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准备

尽管本文论述的默式谈判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经受了系统分析的检验，但是我们还是无法保证默契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挥作用。或者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保证默式谈判产生的结果优于完全沟通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当然，谁也无法保证下一次战争爆发时（如果可能的话），战争各方能够及时找到有限战争要求的有限性或者及时找到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除非显式谈判能够出现。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考虑在默式谈判开始之前进行必要的准备活动，以增大谈判成功的几率。

很显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至少应该允许投降信息的互动传递）。这一原则的技术层面涉及发收信息的主体、相关的部门机构、传递的中质（如果存在的话）、传递的备用方案（假设中质和设施被人为破坏）等因素。作为防止核战争的努力，战争双方只有一次机会判断有限战争是否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和一场全面战争已经开始，因为在24小时内还无法沟通就可能丧失最后一次保持战争有限性的机会。

有人认为，有必要发挥中间人或调节人的积极作用。一个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调节人必须事前得到战争双方的首肯，至少存在一个友好的先例、传统或迹象。甚至即使我们排除了为类似紧急事态所做的相关准备工作，战争双方如果有调解的意愿或者哪怕做出微弱的努力，都有助于我们在形势极度恶化的紧急事态中，建构一个最有价值的调解机制。

但是如果敌对双方缺乏和解的诚意，准备阶段的各种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如一方拒绝做出任何友好的姿态或者身入潜在战争的一方甚至希望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赢得战术上的利益。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威胁、欺骗和威慑战略在从中作梗。国家领导人对有限战争的极度乐观加速了战争的爆发，或可能导致战争的种种举动，不管其最初动机是出于侵略还是出于报复。具体来说，美国是否决定以核进攻报复地区性的侵犯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人知道这一条件——我们对报复行动自身有限性的预期判断。换句话说，当双方迫切需要确定有限战争的必要条件时（假设双方愿意输掉这场有限战争），这取决于我们如何预期判断，美国人和苏联人能否找到有限战争的必要条件并达成默契。假设苏联人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有限战争的举动，我们将放弃实施打击报复。但是，他们也许会为化解我们打击报复的威胁敢于突破这些有限条件。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前面提到的两个空降兵的案例。其中一个空降兵明白，如果对方在跳伞之前知道他们会合后会得救，那么，对方也就不会关心飞机的安全问题。因此，只要一方拒绝就紧急情况与对方进行沟通，则对方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自己将不得不在陌生的地形中苦苦探索，寻求自救。

尽管对方的这种考虑或对重要谈判不利的种种消极因素削弱了双方前期协调的可能性，但是前面的博弈游戏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即以协调预期判断为目标的谈判或沟通不一定需要双方的参与：单方面的谈判也可以实现双方的协作，从而实现自救，即使一方人为地制造信息沟通的障碍。你是否还记得其中一个案例中，那个建议对方选择字母R的一方？只要对方明白——他当然明白——字母R是惟一没有风险的建议，很显然双方一定会达成共识。（即使对方拒绝接受字母R的建议，只要没有歧义的反对意见出现，这就只能说明对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该建议的积极作用。）同样的道理，如果在空降兵怎么也没有想到飞机会失事的情况下，有一个空降兵调侃：“如果我跳下去一定会遇到敌人，我就首先跳到能看到的第一个山头上。”当飞机果真失事时，另一个空降兵也许会回味前面那个人的话，而且也会那么做，尽管他此前差一点嘲笑前面那个人“真愚蠢”或“我绝不那么做，攀援会弄伤我的腿”。假设双方迫切需要某种达成共识的暗示并且发现了这个暗示，那么，不管该暗示多么微弱或不公正，一方在另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一定会接受这个暗示。因为一旦发生波及双方利益的突发事件，二者将为了迅速地达成某种共识而暂时搁置双方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