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核心问题就是提升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归结为国民经济质量问题，而两个方面则是技术创新能否带动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升级是否对技术创新具有反作用力。刘志彪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状况，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代加工”模式向复杂制造业转变，即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有一定的提升。由于当时的中国制造业“代加工”是当时存在人口红利所决定，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制造业开始兼顾到资源要素应用和高端技术吸收等问题，即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步入了协同发展的轨道。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先是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改革窗口”的形式换取美元外汇，支持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发展。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早的地区靠加工贸易积累外汇，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和能源，而且严重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过程中常常受制于人。国外需求市场的风吹草动直接影响到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这不仅破坏了国内的生态环境，而且随着人民币逐渐进入升值通道，出口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再也不能一味追求出口换汇目标，要将出口换汇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中西部经济发展应该吸取东部沿海地区“代加工”模式的教训，要在引资初期摒弃中国制造业粗放经营的惯性思维，高起点部署产业发展模式（刘志彪，2005）。洪银兴教授提出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是带动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不能依靠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带动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需要相应的技术水平支持。因此，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要有技术创新才能实现。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长期受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俘获，缺乏自主创新积极性，对此，政府应及时出台激励措施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国需要改变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剧的资源竞争局面，通过政府引导产业发展，反作用于制造业技术创新，甚至可以拟定若干个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集中政府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在市场激励方面，要保证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够实现企业的垄断收益，因此，政府要为技术创新企业能够获得长期垄断收益出台激励政策；但要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还需要在垄断收益机制内不断打破利益垄断，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制造业升级初期需要政府的一定推动，但能否实现制造业升级还需要市场的作用，只有企业互相竞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洪银兴，2011）。潘文卿、李子奈、刘强等，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不同工业部门在1997—2008年的产业相似矩阵，并以此作为权重，建立了测量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指标，发现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并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在生产程序和产品相似程度较高的产业之间，较为容易发生技术溢出并带动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资本的投入仍是决定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而劳动投入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当然，随着中国要素市场进程的推进，制造业之间相互学习现象得到强化，技术人才流动造成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升级会成为主要因素（潘文卿、李子奈、刘强，2011）。

王立军，张伯伟、朱春礼借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研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37个行业数据，系统全面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特征、企业规模、政府补贴等因素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和作用，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自主创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政府补贴和银行支持贷款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有正效应。同时，还发现政府技术研发策略的选择也是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这些不同渠道促成的企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的升级带动作用基本一致（王立军，张伯伟、朱春礼，2011）。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研究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简洁计量模型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纳入到一个框架进行研究，其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进行衡量，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之间的聚合能力和效果，这主要是能够反映产业之间的相互协调程度和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效果。即社会资源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协调与利用程度的测量。一般来讲，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当产业结构由低级化取向高级化发展时，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波动；同时，他们还对经济波动进行分解，认为经济波动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契机。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相对稳定时期。该文献丰富了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研究，论述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协调一致性（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李杨教授从货币错配视角，间接提出了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协调性，指出货币错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主体，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开展贸易往来活动，不能使用本国货币结算贸易账目，造成该国积累大量外国货币并以此维持两国贸易活动。由于出口国家大量拥有外国货币，形成该国的财富风险，一旦外币的汇率发生变化，难以控制自己的外币资产，就会导致本国的资产和负债，收入和支出严重依赖于外国货币的汇率变化。这种情况不仅会削弱该国财富效应，也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陷入产业升级困境（李扬，2005）。龚刚、高坚、李炳念等进一步从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对称性研究国际贸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关系问题。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对称性影响到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政策及经济发展方式。在世界贸易格局中，非国际货币体系国家的汇率政策一般是储备性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在储备性汇率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以达到国际货币储备不断增加的目的，从而造成这些国家的货币长期贬值以及经常贸易顺差。这种选择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无奈行为，不仅造成主权财富基金流失、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而且还使企业陷入出口困局、难以提升产业结构（龚刚、高坚、李炳念，2012）。

关于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协同演变问题研究，虽说不是学者们研究最为集中的问题，但将协同效应带动产业升级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特别是在中国作为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国家，以市场换得的技术能否提升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以市场换技术”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也就是说，中国依靠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是不能带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这就需要我们另辟蹊径选择其他方法提升制造业升级速度。

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研究中，主要是根据外国制造业所处的特色背景进行研究，例如，对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假设资本市场相对完善、人力资源流动充分等条件下得出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基本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金融改善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结合研究中，国外学者一般也不会考虑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能破解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困境。国内学者多数从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微观机制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在国际贸易禀赋理论基础上研究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没有深入分析要素禀赋背后的国际货币因素影响，特别是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甚少。中国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是契合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要求，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制造业加工产品，满足了发达国家长期生存必需的生活用品，却减损了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精神。不仅如此，中国在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受国际货币体系的制约，制造业出口产品结算使用美元，无疑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无奈选择，也是政府推动加工制造业出口换取外汇的基本动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存在着特殊性，研究该背景下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理论研究尚需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本书将国际货币体系作为重要因素，引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究中，扩展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理论研究内容。探究美元汇率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也更深入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内在演变趋势，更全面地解释了中国当前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规律。

此外，本书还将深入研究制造业内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规律。在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背景下，制造业内部的“装备制造业”与“轻纺制造业”和“化工制造业”之间的内在带动和演变关系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制造业内部的结构状况是构成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快于“轻纺制造业”和“化工制造业”的发展。在制造业内部，“装备制造业”比“轻纺制造业”和“化工制造业”的平均价值要高。从制造业产品出口角度讲，“装备制造业”应该最适合出口获益的要求，然而，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增长速度相对要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装备制造业”在总产出构成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轻纺制造业”和“化工制造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加，而轻纺和化工制造业占总产出比重也在逐步减少。这样的演变现实能否实现“装备制造业”带动“轻纺制造业”和“化工制造业”升级的愿望。深入分析制造业内部结构之间联系，可以揭示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背景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带动“轻纺制造业”和“化工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趋势，为制定中国制造业内部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