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如果有位在新界出生的百歲老人從海外回鄉，看到今天業已十分都市化的新界，大概認不出這就是自己成長的地方了。那些在1898年改受英國統治的農村居民的後代子孫，儘管已被數目比他們高出許多倍的外來人口所淹沒，卻仍然保留自己的家園、傳統和特色。想到香港在戰後現代化步伐之快和程度之大，這是怎麼做到的？尤其是那些祖先不巧住在這塊租借地中稱為「新九龍」地區的人，面臨的命運迥然不同，更不必說那時候數目眾多的本地水上人的後代？⁽¹⁾本書以英國租借新界時期的香港歷史大圖景為背景，着重述說他們在這百載變遷中的故事。

我撰寫關於新界的事情，始於四十多年前，當時較少這種著述出版，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尚有未竟之業。時至今日，大量資料已唾手可得，這些資料源於在村落所做的原創研究、在地方上蒐集的文獻，以及口述歷史。但是，這些著述（包括拙著）大多局限在狹窄的範疇，而我寫此書的目的，是要提供較為廣闊和十分不同的視野。

如同之前發表的著述，我寫作時有兩副面孔，撰寫此書時尤其如此：一方面戴着政府官員的眼鏡，運用我的經驗去看事物，但我還有另一副歷史學家的眼鏡，令觀點更為平衡。在這方面，我注意到一位評論家的觀察，他評述我那本回顧公職生涯的回憶錄時說，⁽²⁾我囿於自己的觀點而無法跨越。考慮到這句話的重點在於什麼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儘管我對此評語不完全同意，但仍念茲在茲，彌自儆惕。

我對於老派鄉下人和昔時的生活文化深懷好感，這點在此書清楚可見，但撰寫此書的目的，並非為偏幫獨厚原居民。原居民的記錄中充滿矛盾和不一致，他們既親切又不友善，既樂於合作又常蓄意刁難，既彬彬有禮又橫蠻粗野，既視錢財和私利如命，又可以為了公益不吝付出時間和金錢等等。畢竟他們和你我一樣，皆是凡人：儘管這點再明顯不過。但是，他們性格中美善的一面，是恆久而真實的，他們的成就也舉足輕重。我有幸能與許多秀異之士共事合作，當中少數人與我相識甚久，成為莫逆之交，我感到十分榮幸。

若沒有許多男女耆宿的協助，本書是不可能寫成的，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細節，尤其是早期歲月的事情，不憚其煩告訴我，又樂於為我釋疑，我對此銘感五內。另外，將他們介紹給我認識，並協助安排探望和訪談的朋友，我同樣感激不盡。在香港，溫安和楊百勝尤其一直鼎力協助。

我還要向同行的作者和研究者致敬。許多年來，香港（尤其是新界）一直極其幸運獲他們青睞。他們無疑都和我一樣，發現古老中國農村社會和它向現代的過渡有特別引人入勝之處。無論是什麼原因，詳盡的研究所在多有，可供本書參考。我從中獲益的研究有許多，要選出一些十分困難，但約蘭·艾默（Göran Aijmer）⁽³⁾、裴達禮（Hugh Baker）、陳永海、科大衛（David Faure）、夏思義（Patrick Hase）、詹森（Graham Johnson）和羅碧詩（Betsy Johnson）、彭文浩（Michael Palmer）、蕭國健、華琛（James Watso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的研究，我一向覺得甚有幫助。⁽⁴⁾在更為近期，我的朋友高添強為我帶來靈感，尤其是關於他的鄉村——東九龍牛頭角客家採石工人從前聚居的村落，該地屬於1898年租借地的一部分，為了發展該區，我在1966年奉命清拆這條村。⁽⁵⁾對於所有這些朋友和許多其他人，我都在此致以謝忱。⁽⁶⁾

我須再一次深切感謝內子黃超媛的包容，每次我在埋頭苦幹撰寫歷史時，她都會展現這種包容。我開始寫另一本書時會是什麼光景，她十分清楚，並永遠給我支持，這是完成這本書所不可或缺的。我在悉尼的摯友瑪麗安·福特（Mariann Ford），在英國的彼得和艾琳·威廉斯（Peter and Irene Williams）再次幫忙閱讀初稿，並提供寶貴意見。另外還有鄧恩（R. Ian Dunn），我這位朋友總是樂於助人，而且是一切與攝影有關事情上的魔法師。完成這本書的旅程，一如以往既崎嶇又漫長，全靠這些人沿途幫助，我才能內心踏實地將之走完。我尤其欠瑪麗安的人情，她總是很有興趣讀我的書，無論是此書還是之前的著作，而且願意在各個階段仔細地提出洞中肯綮的評語。

我還要感謝香港歷史檔案館的許崇德，他對於我要查閱文件或資料的請求，一直鼎力協助；還有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戴高賢（Colin Day）博士，他提出令我深獲教益的鼓勵，而且是個穩健的掌舵人！我也感謝十分能幹的編輯陳粹華，以及港大出版社製作團隊自始至終的大力幫忙。

本書使用的圖片，來源已在圖片說明中標出，在此向相關各方致謝。圖二、十二和十九是來自艾思滔（Edward Stokes）的《逝影留踪：香港，一九四六——四七》（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and Impressions 1946-4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原圖底片藏於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在此對艾思滔的協助致謝，還要感謝賴恬昌先生惠賜墨寶，令標題頁大為生色。

寫畢此書初稿後，我看了陳偉群的研究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發現他也強調香港舊轄地與1898年新獲領土之間的差異。他說：一個有着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另一個則已經穩固建立了商業經濟、殖民政府，以及多種族雜居的社會（第16頁）。他之後補充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今天的香港島和新界無疑已成為單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但調查此融合過程會很有趣味，是很值得探索的課題，需要非常不同的研究。」（第17頁）雖然我撰寫此書，完全是源於駱克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說話，但也希望此書對於達成陳博士的目標也略有幫助。

此書會被人視為內部人士的記述，書中內容所依據的基礎，是我任職政府和長期研究歷史所得的知識和資料。此書旨在提供一個梗概，冀能對其他研究者有所裨益，因此書中列出大量參考資料，偶爾還有長篇註釋，這是由於在導論和內文各處提出的主題，以及層面更廣泛的問題，還有待來者花更多工夫去探討。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村民從收地發展的現金補償、換地權益書、鄉村搬遷和丁屋政策所得的經濟利益，我在此書沒有試圖估計這種利益；對於日後研究這點的人，我只想提醒一句，那些沒有因為公共建設而徵收私人土地的地方，是得不到這種利益，也不是所有人都得到這種利益的。

雖然書中各章全是各自獨立，為了便於閱讀，註釋原本打算採用腳註方式，但因為註釋篇幅頗長造成問題，現改成尾註放在書末（中文版改用腳註形式—編者）。在註釋以外，本書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尤其是與香港有關連，或對這個地方和居民感興趣的人。如同我的其他著述，撰寫此書的辛勞，我甘之如飴，盼能稍為回報香港帶給我的一切。

許舒
2006年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