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舒新城和他的《香港六度行》
周佳榮
一 舒新城的生平和著作
中華書局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是現代中國兩個有逾百年歷史的出版機構之一。其創辦人陸費逵（伯鴻，一八八六——一九四一年）是出版界的著名人物，主編《辭海》的舒新城也為人所熟知。二人同時都是教育家，為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
舒新城（一八九三——一九六○年），原名玉山，又名建勳、維周，字心怡，號暢吾廬。湖南溆浦人。一九一三年就讀於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本科英語部，一九一七年畢業，曾任教於福湘女校、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參與創辦《湖南教育》月刊。一九二一年起，任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教員、國立東南大學附中研究股主任；一九二四年任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講授中學教學法、教育學、心理學等課程。次年夏到南京，從事教育史研究和著述。
一九二八年四月，舒新城應上海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編輯所所長陸費逵之聘，繼徐元誥擔任大型工具書《辭海》主編；一九三○年一月，舒新城出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兼圖書館館長、函授學校校長。(1)一九三六年，《辭海》以兩卷本形式出版，收有一萬三千個單字，共達十萬個詞條，深獲好評。舒新城從此幾乎終生與《辭海》結緣，奠定了他在辭書編纂方面的重要地位。
其後於關鍵時刻，舒新城一度代中華書局總經理之職；又曾兼任國立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講授中國近代教育史等課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舒新城任中華書局辭書編輯所主任、《辭海》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和《辭海》編輯所分開辦公。舒新城晚年，曾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政協副主席。著作甚豐，以《近代中國留學史》和《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為代表，另有《教育通論》、《現代教育方法》等，及主編、譯著多種。(2)
舒新城自幼養成撰寫日記的習慣，一九○八年至一九六○年間，有日記手稿近五百萬字，部分曾經出版。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出版的《漫遊日記》（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五年），分為四編：一是《扶桑紀遊》，記一九三○年秋奉公司命赴日本考察出版業及教育的情形；二為《北遊日記》，述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三一年赴北京、天津、河南省和山東省考察教育的經過；三是《江浙漫遊記》，寫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於休假期間在江蘇、浙江地區遠足和旅行的情形；四為《香港六度行》，長達八十五頁，逐日記載他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間，一連六次，「困居上海因事不得不去香港的旅途概況」。(3)
舒新城也是一位攝影家，曾編著《攝影初步》、《美術照相．美的西湖》等書。《漫遊日記》中，並將他在各地所拍攝的照片擇要加入，單是《香港六度行》內，
就刊登了「香港」、「上山電車」、「兵頭公園」、「匯豐銀行」、「香港仔」、「淺水灣」、「九龍宋王臺」、「山光飯店」八幅。有的已成歷史陳跡，有的面目依稀相似，撫今追昔，令人倍覺珍貴。
《香港六度行》寫於抗日戰爭開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舒新城六次往還港滬兩地之間，把他在船上和旅途中的生活情況及所見所聞，按日作了記錄，間中加入一些感想和評論，不妨說是抗日戰爭前期的滬港雙城記。從中既可看到中華書局在戰時的狀況，又可看到香港社會民生的面貌，令人感受到戰時的氣氛，在國家苦難期間，知識人士仍為文化事業不懈奮鬥的情操。細心閱讀，肯定有更多體會和所得。以下介紹的內容，主要集中於戰時中華書局的業務、關於香港的見聞、文教界人士的活動、中外各國民風的比較四方面。
二 滬港兩地的中華書局業務
中華書局從創辦時起，即以編印教科書作為業務重點。《中華書局宣言書》強調：「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並列出書局的四大宗旨：一、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二、並採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三、注重實際教育；四、融和國粹歐化。(4)
抗日戰爭前，中華書局先後設立分局四十餘處，業務穩步發展，成為當時中國第二大出版機構。但一九三七年秋，上海燃起抗日戰火，中華書局的編輯出版和營業均受到嚴重影響；同年十一月，設香港辦事處，陸費逵駐港主持總辦事處的遷移與香港分廠及南方各分局的業務。因內地不少交通受阻，上海之書均陸續運港轉達；香港分廠亦積極印製教科書，連同文儀等貨品，輾轉運往內地各省，供中小學各年級使用。
到了一九三八年，因戰事持續及蔓延，中華書局被迫裁員減薪，引起工潮。上海總公司及印刷所、編輯所職工組織同人會，部分職工轉赴大後方及香港復工。舒新城第一次到香港，就是為了與陸費逵討論此事。二月九日，他在其昌碼頭上加拿大皇后號大船，赴港之人甚多，船開行後，舒新城「以連日處理工潮過勞，在室靜臥」。船於十一日下午到香港，但見入口「兩岸均紅石小山，水口甚狹，不過百數十丈；左為香港，右為九龍，岸上房屋均為平頂式。三時三刻抵九龍之尖沙咀碼頭」，隨即與到來接船的周開甲「乘七路公共汽車（此間少人力車），循彌敦道直趨伯鴻寓所」。當晚入住彌敦大酒店。翌日乘十一路（號）公共汽車至馬頭角中華書局分廠參觀，二月十二日的日記有以下清楚的記載：
分廠三層，鋼骨水泥，佔地四畝餘。分印書、印鈔兩部。印書部有輪轉機一全部，密力機八部，工友二百餘人。印刷部大電機四部（現開三部），四色機一部（尚未裝畢），小電機數十部，工友近千人。
早於一九三一年底，陸費逵已赴港籌辦購地建廠等事；次年二月至三月間，曾兩次到香港。一九三四年一月，位於九龍的香港印刷分廠建成投產。此舉實受當時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被炸及其後一連串措施的影響，陸費逵亦需要為中華書局的前景作一番盤算。事緣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事變發生，日軍進犯淞滬，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被炸毀，損失巨大，被迫停業。總經理王雲五提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重整旗鼓，承諾半年後即八月一日復業。該館的排版和印刷工作，決定交由北平（今北京）和香港分廠負擔；同年三月，派李伯嘉赴港主持香港印刷局本版書事。一九三四年四月，位於當時香港筲箕灣道（後改稱英皇道）的商務印書館香港分廠新建房屋落成，該館辦事處及印製工場、書紙樓房等陸續遷入。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廠開始承印中央銀行鈔券；此前，曾承印粵桂兩省地方銀行輔幣券。舒新城說分廠設印書和印鈔兩部，就是為了應付不同的需要。他第一次訪港期間，曾於二月十五日到港島，乘電車赴商務印書館訪王雲五、李伯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二次到港，與陸費逵同到王雲五寓所，「泛談時局營業諸事。」(5)從《香港六度行》所見，中華、商務兩店的主管人員往來是頗頻密的。作為當時華人社會最大的兩家出版機構，既有同業競爭的時刻，也有合作協調的關係，先說競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開幕，店址在港島皇后大道中六十九號，成為商務印書館在香港的競爭對手。在這年和以後的《華字日報》上，經常出現中華書局的廣告，且與商務印書館的廣告並列，競爭激烈的情況可以想見。《工商日報》常有關於兩家書店的報道，遲至一九四○年，《大公報》上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可見同行競爭是持續性的。
不過，也有兩家書店合作的例子：一九三六年間，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中華書局香港分局為劃一圖書售價辦法聯合發表公告。(6)一九四○年五月三十日，舒新城第五次來港期間，就曾與王雲南、李伯嘉、沈百英等「商議小學教科書小本減圖及港之書業公會攻擊商〔務〕中〔華〕書價諸事。所有決議辦法及致分局通告均詳議案，由伯鴻、雲五簽字帶滬」。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於一九四一年二月遷往皇后大道中五十號剛落成的陸佑行，舒新城第六次到香港期間，於四月一日去看過，並有以下詳細的記載：
門面闊十九呎，因底層高近二丈，故間七十呎為閣樓。閣樓分為臨時棧房、會計室、經理室、會客室。進門之左鄰為電梯間，其臨街之前段約二十呎深、十六尺〔呎〕寬之閣樓亦屬我有，設臨時圖書室兼客室可兼作會議室。設備頗精。房租每月一千八百元港幣，加棧房及宿舍二幢二百八十元，連薪工伙食電燈等每月開銷約三千餘元，每年須有三十萬營業方可過去。就近兩月計算，門市不過每月萬元，尚不敷開銷也。不過地段好，店面堂皇，在廣告上或有效用耳。
當時中華書局還有九龍支局，設於彌敦道六〇〇號，舒新城在第二天到過，略謂「計門面兩間、同事七人，主任為余錫恩；房租百八十元，日收數十元，可勉敷支」。同日他還去分廠參觀新購的橡皮機，日記寫道：
該機每小時可印五千至七千張，較舊機速三分之二，大電機亦開工。此兩部工人不到百人。所謂機器與人爭生活也。四色大電機現雖開工，但只印兩色。
此外還有一事，就是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在上海創辦保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抗戰爆發後，該公司遷到香港。《香港六度行》中也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例如一九三九年舒新城第三次來港，於四月五日在陸費逵寓所出席保安公司董事會；一九四○年第五次到港，曾至該公司在勝利道的宿舍巡視。但日記內對於保安公司的事務，着墨並不多。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舒新城第六次來港期間，感懷自己鬚髮盡白，恐仍不能不為生活忙，而不能安心於所要做的工作，「至於國難廠憂更時時縈擾於心。想念及此，真是憂心如焚，慄慄危懼。」他說：「公司現在在經濟上雖可過去，但太平洋發生戰事即將不了，即無戰事而人才之缺乏，戰後復興亦大難事。」四月二十二日離港，第二天的日記寫道：「六度赴港均未能學習粵語，此次購得《粵語舉要》歸，擬從無線電中習次。」然而，陸費逵於七月九日病逝。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對香港發動攻擊，英軍節節敗退；二十五日，港督向日軍統帥投降；日軍即於翌日舉行佔領香港的入城式，自此香港在日軍侵佔下，度過「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日子，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戰爭結束為止。
三 太平洋戰爭前夕的香港社會
《香港六度行》中，有很多關於香港物價、租金之類的記載。舒新城初次抵港翌日（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即到德輔道中的先施、永安兩間百貨公司購物，謂「各物並不大廉於滬，德法貨反昂，惟英貨較廉耳」，藥品則較上海貴二成。第二天「與伯鴻談及香港為自由港，各物無稅，何以外國貨反高於上海？彼謂近數月上海富庶來者太多，各貨定價抬高三成，故本地人可得八折至少八五折之益利。他國貨較英貨昂者，政府有種種限制也」。
較有趣的是飲食方面，「食物較貴，肉八角一斤，雞七角。」他給五元請人代購水果，「但價昂於滬」。曾與二人赴金龍茶室（按：即金龍酒家，在德輔道中一七○號）吃點心，「據謂係香港最大之點心店。各種點心十餘類均嘗之，排骨飯亦如點心。據云粵人午餐均吃點心，下午吃飯，故點心如此講究。共費二元四角餘，連小費三元。」（二月十五日）次日赴理髮店理髮，「洗頭之設備甚好，只要在椅上躺下即可：蓋另有一管接水流入盆中也。」通常理髮只一角五或三角，他是到外人出入之所，連洗頭費七角，比他處昂貴。
宴會場面是另一番景象。二月十二日，舒新城到大同酒家（德輔道中二百三十四號）五樓，「入內，只聞麻雀聲：據云自滬戰發生而後，香港、九龍驟增七八十萬人，多江浙籍，遊戲場與旅館酒店之生意特好。叫菜六樣、一湯，費十餘元；每層女招待三人，均着短旗袍，年少有姿色；彼等收入據謂月有五百餘元。臨行時，伯鴻夫人予以一元，我亦予以一元，其進益當可知也。」
日記中提到，「港律不許為人口買賣，但蓄婢之風仍熾。婢女稱妹仔，妹仔依律須向政府登記，並須給十五歲以下者月薪一元，以上者元半，並不許作其他不正當之事；但實際上以婢為妾者甚多。」香港禁止蓄婢運動，事緣於一九二二年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時所下的禁令，反對蓄婢會在中環必列者士街的青年會舉行成立大會，香港政府旋即下令嚴禁蓄婢，翌年港府經定例局（即後來的立法局）三讀通過頒行禁婢新例。但一些養妹仔的人家，將妹仔改為「養女」（又稱育女）；因一時之間取消各戶養妹仔，會危及許多妹仔的生路，港府遂頒令於一九三○年起進行育女註冊。反對蓄婢會為將這項工作拓展至中國內地，呈文中國內政部，請願令全國禁婢；並去函內地各大書局，請於教科書中增編反蓄婢教材，俾廣收宣傳之效。(7)舒新城可能是想趁來港的機會，了解一下禁止蓄婢的實際情況，日記中述及此事，似非出於偶然的見聞。
二月十五日「至植物公園一遊，攝電影若干呎。港總督府即在園下，但甚小」。其後在船上總結此次行程，詳細寫道：
至香港見其交通及其他設施，可見英人之眼光遠大。香港四週均係荒島，但軍事之設施甚固，外表且無從看出。在香港，淡水是生活上之極大問題，平時全賴雨水為水源，而儲水之地，其重要不亞於軍火，故植物公園（俗稱兵頭公園，港俗稱總督為兵頭，該園有某總督銅像故云）之下為大水池，上面則為草場乃蒔花處，使他人無從知之。
按：兵頭花園是因鄰近總督府而得名，園內有英皇銅像，日記誤為某總督銅像。舒新城接着又說：
匯豐銀行之建築，高達二十餘層，材料均為極堅之鋼骨水泥，上為圓頂，以小轟炸之目標；頂下為水池以儲淡水，底下有容數千人之室，據云凡英國來之英人，有事時均可集居該室，淡水無虞，食料易儲，即有千數磅之炸彈或至大之砲彈，亦不能將該行毀盡，而使居其中者罹難。而總督府之外表，不過一較大之居室，但依山建築，據云地下頗有設施，惟外人不之知耳。
對於政治社會狀況，日記中也有扼要記述，謂「香港初時，對於國人政治事務，設撫華司，現改為華民政務司。其他如郵政局，俗仍稱書信館，警察局稱綠衣館或差館，警察稱綠衣等。對華人不言維新，如陰曆節氣港政府多放假，教科書多用民十〔一九二一年〕以前者；《工商日報》等之船期均以陰曆計算，中文報紙均陰陽曆並用。而鴉片、土娼，亦所在多有」。上述各項記事，或出於實際觀察，或由友人處得知，以初次到港的外地人士來說，算是頗為精闢的，當然不免一些未盡真確的傳聞，在今日是要加以考究的。
四 港九新界景點遊覽日記
舒新城六次香港之行，周遊港九名勝，留下不少描述，主要有：
（一）香港仔——在香港島南部，「該處為香港未開闊前之商埠，現在仍為漁船聚集之所，途中尚殘留若干原始人民之住所，與內地之鄉村相似。」
（二）淺水灣——為游泳勝地，有旅館及游泳室等。舒新城曾與一友人「於淺水灣酒店外之麗都咖啡館各飲咖啡一杯，連小賬一元三角」。一九四○年一月二日又載：「灘旁有小屋百數十座，為富室及酒店所建，專為游泳者及俱樂部部員之用。每座為一二小間，正對海面，頗幽靜，暑季遊人甚多，現則極少。」一九四一年第六次來港，初時住在彌敦道西面麼地道一間叫做雅蘭亭的新闢旅舍，聽說淺水灣酒店價錢較廉，遂於四月三日入住。當天的日記形容其「設備堂皇，有類宮殿」，並指出「今年獨特別廉價者，以香港政府去年命令其本國人民及婦孺疏散，英美兩國人民又不許非事務上必要之人來遠東，因而住客特少，故特別減價。但國人來居者仍極少；以此間遠在市背數十里，依山臨海，有如鄉野，雖設備甚佳，但非習靜之人則覺其過於寂靜而不能享此清福也。」晚餐後到路旁靜觀四週，「實一幅天然圖畫也。流連夜景，思潮萬端。」既想念親人，也感懷國事：
繼想到大好河山，本為我有，然而國人不知寶貝，不知經營，百年前固屬荒島，自經割與英國之後，經其銳意經營，現在不獨為良港，為要塞，而西方之一切設施與享樂亦均移植於此。在此孤寂山海之間，能使習靜者樂於靜而能安於靜，則政治修明是其主因；如在他處，則路劫時聞，即有如此設施亦不能供人享用；即有人來此，於心亦不能如此安舒也。
（三）山頂纜車——日記稱為「上山電車」，來回取費四角，單程三角，「由車站至頂，十分鐘即達。山高離海拔一千三百○五呎。出山為山頂道，可望九龍及香港全部建築物。頂上有兵營，住兵數百人。」
（四）利園——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舒新城赴徐悲鴻等之午宴，在日記中詳述：「利園為利姓之私產，位於小山之上，樹木蒼翠，百花爭妍，頗為幽靜。入其中，有幽居山林遠離城市之感。山巔有榕樹一株，數百年前物，大逾數十園。最特別者是從枝幹上倒生根數十，一面入地，一面連枝幹，形成天然支柱；枝大有逾合抱者，枝葉散佈方十餘丈，終年常青，可稱奇觀。」又謂「園中建築物均為平房，式樣甚舊，但佈置頗精，友好可隨時借以宴客。」
陳公哲編《香港指南》中，有一段描述利園的文字，對了解舒新城關於利園的記載頗有幫助，錄之如下：
利園原名渣甸山，在怡和街，本為怡和洋行職員別業，佔地可數十畝，後售於華商。園中鑿山填地，闢於市廛，所餘山丘，上多樹木蓊鬱可愛，且加建亭台，曾一度為遊樂場所，後以營業不振，乃局部分租與各電影公司為攝影場，一部仍為園圃，專植盆栽兼畜水族。丘上有古榕一株，為百年前物，榕鬚十餘倒垂植地，大且及幹，遠望之有如巨象骨骼，真奇樹也。有樓宇數幢，夏日常售茶食，今年〔一九三八年〕文藝界集中香港，乃改為藝人俱樂部。(8)
（五）九龍城——原為九龍協，屬寶安縣治，城築於斜坡上，向市一面經已拆除。(9)香港市民習稱為九龍城寨，現時該處改建為九龍寨城公園。舒新城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載：「沿途略攝電影，而於九龍城攝得較多。因一八六〇年《北京和約》割地時，將九龍城外之四週給英國，而獨留一近五十畝面積之城及附郭之若干地。後一八九八年擴充新界，亦將該處除外，故該處至今為中國所有。城內外住戶各數十家，污穢不堪，大小便橫溢，與周圍之英屬地比，不啻天淵；由此可見國人管理力與自治力之差也。」按：此處所言，有欠公允，蓋九龍寨城孤立於英人管治地區之中，香港政府不管，任由該處環境惡化，不能純粹歸咎華人。其實九龍寨城由誰管理，本地人大都不明所以。
（六）新界——舒新城有一次乘車沿新界行，計長五十六英里。「道路平坦清潔，路旁樹木蒼青，令人心曠神怡，一入九龍城，則掩鼻不暇。真不勝感慨係之。城門水塘工程浩大，自一九三三年起，歷時四年方成。據云內部有軍事設置。」
（七）道風山——在廣九鐵路沙田車站西南，有「基督教叢林」之稱。舒新城曾於一九四○年一月一日到過道風山遊覽，當天的日記寫道：「山巔有荷蘭牧師所辦之基督教叢林；一切建築均平屋，仿佛教稱某某堂，過道走廊並附有『道風大千』四字，有學生數十人。堂外並砌石為洞，曰蓮花洞，洞中有十字架及香案、跪墊等，地約方丈，容十數人。進洞門口有小室曰懺悔處，為個人懺悔場所。山路平坦，可行汽車。」
（八）半島酒店——舒新城沒有住過半島酒店，但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赴該酒店聽音樂，日記謂：「半島酒店為港九最大最闊氣之旅館，有類上海之華懋及國際。……該店在九龍尖沙咀輪渡碼頭旁，面對香港，高十數層，房價自十一元至三十元，可稱貴族化。」當晚聽的是馬思聰、思洪兄弟的提琴四重奏，地點在半島酒店最上層的玫瑰花室。「該室為長方形，高二十餘尺，四週懸厚幕為帘。長方之一端為門，一端為台，甚低。音樂奏手四人，三小提琴，一中提琴，僅一節加鋼琴伴奏。票價分一、二、三元。共四百餘人。樂曲為馬查與蕭邦名曲，甚優美。」
舒新城在香港住過的酒店甚多，除淺水灣酒店外，有彌敦大酒店、九龍酒店、勝斯酒店、思豪大酒店、山光飯店、雅蘭亭，日記中對這些旅館都有頗詳細的描述和評價。到過的餐廳飯館，菜式、價格、味道也每每見於日記中。天氣寒暑、日常生活娓娓道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香港舉行燈火管制演習的情形，雖有小報的戲謔言詞，實則大戰的陰霾已經開始籠罩着海港了。
五 文教界人士在香港的活動
舒新城每次到香港，都與中華書局業務有關，時常與陸費逵見面，日記中有清楚記錄。陸費逵，複姓陸費，名逵，字伯鴻。浙江桐鄉人，生於陝西漢中，幼隨父親移家南昌，一九○二年在南昌與人合辦正蒙學堂。後來在漢口接辦《楚報》，因撰文反對粵漢鐵路借款密約，《楚報》被封，陸費逵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支店（書店）經理兼編輯，同時參加成立上海書業商會的籌備工作，一九○六年在該會主編《圖書月報》，任文明書局職員兼文明小學校長、書業商會學徒補習所教務長。一九○八年秋，入商務印書館任國文部編輯；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長，兼《教育雜誌》主編及講義部主任。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日，陸費逵與戴克敦（懋哉）、陳寅（協恭）、沈頤（朵山）、沈繼方（季芳）創辦中華書局。除教科書外，還出版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文學、歷史、哲學等各科專著，古籍和碑帖書畫，譯著和外文書籍，兒童圖書和普及讀物等。(10)繼一九一二年創辦《中華教育界》之後，一九一五年創辦《中華小說界》、《中華兒童畫報》和《中華童子界》，一九一五年又創辦《中華婦女界》、《中華學生界》及《大中華》，締造了「八大雜誌」同時出版的盛況。(11)當時中華書局出版的雜誌，都標舉「中華」二字以顯明其民族文化精神。
如上文所述，中華書局於一九二七年設香港分局，一九三四年香港分廠建成投產；抗戰爆發後，中華書局上海總廠部分機器運至九龍，擴充香港分廠，又在港設立中華書局辦事處。陸費逵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港，寓居九龍，主持中華書局業務，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在寓所逝世。
八月十日，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和港廠同人、陸費逵生前友好，以及香港各界人士二千餘人，假孔聖堂舉行追悼會。王雲五撰文悼念，強調陸費逵主持中華書局三十年，一心一志，中國商場「同行如敵國」，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某時期也不免此種現象；但經過劇烈的正當競爭後，彼此認識因之較深，漸轉而為精誠的合作。」(12)舒新城在他的日記中寫了陸費逵與王雲五往來的情形，也有一些關於陸費逵晚年在港生活狀況的記載，在這兩位出版家的傳記中不一定提到，可以作為補充和參考。
王雲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年），字岫廬，廣東香山人，出生於上海。早年任英文教員，一九一二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翌年任教育部主任秘書、專門教育司司長及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一九二一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所長，後兼任東方圖書館館長；一九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王雲五至香港，首先着手擴充香港印刷工廠，接着出版圖書和雜誌，他與陸費逵、舒新城討論得最多的，是關於教科書印製問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和香港相繼淪陷，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被炸毀，損失慘重。當時王雲五正在重慶開會，僥倖逃過戰火。
舒新城在《香港六度行》中提到的人物很多，例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在中華書局印刷分廠見到畫家徐悲鴻：「蓋彼由渝抵此，攜其所品甚多，在廠攝影片。在川所畫各件均佳。四時同至寓，談其與某女士之葛藤，至六時方去。」徐悲鴻（一八九五——一九五三年），留學日本、法國，曾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繪畫科主任、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抗戰爆發後，赴南洋、印度舉辦畫展，支持抗戰。後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舒新城「得悲鴻自新加坡三月二十三日來信，謂在星展覽得國幣十餘萬元，概捐災黎。且將赴美，欲印畫若干，由其本人出資，當復允照辦」。
另一個提得較多的人物是教育家莊澤宣。莊澤宣（一八九六——一九七六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一九二六年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一九三四年任國立浙江大學教育系教授兼主任。舒新城第二次來港期間，曾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至沙田訪莊澤宣，知其書籍盡在杭州被毀，「現在不過百數冊耳，從事研究，殊非易事。彼欲於暑假去滬住兩月，當允之。」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舒新城在港，「午前九時半莊澤宣來談，彼現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兼教育系主任，謂教部欲嶺大遷入內地（有補助費四萬）而內地生活既貴又無設備圖書，故頗為困難，但仍決定遷一部分去。」一九四○年四月六日，舒新城訪莊澤宣，談時餘，謂「彼現教中國近代史，對於新史觀頗有見地，在教育家中不可多得之人也」。
此外，還有著名京劇演員歐陽予倩（一八八九——一九六二年），抗戰爆發後他在上海、桂林等地宣傳抗日，組織電影界救亡協會，一九四○年任廣西省立藝術館館長。至於人物之間書信往還、著作互贈等，也有一些足以注意的地方。
六 中外人民生活文化的體驗
舒新城多次往來於滬港兩地之間，曾經乘坐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美國等國家的客船、郵輪，與不同國籍、民族、文化背景的人同船，所以對於中外各國民族習性和風俗有深切的體驗。例如第一次離港返滬，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寫道：
見歐美中年男女之生氣勃勃，談笑風生，不勝感慨係之。我輩少年所受之教育固不如彼等，而國家多故，社會一切，未有常軌，治事作人，時時在應付之中過生活，故心境常似受重壓，不能舒展。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外男女集於船上休息室，洋人閱書者不少，中國人則只舒新城一人閱書。「偶談時事，對手均為美人。談時彼此不問姓名，亦無題目，但津津有味。……由此可見中美人民之文化程度與生活態度也。」
舒新城曾將英、美船之一切比大少爺，德比暴發戶（其設備與飲食之考究遠過英美），法比窮小子，意比創業者；「蓋雖簡陋，而能表現其刻苦之精神，並不現小家氣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原書誤作十二日）比喻頗有趣而又恰當，用來說明這幾個國家及其人民似亦可以呢。
綜觀舒新城六次香港之行，固以第一次對本地事物最感新奇，所見不盡精準，而於離港時作了概括的記述。第四次來港期間，與香港大學畢業生葉達卿談天，「葉謂英人統治殖民地之方法，是容許當人民有錢、有名，而不許有權，故人樂受其統治，可稱有見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在港時，舒新城住淺水灣酒店，因地點幽靜，思緒最多。「清晨即聞山林鳥聲，而畫眉之啼聲尤佳。……久已不聞鳥聲，更久不聞山林之畫眉聲。今驟聞此，童年生活，宛在目前，而鬚髮則已斑白，故鄉生活，固不可再復，為生活故，靜聽鳥聲恐亦難多得、故為記之。」（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當時舒新城又想到，「現在世界風雲變化萬端，一旦太平洋發生戰事，此處能否保持舊觀殊成問題。」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舒新城在上海為《漫遊日記》作序時，謂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八一三事變」日軍發動上海戰爭而後，他「為着職責的關係，困居孤島，回想往跡雖有時不免有天上人間之感，但懸想到國運前途之光明，便又怡然自得，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必能回復故我，社會的各方面必有更長足的進步」。可見這位出版家、教育家，在艱難的時刻仍然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抱持樂觀的態度。
舒新城
（1893——1960）
(1) 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百年中華大事紀要〉，頁三五八。
(2) 周川主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人物辭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二年），〈舒新城〉條，頁六一〇——六一一。
(3) 舒新城：《漫遊日記》（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五年），〈序〉，頁一——三。
(4) 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中華書局百年紀念》，〈文獻摘編〉，頁二七。
(5) 舒新城第二次啟程來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但十二月三日之後，忽載十一月四日至六日事宜。「十一月」應為「十二月」之誤，陸費逵、舒新城同訪王雲五應該是在十二月四日。
(6) 《工商日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7) 《工商日報》，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8) 陳公哲編：《香港指南》（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四年），〈利園〉條，頁二〇。按：此書初版印於一九三八年，是最早一本由中國人編寫的香港旅遊書，所載本地情況，與舒新城訪港期間最為貼近，可用來對照參考。
(9) 陳公哲編：《香港指南》，〈九龍城〉條，頁十二。
(10) 周佳榮：〈近代圖書文化的開展——中華書局出版物述要〉，《百年傳承——中華書局百年紀念》，頁五一——六八。
(11) 周佳榮：〈中華書局百年史略〉，《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三。
(12) 王雲五：〈悼念陸費伯鴻〉，俞筱堯、劉彥捷編：《陸費逵與中華書局》（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頁三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