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大历史”观念与专题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由幼年、少年而至中年、晚年，漫漫万年，独享高寿。今天，以社会转型为主题，全民族正高度关注着向现代社会急剧行进中的变革事业，对传统社会的整体认识，也时时会牵涉到。但我们能直接体验的已经是它成熟期之后的许多特征，其早年时期的境况已渺远而依稀。这样，我们认识的方法，只能逆向地从它的全部经历中往复逡巡、细心体察，用一种互动式的讨论，去接近它何以成为“它”的因果奥秘，获得一种历史的通感。

这就使我想到了“大历史”。“大历史”的概念，是黄仁宇先生的创意。先生中年始治史学（44—54岁），但先前丰富的社会阅历，无疑是助其治史自成风格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以“大历史”观念写作出的诸多论著，在大陆拥有广泛的读者，也多缘于论著富有现实感。

以《放宽历史的视界》为代表，还包括《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以不同的表述形式，反复强调中国历代没有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缺乏中层的技术操作环节，是妨碍向现代化顺利转型的重要症结。这是黄先生多年坚持的重要史识。从这些论著里，大致也可以看出，“大历史”观念，实际是一种考察方法，就是要把视野放宽到世界历史走过的全过程，宏观地由前后（时）、中西（空）的往复观照，去考量审视中国历史。这同我在前面说的，以“问题意识”为向导，采取逆向考察的方法，有许多爱好相投的地方。所以，当我看到“大历史”三个字，特别感到亲近，没有任何阻阂地就采纳了。

我觉得黄仁宇先生的治史路向，对我们是极有启发意义的。治史的割裂，画地为牢，分工过细，无疑已成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拆掉围墙，其中包括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打通，中外历史的打通，实有必要。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中外历史的参照系统作助手，既难以描述自身的特征，也没法解释中国为什么必须由别人把我们“轰出中世纪”（陈旭麓先生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身在国外的华人学者较早就对此提出异议，而国内绝大多数人却仍旧说，且日渐蔓延到文学史、思想史等相关领域。差别倒不在内外，而是我们自己对世界史研究方面新的进展缺乏必要的关注，甚至连世界名著、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中译本已经出版这样关联非常密切的信息，也有不知道的，就说不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指出，中外比较的方法，逆向考察的方法，都只是史学方法大家族中的一员。任何一种方法实际上都不可能孤立地使用。正因为这样，20世纪后半期才会有整体史观的强调。如果要说“大历史”，整体思维、整体史观，似乎更应该成为“大历史”内涵的主体或者核心。

例如“在数目字上管理”这一概念，单从字面上看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有人就反驳：只要有经济活动，就必要用“数目字管理”。任何形态的国家管理都离不开“数目字”的计算。很明白的事实，古代中国为什么要由租庸调制演变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最后到地丁制？不就是国家（王朝政府）意识到社会实际情形变化了，要保证一定的“数目字”到手，赋税管理规则不得不随时而灵活变化？到明代这一“数目字”原则表达得更清晰，叫作“量出为入”，政府必要的财政支出总量，是应征赋税总量的“底数”。更不用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数目字管理的严密，不是一直要管到“右派分子”的比例数的划定？至于赋税征收效率的不很理想，赋税“逋欠”不能收足的问题，说绝了任何管理制度都有漏洞、都有抗拒的对策，逃漏税的问题今日发达国家也不能根绝。至于状况特别严重，原因还在别的地方，不完全在经济体制。

但我也必须为此一辩。究其原因，作为一个概念像“在数目字上管理”，本有它的许多内涵和一定的外延边界。只是由于该概念采用的是通俗易懂的表述方法，误解即由望文生义而来，实在是与黄先生本义的核心内涵有很大的出入。这个责任主要在阅读者，而不完全在概念的提出者。细读黄仁宇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知道他的“在数目字上管理”，是与西方现代化进程里特有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作为一种“运动”的大论点紧密关联的；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简化、通俗化。核心的一点，便是社会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得听从“货币”的指挥、调度，国家的管理，特别是法制必须转变到为这种“货币”自由流通和公平原则服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在这种过程的演进中，先是商业资本扮演了先驱的角色，而作为金融资本化身的“银行”的出现，则才是关键的、具决定性的环节。

与此相关，在黄仁宇“大历史”论述的背后，我们还时时可以看得到韦伯和布罗代尔的影子。但按我读书的心得，西欧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十分复杂，是方方面面整体性演进的过程，什么环节都很难缺少。在这方面，韦伯和布罗代尔这样的世界级大师，已经非常注意“整体”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归纳依然逃不脱“归纳的不完整性”法则。如果要找关键点，布罗代尔关于“市场遍布一切”的说法，似乎要比“数目字管理”更具实质性。市场、市场经济实则古已有之（这一点至今尚被现在不少国人所误解），而到了用市场交易的规则（过去叫“价值规律”，似不妥）渗透一切、改造一切、调度一切，“遍及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现代社会典型、成熟的特征才终于可以被指认，并足以成为区别此前社会形态最鲜明的标识（布氏称这为“过程的终端”）。假若我模仿一下，也可以归纳为“社会的市场化”。但这也与过去用习惯的“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借以思考的一种坐标，而不是全部的坐标。治史者万不能以一赅全、不及其余。

历史运动既持续不息，又在突破中继续前行。现实是由历史演进过来的，史学不能不关注现实。但以往的教训一直警告我们：不能牵强附会，离开了整体的历史感，史学“现实感”太强也是危险的。例如，今天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过去一度陌生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名词走红，“商人”也备受青睐。但假若先不弄明白“商人”“银行”的历史内涵和功能是什么，也会闹出笑话。

这就转到第二个例子：余秋雨先生是以写历史散文出名的。他的《文明的碎片》里有一篇“抱愧山西”，是专写清代山西票号的。在此之前余先生是下了一番研读史料的功夫，完全是有备而到山西的平遥，专程来写踏访古迹的妙文的。然而，我总觉得先生眼里看到的，嘴里不停向山西老乡教诲的，还有随时在头脑里迸发的思想火花，都有一种夸张的情状，像是发现了一片海市蜃楼般曾一闪而过的现代化“新大陆”。例如说“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看来余先生对于中国宋以来就存在的旧式“钱庄”（柜坊）与现代银行间质的差别是不予关注的。又说：“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里且不去说山西票号的官方背景，与权力的纠葛，至少是余先生并不知道，有没有私人资本发育的环境，有没有“社会公正机制和监督机制”即法制对私人资本的维护，恰恰是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分水岭；两山相隔一个时代，而不是一山的上坡和下坡。看来他就是忘了看黄仁宇的书。下面的话就更显得有些异想天开，主观逻辑无限放大：“（入至民国）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几个县城为总指挥部的家族式商业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但这还不是它们整体败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政府银行不能代替民间金融事业，国际商业无法全然取代民族资本，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况庞大的晋商队伍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北京、上海、武汉，一心只想适应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顽不化地与新时代对抗的决心。”接着就时髦地把票号的衰败归之于革命和战争。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辨明这些认识何以有误（讨论有关市场专题时再议）。类似的问题在史学界的徽商研究中也存在。我仅想借此说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不明整个“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所需要的整体环境和系统性的条件，就像看到有十几张织机就联想到“手工工场”，就引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一样，都要冒曲解历史的风险。

中国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我以为有两大问题非常地突出。一是“五千年文明、两千年大一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不能不说是罕见的成功，举世无双。何以能达此成功？总不能说没有“合理性”存在，那“合理性”又如何解释？二是“先进变落后”。先进发达的农业中国为什么要转型到现代的工业社会，会如此地艰难曲折？“后来者居上”，此话也有历史的根据，那我们凭什么能实现这种宏伟大志？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就不全是熟悉史料就可豁然得解的。也正为这个缘故，史家都重视整理史料的观念与方法。前面说到的梁任公、张荫麟是如此，稍后许倬云先生也极端重视史学方法论。在我看到的同类书中，许先生的见解是属于精深而切实的一位，颇能反映20世纪后半期认识的进展。他对历史变数（复合变数、独立变数、时间变数、文化变数、个人变数等）的研究很具特色，甚至为“历史”一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变数之总和。”此外，对历史的因果关系、英雄与时势的关系等都有自己的见地。想对许先生观点有一系统的了解，读者可详阅《历史分光镜》。

我认为，无论宏观的视野或微观的考察，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和整体特征，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一个史学家来说，理想的应该是宏观与微观两者统一而不互相排拒。多年来我是心向往之，力所不及，而心犹不甘。这大概也就是我至今仍能学而不倦的动力。

至此，把我在下面作专题讨论的“思想背景”交代得差不多了。此次共列八个专题，其中一、二、三、八是纵向的，对发展线索作些讨论；而其余专题是横向的，多围绕中国历史的特点展开。这些专题并不等于有关讨论应该涵容的全部问题。目前的选择具有纯主观的随机性，即它完全取决于目前我个人的能力和时间。以后能不能再作扩充，在教学中我想会有这个权利，而出版方面，可能性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