则和变化原理。
方剂的组成法则,概括地说,就是君、臣、佐、使。《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又说:“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根据《内经》以及后世医家对于君、臣、佐、使的记述,归纳起来,所谓君药,就是方中针对主病、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主药;臣药,就是辅助主药加强主要疗效的药物;佐药,就是协助主药解除某些次要症状,或是监制主药,以消除或缓解主药的毒性和剧性———减少主药副作用的药物;使药,就是能够引导诸药直达病所的药物,或是具有调味、赋形等作用的次要药物[10]。至于君、臣、佐、使,组成药味的多寡,除了使药常用一味外,其余都可依据证候的需要来决定。下面举例说明。
例一:麻黄汤主治伤寒表实证,症见恶寒,发热,头痛,身疼,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脉浮紧。
例二:大青龙汤主治伤寒表实里热证,发热恶寒严重,全身疼痛,无汗烦躁,脉浮紧有力。
从上面两个方子来看,每一个方子都有一个主治功能,也即所谓综合作用,像麻黄汤的综合作用就是发汗解表,治表寒实证;大青龙汤的综合作用就是发汗清热,治表实而兼见里热证。在临床上,对于一个病证做出明确诊断以后,就要开方子。我们所开的方子,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能不能使方子所产生的综合作用恰好地能够驱除导致那个病证的病邪,或者解除那个病证的主要症状,就决定于方子的组成是否确当合理。怎样才能做到处方合理、确当呢?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掌握君臣佐使,分清药物的主次轻重之外,还必须懂得药物的“七情和合”,以掌握药物配合以后的性能变化。
“七情和合”,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了记载,它是古代药物配伍的经验积累,也是组方时必须掌握的基础。七情是指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除“单行”,如独参汤,是用一味药物单独发挥作用外,其余六者都是说明两种以上药物的配伍关系。例如:应用两种功用相同的药物,从而增强疗效的,叫作“相须”,如知母配黄柏,则滋阴降火的功效更强。用一种药物去配制另一种功效相接近的药物,以使其疗效提高的,叫作“相使”,如大黄可使黄芩清热的效力更大。取一味药去抑制或减低另一味药物的毒性或剧性的,叫作“相畏”,如半夏畏生姜,二者合用则生姜可减半夏的毒性,使其更能发挥镇降、止呕、祛痰的作用。利用一种药物去牵制或改变另一药物的偏性的,叫作“相恶”,如生姜畏黄芩,合用则黄芩可减低生姜的温性。一种药物能解除另一种药物的中毒反应的,叫作“相杀”,如蟹壳能杀漆毒。两种药物同用要发生剧烈的副作用的,叫作“相反”,如半夏反川乌,因为半夏和川乌,一温一燥,二者都有毒性,同用必然会加强毒性,容易产生副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药物经过配伍以后,往往会产生复杂的变化:有的具有协同作用,可以增强疗效;有的具有拮抗作用,相反能降低疗效;有的甚至能产生有害作用。在临床处方时,我们常常有意地运用药物相畏和相恶的作用,减低某些药物的毒性或偏性,使其发挥独特的治疗作用;也往往应用药物之间相杀的原理,借用一些药物去解除另一些药物的中毒现象。此外,相须、相使的配伍运用更是普遍。至于相反的药物,非确有把握和需要者,原则上都必须禁用,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综上所述,方剂的君臣佐使,说明处方时必须按照病情的轻重和症状的多寡,选择适宜的药物,并分清其轻重主次和搭配的关系;七情和合,主要说明药物配伍以后的复杂变化。我们必须掌握这两方面,处方时才能做到“多而不杂,少而不漏”,才能明确每首方剂的综合作用,从而随着疾病的千差万别,开出相应的处方。
四、方剂的加减变化
“病变方变”,这是中医辨证论治、因症施方的特色。丹波元简氏说:“用方之妙,莫如于加减;用方之难,亦莫如于加减。”正说明了方剂加减的重要。在临床上,方剂的加减变化以什么为依据呢?必须根据证的差异———病人的病情、体质、年龄、生活习惯以及气候环境的不同,灵活地变更处方的药量或药味。假使“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悉与古方前所列之证皆合,更于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证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证之出入,而冒昧施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效法于古方而不拘泥于古方。方剂的加减变化,可分为三种:一是药量的加减;一是药味的加减;一是数方相合的加减,下面分别介绍。
1.药量的加减
一张方子的药味不变,单单增减其中药物的药量,就可以使它的效能和组成发生变化。例如,《伤寒论》里的小承气汤和厚朴三物汤,都是同用“大黄、枳实、厚朴”三味药,但因二者的用量不同,不仅主治有别,而且方剂的组成也起了变化,见表1。
从表1可见,小承气汤以大黄为主药,主治热结便秘;厚朴三物汤以厚朴为主药,主治气滞便秘,二者的方剂组成和主治证候都是有区别的。
表1 小承气汤和厚朴三物汤的差异
此外,还有方剂的药量增减,只改变其效能,而不改变其组成的。例如,桂枝汤用“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本是主治“太阳表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方子,假使在方中加重“桂枝二两”,就变成“桂枝加桂汤”,成为主治“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的方子了。桂枝加桂汤与桂枝汤,因为其中一味桂枝的用量不同,虽然二者的主治证显然有别,但它们的组成并没有改变,见表2。
表2 桂枝汤与桂枝加桂汤的差异
由此可见,方剂中药量的增减,可使原方发生两种变化:一种是既改变原方的效能,也改变原方的组成;另一种,只改变原方的功能,而不改变原方的组成。
2.药味的加减
一张方子中,部分的药味变更,就会使它的功能发生变化。这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加减方法。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方剂总共112首,用药只有86种,其中许多方子,都是在某些方剂的基础上加减药味化裁而成的。例如,从一种栀子豉汤变化出6张方子,分别适应各种证候,就是很好的例证,见表3。
表3 栀子豉汤类方剂的药物组成
上表所列的6张栀子豉汤方,用药总共只有七味,而适应证各有不同,其中后五张方子都是栀子豉汤的基础上加减而成的。(见表4)
就表4看来,栀子豉汤的药味加减,都是以症状为依据的。栀子豉汤的主治是虚烦不得烦,心中懊,或烦热胸中窒;如果兼有中气不足而出现“少气”,则加“甘草”,以补中益气;兼有中气上逆而作“呕”,便加“生姜”以降逆止呕;倘若伴有伤食而“心下痞闷”,则加“枳实”,宽中下气以除积。至于心烦,腹泻严重而卧起不安者,是由于热与气结,壅于胸腹之间,其证重点在于“满”,治宜去满为主,除烦为次,所以用栀子豉汤减去豆豉,而加枳、朴以泄满下气。身热微烦,是上焦虚热未除,但其证轻于栀子豉汤,故除去豆豉之宣泄而仍用栀子以清热;大便溏泄,是因误下引起的中焦虚寒,所以加“干姜”逐内寒以止泻。
表4 栀子豉汤类方剂的药物组成
根据上述,可知方剂的药味加减,完全是以症状为凭证的。我们在临床上要应付千变万化的病证,就得掌握方剂药物的加减方法。临床上遇到某一病证时,通常应尽量先选用适当的成方;假使没有完全恰当的成方,然后才以某一成方为基础加减药味;要是症与方的出入很大,也就是成方的大半药物都不适用,那就不必加减,可以另立一
① 见《伤寒蕴要》。
② 见《内外伤辨惑论》。
③ 唐宗海:“……则此方(栀子干姜汤)用干姜,正是大下微溏泻,故用干姜救之,而仍不废栀子者,以原有身热微热之证。”方。这就告诉我们,方剂的药味加减,必须要在方剂基本适用于客观病证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做到既能灵活变动,又能合乎法度。
3.数方相合的加减
几张方子合并使用或相合加减使用,是应付合病或并病[11]的一种方法。历来的方剂数以万计,其中有很多复方都是由两张以上的方剂合并或化裁而成的。像常用的十全大补汤,就是由四君子汤和四物汤再加黄芪与肉桂组成的,见表5。
表5 十全大补汤的组成方剂
大家知道,四物汤的功用主要是补血,能治血虚之证;四君子汤的效能主要是补气,可疗气虚之候。血虚和气虚是两种不同的证候,假使二者并现,便要把四物和四君合并使用,方能收效。八珍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古人遇到比八珍汤更复杂的证候———气血两虚兼见阳虚,又创立了十全大补汤,以适应临床病证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事。于此可知,数方合成的复方,纯粹是为了复杂的病证而设;如果证候单一,那就无需数方合并使用了。
五、方剂的剂型
方药的剂型,是指方药制剂的形式。制剂的形式,对于疗效有很大的影响,比如,麝香、苏合香、安息香等芳香走窜性的药物,只宜制成散剂或丸剂服用,才能发挥它们应有的药效。如果用作煎剂,便会使它们的功效丧失或极大的减弱。像苏合香丸,所以制成丸剂应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中大量芳香性的药物,加热后可使其芳香之气散失,而不宜制作煎剂。这一点古人早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如《神农本草经》说:“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另一方面,许多剂型的制作,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病证的需要。通常来说,新病、急性病患,多宜服用煎剂、散剂;旧病、慢性疾患,多宜服用丸剂、膏剂……陶弘景说:“又按病有宜服丸、服汤、服酒、服膏煎者,亦兼参用,以为其制。”这是很正确的临床实践体会。我们必须熟悉方药的各种剂型的性能,然后在临床上才能很好地运用。现把常用的方药剂型,简要介绍如下。
1.汤剂
即把药物加水或在水中掺酒、掺醋等煎煮,去渣取汁服用。这是内服药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剂型。它的优点是:内服后吸收较快,疗效迅速,因此一般疾病都可应用,特别是新病、急性疾患,更为适宜。
和汤剂相类的制剂,还有煎、饮和药露等。煎剂,是把药物煎汤去渣后,再用小火慢慢煎炼,并且多加入白蜜等药物同煎,使其比汤剂稠浓。这种剂型多用于慢性疾病。饮,是指宜于冷服或频频饮用的汤剂,如香薷饮、甘露饮等,多用于外感热病。药露,是用药物经过煎馏方法制成的,如金银花露、青蒿露等,因其药力微薄,通常多用做饮料以辅助治疗。另外,用药物煎汤外用熏洗的,叫作洗剂,也属于汤剂的范围。
2.丸剂
也叫丸药,是把药物研成细末,用水或蜜或糊等调和做成的圆粒,小的如芥子、绿豆,大的像桂圆。丸药的优点是,便于收藏和携带使用。因为一般的丸剂服后,在胃肠中吸收缓慢,作用比较持久,所以多用于慢性疾病,所谓“丸者缓也”。但是,也有一些丸剂是专用于急性暴病或急性热病的,如苏合香丸和万氏牛黄丸等。这类丸药主要取其便于携带使用,应付急需,且多采用研细服用的方法,使其服后吸收较快,取效迅速。这和一般丸剂的意义是显然不同的。
3.散剂
即把药物研成粉末使用。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类。内服的散剂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药末研得较细,直接用开水、茶汤、米饮或黄酒等调服,或者配合汤药,用药汁送服,如清瘟败毒散[12]、失笑散之类。这种散剂的优点,使用方便,可以随身携带救急,且服用后吸收较快,通常都把它用治急性疾患。另一种散剂,是把药物研或锉成粗末,然后用水煎服,所以又叫作“煮散”。古代医家多应用这种方法。例如,银翘散、人参败毒散,古代都是研末,储藏备用,临用时,用水煎服。这实际上与汤剂相类。所不同者,汤剂都是随用随配,可以依据病情变更药物,而散剂多为成药(方药固定),只有完全适应的病证才可使用。同时,前者用量较大,而后者用量较小,效用较强,是符合好、省的精神的。
外用的散剂,研末必须极细,大都用作外敷或散布患处,以达到局部治疗的目的。例如,外科用的如意金黄散,喉科用的绿袍散,眼科用的推云散等都是。
4.膏剂
即把药物煎成浓汁,然后加入矫味或赋形剂煎熬成黏胶状或饴状。通常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种。内服的膏剂,是把药物反复的煎熬,滤去渣滓,加冰糖(糖)或蜂蜜等熬炼收膏。这种膏剂,适用于慢性疾病患者或体质虚弱者,作为长期治疗、滋补,或专为补养用。一般在深秋和冬季精气内敛,闭蛰封藏之时,服用膏剂最为适宜;由于春、夏天气暖热,膏剂容易变质腐坏,不宜制备应用。膏方大都是根据病情开出的复方,用时配制,一般每付膏滋可服用1~2月左右。但也有许多膏剂是成药,如枇杷膏、琼玉膏等,都是很常用的。外用的膏剂,是把药物用麻油、菜籽油等煎熬去渣,加入黄丹、白蜡等熬炼极为浓厚,使冷却后成为半固体状,然后把它加热熔解,摊在纸上或布上,使用时或者根据病情再加上适当的药粉少许。一般都用它外贴消肿或治风湿筋骨疼痛等病证。
5.丹剂
其所组成的药物,往往含有金石之品,须经过煅制提炼而后合成,这有点类似过去的炼丹,有些丹剂用朱砂或金箔为衣,所以叫作丹。它的剂型没有一定,往往有些丸剂、锭剂和散剂都叫作丹。例如,活络丹、神犀丹等,剂型是丸;九一丹等(外科用),剂型是散;玉枢丹又多是块状、锭状等不等形。
6.酒剂
一般称为药酒,古代叫作“醪药”“酒醴”。大都是把药物浸泡在高粱酒或黄酒中,放置半月至一月后,去渣服用。酒剂主要是借酒的辛热善行之性,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很快地带到全身各部,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通常多用它活血通络,治疗风寒湿所引起的肌肉骨节疼痛,以及局部麻木不仁等病证[13],或者用作补益强健筋骨。因此,药酒方大都是用温通、活络、祛湿驱风和强健筋骨之类的药品,例如虎骨木瓜酒便是。酒剂的优点是,可以长期保存服用,使用方便,而且比服用煎剂节省药材。但如对酒有过敏的人,即使其病情适合,也不宜应用。
除上述的常用主要剂型外,还有坐药、导药、线药等,都是作外用的。坐药,是把药物做成较大的丸子使用;阴道坐药,多用软布包裹,然后纳入阴道内,用治白带、阴痒等病证。导药,通常用的蜜煎导,纳于肛门内,溶解后,能够使干燥的粪便润滑而出,实质上也是坐药。线剂,就是常说的药线,是把线放在药汁中煎煮,然后使用,如用作扎瘘管的药线便是。
最后,略谈一下改良剂。所谓改良剂型,是指近年来,借助现代制药方法,把中药原生药加工制成酊剂、糖浆和片剂等等。这种剂型的特点是,有效原药得到了相当的浓缩,可以保藏较久,每次服用量少,便于携带应用。它的形式和西药的酊剂、糖浆及片剂等同类剂型相似。但每种西药的化学成分及其含量都很明确,而中药改良剂型,其化学成分及含量大都不够明确或不完全明确。这是二者的本质差别。也正因为中药,特别是复方的化学成分,极为复杂,目前尚不容易测定、分析清楚,所以有些中药制成改良剂型后,其有效成分是否会受到损失,还是一条悬案。比如按照中医的用药体验,一般养阴润燥、潜阳息风的方药,不宜制成酊剂。因为这类方剂适用于阴虚、肝阳上亢之证,倘制成酊剂,其中酒精辛热刺激,能使肝阳、肝风愈为上亢,而抵消方药的效用。因此可以说,中药改良剂型,从它的制剂形成来看,确已前进了一步,但哪些药物适合于改良剂型,哪些药物只宜于这种改良剂型而不宜于那种改良剂型,哪些药物不宜于改良剂型,尚待研究和临床应用体验证实。
六、怎样学习和运用方剂
方剂的起源,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已经有了两千几百年了。在这悠久的历史里,历代医家为了同疾病做斗争,通过临床实践,创制了数以万计的方剂。这是医学经验积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无数的奇效良方,现代有很多无法治疗的病证,都用它获得了卓效。目前世界上有好多国家,也都注意研究我国的方药。可见方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宝库。怎样把方剂学运用于临床,这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就我们的认识,提出下面几点,供读者参考。
1.把方剂联系“理”和“法”
大家知道,理、法、方、药是密切联系着的。我们无论在学习或运用某一张方子时,都必须明确这个方子是用什么理论做指导的,它贯穿着哪一种治疗法则。如果丢开这一点,即使把方子的药味、用量背得滚瓜烂熟,也不能理解这张方子,当然更谈不上临床应用。比方,大承气汤有大黄、厚朴、枳实和芒硝四味药,能够主治大便不通。那么,它治什么原因引起的大便不通?这种大便不通又属于什么性质呢?其中就涉及很多理论问题。大承气汤所治的大便不通,它的原因是患者体质壮实,热邪入里,与肠中糟粕结成燥屎滞于肠中形成所谓“阳明腑实”。于此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晓得它的原因是“热”,病位在“里”,属阳明腑证,它的病机是热实相结,性质为里热实证,这里就用到寒热、表里、虚实、脏腑及邪正等理论概念。再进一步研究,大承气汤是用的什么治疗方法呢?是泻实泄热。这就联系到“实则泻之”治疗法则。当然,上面的这些判断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通过他的痞、满、燥、实等一系列的症状分析得出来的。因而又牵涉到怎样观察和辨别症状的理论,也就是“辨证”的运用。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医治疗用方必须用它的固有理论做指导。因此,学习和研究方剂,首先必须具备中医的理论基础,否则是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的。假设我们不明确上述大承气汤所贯串的“理”和“法”,单单记熟了它的药味,怎么能算理解了它呢?如果我们仅仅凭它能主治大便不通这一点,昧然把它误用于虚寒性便秘,结果造成了不良后果,这又怎么能说会运用它呢?
2.掌握方证的本质特点
谈到一张方子,就必然会想到它的适应证。因为讨论方剂的根本目的,是要用它去治疗病证,而每一张方子都有它特定的一种或几种适应证。这种特定的适应证,习惯上都把它与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叫作某某方证。如大承气汤的适应证,便直接叫它大承气汤证。一般说来,方证是由很多症状组成的,多半是一个症候群,极少恰好是一种病,而且一个方证的症候群,往往可以见于好多病证。拿大承气汤为例,它的主证一般是:心下痞,腹满胀喘,腹痛拒按,大便不通,即所谓痞、满、燥、实四症。这些症状,既可见于现代医学所称的伤寒病,也可以出现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热性病的过程中;中医只要见到这种方证,不管病名如何,都必须用大承气汤治疗。这说明中医用方不以病名为对象,是以症状为基础,而机械地固定一方独治一病,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要学会运用一张方子就必须熟悉它的方证。怎样才算熟悉方证呢?那就是掌握了方证的本质特点———特殊症状和机理。假使抛开这一点,单单呆记方证的主要症状,那是绝对不行的。不妨,再以大承气汤证为例,如果我们只知道它的一般主证是腹痛、大便不通等等,不但可能把大承气汤误用于虚寒性便秘,而且遇到下利清水(热结旁流)的大承气汤证,又可能误用其他方剂去治疗。那么,什么是大承气汤的本质特点呢?性质是里热实,大都见于热性病中期,患者体质壮实,腹胀痛硬满,拒按,脉象数滑或滑实有力,小便色赤,烦躁口渴,舌苔黄厚干燥,或焦黑起裂纹。我们掌握了它在体征、症状、脉、舌等四个方面的本质特点。综合辨析,纵然碰到下利清水的假象,也绝不会迷失治疗方向。同时,也绝不会把大承气汤误用于虚寒性便秘。因为虚寒性便秘,它的脉象必然沉细,舌苔必然白厚而质淡……这都是与大承气汤证的本质差别。总括一句话:抓住方证要领,是应用方剂的首要条件。
3.弄清方剂的药理作用
方同证的关系,属于方的外部联系;方的药理作用,是方的内部结构。方剂大部分是复合剂,一般的用药8~10味,最少的两三味,最多的几十味。正由于大部分方子是复合剂,因而方中各种药品之间就有药理的关联性。这种药理的密切关系,产生了方剂的特有效能,这是建筑在药物的四性五味和配伍等用药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例如,桂枝配麻黄,为发汗祛表寒的峻剂,但若与芍药、饴糖同用,便成为温补健中之剂。这种效能的改变,就是因为配伍不同,而药理作用改变的结果,因为桂枝、麻黄都是味辛性温之药,辛能发散,温能祛寒,二者性能相近,配伍后相得益彰,所以成为发汗祛表寒的峻剂。而芍药的味酸性微寒,饴糖味甘性温,酸能收敛,甘能补中;酸敛能够制约辛散,所以配芍药后只有温运之性,并无发散之功;因而温运协同甘补,成为温补健中之剂。由此可见,我们弄清方剂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正确理解它的效能,在临床上随证应变,确当地配伍和加减使用方剂,而且可以对于有药无证或列证过简的古方,从药测证,推出它的适应证,便于掌握运用。
4.熟悉方药的用量
方药的用量恰当与否,与疗效关系极大:用量不及,方虽中病,而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用量太过,伤害正气,反能增剧病情,或造成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如果要能很好掌握方药的用量,除了必须熟悉一般药物的常规用量之外,还要掌握下面几个原则:
(1)剧毒方药用量宜小,必要时可逐渐加大用量。
(2)轻病、慢性病,剂量不必过大;重病、急性病,剂量可以适当加大。
(3)体质薄弱的人,方药用量一般低于体质强实的人;儿童的方药用量一般少于成年人。
(4)方中主药的用量应该较重,辅佐药的用量一般较轻。
对于古方的用量,也必须有一般的了解。由于古代的度量衡和现在的不同,所以古方所记的用量和现代相差很大。后世有些医家对此做了考订,但结论不一,如宋代林亿说:“古三两,约当今之一两;古三升,约当今之一升。”明代李时珍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古之一升,今用二合半。”因此,古方的用量只可供我们研究古方中药物用量比例及其配伍关系的参考,而不可照抄使用。今人研究,《伤寒论》之一两,约合15.625克,可供参考。
此外,在古方中还常用“方寸匕”[14]“钱匕”[15]“鸡子大”或“枣大”等来表示药物的用量。所谓“方寸匕”,这就是古人一平方寸大的匕;“钱匕”,是用古代“五铢钱”作为量药的工具,如取药粉仅遮满钱上一个字的,叫作“一字”[16]。至于如鸡子大或枣大,更是大体的估量。这些虽然现代都不采用,但我们必须了解。
5.熟记基本方剂
在临床上,必须掌握很多方剂才能应诊。一般说来,愈高明的医家,掌握的方剂愈多,因为方剂掌握得多,才能随证应变,加减化裁。初学者首先必须熟记基本方剂。本书中所收集的方剂,基本上都是常用的方剂,而且都有歌括,便于诵读熟记,可以先诵读每一类的重点方剂,然后逐步增多,例如,发表剂中,可以先读熟辛温解表的麻黄汤、桂枝汤,以及辛凉解表的银翘散、桑菊饮;攻里剂中,可以先熟记寒下的大承气汤,温下的温脾汤,以及润下的脾约麻仁丸……然后再读发表攻里剂中的其他方药,并比较它们的异同。如果能把本书中常用的方剂,大部分都记熟了,可以说已经打下了初步基础,临床上也差不多可以应付了。假使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博览方书,结合临床实践,深入钻研,自可升堂入室,应付裕如了。
6.用方必须因证制宜
随证施方,因证制宜,这是中医用方的独特之处。前面“方剂的加减变化”一节里已经谈过,临床上不能呆板套用成方,必须随证化裁,效法于古方而不拘泥于古方。要做到这种功夫,除了学好方剂的基本内容,非通过长期的临床细心体验是不可能达到的。所谓因证制宜,大致说来,就是要把握病证的整体性,随着机体内在环境的特殊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变更处方。举例说吧,同样是一种热性病的里实证,由于一发生于孕妇,一发生于常人,他们的治疗用方就有所不同;总的原则虽然应该用寒下剂,但是在选方时,一般前者的方药要轻于后者、缓于后者。还有,同样是感冒,有的体质壮实,需用麻黄汤发汗解表,有的体质虚弱,宜用人参败毒散益气解表。这都是因为病体的内在环境不同,体质差异,而用方各别。至于因外在环境影响,而处方差异的,如同是伤风感冒,冬天寒冷,多用辛温发表剂,夏天炎热,多用辛凉发散剂,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初涉临床学习使用方剂时,要特别注意体验因证制宜,才能逐步学会随证灵活用方。
7.注意方剂的煎服方法
方剂煎服得当与否,也能影响疗效。一般的方药,每天服用二三次;汤剂每帖分头二两煎,且多宜温服。这都是常识,不用多提。现在主要谈一下要特别注意的方药的几种煎服方法。
第一,发散及芳香性药物,不宜多煎,多煎会使其性味走散;补益滋养性的方药,必须多煎,介类、矿物类宜先煎、久煎,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第二,胶剂,如阿胶、龟甲胶等,若入煎剂,宜另用适量黄酒,置碗中清炖烊化,然后在其他药煎好去渣后,再投入慢慢搞匀融合。如果随诸药同煎,则部分胶剂黏附于药渣上,不能发挥作用。
第三,有些汤剂必须凉服,如治热性呕吐,尤其是小儿呕吐,常需频频冷服。
第四,发作性的疾患,方药多宜在发作之前服用,如截疟药,必须在疟疾发作前两小时服用。
第五,健胃药方宜在食前服,泻下方药宜在空腹服,安眠药宜在睡前服……这些都很要紧。
总之,这些煎服方法,我们在临床处方时,必须在方笺上注明,且嘱咐有关病家合作,才能使方药发挥应有的治疗作用。
[1]中医方剂中的汤剂为数最多,运用最广,是各种剂型的代表,所以每举“汤头”二字概称“方剂”。
[2]《证治准绳》中的“半夏生姜大黄汤”,就是用这三味药组成的。用治反胃呕吐、大便不通。
[3]高诱注:“用药物之新,弃去其陈以疗疾,则腠理肌脉,遂通不闭也。”按:也有认为,《吕氏春秋》的这段记载,是说明养生益寿的机理的。
[4]经方和时方:“经方”也叫古方,是以仲景的方剂为代表;“时方”也叫今方,是以宋代的方剂为中心。
[5]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十剂出自北齐徐之才的《药对》,但也有人认为,出自唐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药对》和《本草拾遗》都已亡佚,而现存记载十剂内容最早的为宋代《圣济经》一书。
[6]己椒苈黄丸:《金匮要略》方,组成药物有防己、椒目、葶苈、大黄。(按:此方本书未做具体介绍。故注出其药味)
[7]安神丸:《兰室秘藏》方,组成药物有黄连、朱砂、生地黄、当归、甘草。(按:此方本书未做具体介绍,故注出其药味)
[8]八阵:《景岳全书》中分为古方八阵和新方八阵;前者都是选集的古方,后者多为张氏创订的方剂。
[9]徐灵胎说:“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
[10]日本和田启十郎说:“使药一名结构药,用以构成药剂为适当的形状。”
[11]合病、并病:这里是指几种病证或几种方证合并发生的意思,与《伤寒论》里合病、并病的概念不尽相同。
[12]清瘟败毒散:药味与清瘟败毒饮全同。
[13]《素问·血气形志》篇说:“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14]方寸匕:一方寸匕的散剂,重约一钱许(四克)。
[15]钱匕:一铜钱(钱匕),抄取的药末重约一钱。
[16]一字:铜钱上共四字,一字的药量重约二分五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