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
搬到新房子后，周围的空间和亮光让我感觉像出狱了一样。上面一层楼是我的，我可以随意走动。那是一栋两层的大房子，像过去那样用石头做起来的，阁楼有储藏室，顶楼也有房间。只要临街的门开着，我就待在那里。我把百叶窗调到让对面的邻居看不到里面，这样我就能把窗户稍微打开向外看看。我就是在那儿开始干活的——把茅草捆扎起来，一直干到现在。不过过去两三年这个行当已经衰落了，因为现在许多东西他们都改用橡胶做。干活的时候你要有一套程序，我的程序就是日出之前起床，称茅草准备分给村里的女人编。我会在街上还没人的时候做这个工作，九点之前完成。这时临街的门也开了，人们开始进来。接着我会到楼上捆茅草辫，整个上午一直到吃中饭。有时茅草辫多到有二十甚至二十五捆要绑，每捆有五卷茅草辫之多。这个工作量很大，让我不停地忙到中午吃饭。
午饭时妻子会把前门关上，我就下楼到厨房吃饭。之后我会阅读——报纸、杂志、小说，只要是妻子能帮我弄到的都行。能看的并不多，毕竟她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让她能到书店帮我买书。因为她一直有被搜查的可能，如果被发现家里有不对那些人胃口的书，那就很危险。我很想读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我很想看《资本论》，让自己好好地了解一下。因为我听其他社会党人谈论过，对它有个概念。内战之前，我经常阅读所有左翼的政治杂志，包括路易斯·阿拉奎斯塔因编辑得非常棒的一本，世界各地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投过稿。我也很想读更多诗歌，特别是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和他的哥哥曼努埃尔。我认为洛尔卡的作品优雅至极，尤其是他写安达卢西亚的诗歌。但我什么书也没有，就算我有，妻子也一定会把它们烧掉。我逃走后，她把所有东西都烧了——一摞文件和一些书，还有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过这是因为她不懂，而且很害怕。后来我又找她要过，主要因为我逃离村子后，他们从没有到家里来搜过这些东西。她甚至把我在当兵期间的一本相册也毁了，那些是我和朋友们的照片。她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然后塞进墙洞封了起来。她把盒子拿出来时，里面的照片已经碎成了灰，所以我什么也没留下。多数时候我看的是女性的言情小说，不涉及政治或阶级主题——其实内容很傻，但就连这些也好过什么都没有。我没法呆坐着什么也不干，我向来都得忙点事情才行，不管什么都可以。
我一直不需要多少睡眠，也从没睡过午觉，就连在部队强制执行的时候也不睡。所以我整个下午都会看书，或者做捆茅草辫的绳子，或者用棕榈树的树叶编篮子。事实上，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从晚上七点到午夜我会听收音机，这是雷打不动的。所有电台的西班牙语广播时间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英国广播公司、巴黎电台、莫斯科电台、北京电台，它们的所有节目我都会收听。我一直在听马德里的新闻，尤其是周五的部长会议结束后，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就是这样成了家里第一个听到特赦消息的人。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因为住在街5号的时候我们没有收音机。我们买不起，那个时候花两三千比塞塔买一个不能赚钱的东西是我们无法负担的。现在每家好像都有电视，但十五、二十年前收音机是奢侈品，几乎只有酒吧里才看得到。
我们的生活动荡不安，直到马拉加做茅草生意的那个人帮了我们一把，我们才步上正轨。他愿意赊账给我的妻子，因为他看出她是个诚实守信的人——她当然是这样，因为我把这些观念灌输给了她。你一定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了解了她的为人后，他总是几千几千比塞塔地借给她做生意，直到我们在村里做得最大。
妻子在外掌管生意的同时，我在家里主导。我在草稿纸上做好所有账目，然后女儿把它们抄下来。因为从八九岁开始她就能写一手好字，而且我可以告诉她该怎么做。偶尔不得已的时候，我会稍微伪装字迹给马拉加的老板做账。不过这没关系，因为他不认识我。但在村子里，我绝对不会让我写的任何东西流出去，因为就连这儿的猫都认得我的字。后来，我们做起了建筑材料的生意。人们来结账的时候，我有时会站在锁好的门后，他们一边说出买了哪些东西，我一边在头脑中计算。妻子过来时我会告诉她总价，然后她去把女儿叫过来写账单。
从我记事开始，大概从久远以前，村里的人就靠茅草谋生。这是一种很有韧性的草，一直以来那些没有活干的人都能靠它——还有其他极少数事情——赚一两个比塞塔。任何人都能去割茅草，它在山里疯长。不过到了四五十年代，国家在政府的独裁政策下不再进口原材料，而是靠自给自足。茅草需要用来做衣服和麻袋之类的东西，于是阿尔赫西拉斯建起了一个加工纤维制品的工厂。就是那个时候，人们被勒令禁止在政府或私人土地上割茅草，因为所有茅草都要留给工厂。不久就有了合法和非法茅草之分。一些设法赚钱糊口的穷人会去山里把茅草偷带回来，每次一捆或两捆。这种茅草很容易跟“合法”茅草区别开，因为它们是新鲜的，颜色是绿色。得到马拉加官方许可的茅草是白色，而且干燥。只有干燥的茅草才能被很好地利用，否则以后就会缩水变小。但要弄干非法茅草根本不可能，因为需要很多空间把它们摊开，还要在太阳下翻晒。国民警卫队来搜查的时候，非法茅草很容易就能认出来。
我们住在街5号的时候，他们去得非常频繁——不是找我，而是找茅草。那时掌管警卫队的一个下士可以说把茅草当成了他的专事。在他之前，没有谁把它放在心上——他们更关心山里逃犯的问题，在他之后也没有人管这事。就只有这个叫阿隆索的下士，对茅草的问题揪着不放。他对政治之类的事情不闻不问，从来没找我的妻子问过我的事情，也没有找过其他任何人，但他一直把茅草的问题看得很紧。那些把茅草带回来的穷人被抓到后都要没收。有一年没收的茅草太多了，以至于镇公所让我的妻子出价，他们把茅草全部拍卖给了她。
所有做茅草生意的人家经常被搜，但因为我们家做得最大，所以被搜得也最多。通常我的妻子会提前收到消息。有很多次，如果她不想，她就会把门锁上出去办事，这样他们就进不来。这种情况警卫队会离开。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实际上他们要有执行令才能搜查私人住所。我的妻子知道这一点，所以她想开门的时候就开，否则就锁上。如果门开着，他们会不请自来，不过他们通常会先在楼下聊一会儿。他们跟我的妻子打招呼时，我就有时间进到新的藏身处，在楼梯的顶部。更确切地说是入口在顶部，因为我在楼梯和地板交汇的角落把砖板凿了个洞。然后从下面做了一面空心砖墙，这样我就能下去藏在楼梯底下一个类似隔层的地方。那里一直有一个隔层。其实我就是用一面新墙把它隔开了，把后面的部分变成了我的藏身处。我用木头做了一个覆盖物，把它画成砖块的样子，跟我要下去的空间刚好契合。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从里面把木板盖起来，但如果有时间，妻子会过来用她打包鸡蛋去马拉加的稻草把整块地方覆盖起来，好让木板更加隐蔽。因为木板在角落，所以谁也不会踏上去，也就不用担心被发现它是空心的。我做了一个木梯让我能在里面上上下下，因为那个隔层很深，我个子又小，从里面够不到覆盖的木板。许多次警卫队上楼下楼的时候，我就藏在那个楼梯底下。他们不是来搜我的，他们肯定没想过我在那儿。但就算他们想过也找不到我，我相信是这样。我们离开那儿买下同一条街的11号房子时，我把那面墙拆了，让一切恢复了原样。
是瘸子的事让我决定修新的藏身处。那次可真糟糕，尤其对我的妻子和女儿来说。那时候警卫队正试图搜捕山里所有的逃犯。
那个时候，每座山里都藏着逃犯。特别是莫雷纳山和内华达山，有几伙人躲在那儿。龙达周围的山里也有逃犯。[2]有些是政治逃犯，没错，其他人逃跑的原因各不相同。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不好说，但我听说，这儿最多的时候有十五到二十人在山里。我指的是紧挨着这里的山。他们多数来自阿尔奥林和科因，领头的是一个阿尔奥林男人，大家都叫他头儿。我是内战前认识他的，因为他的妹妹嫁给了这里的铁匠。她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头儿经常来这里看她，而且他还在村里给自己找了个女朋友。他总在惹事，内战前因为抢劫什么的进过监狱。革命期间他加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I）。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到处清理敌人。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谁都能加入他们的联合会，拿起枪杆——用他们的话说是“除掉法西斯分子”。一天晚上，他带着一群人从阿尔奥林来这里枪杀了一个地主。这件事过后，我再也不在晚上离开镇公所。第二次他和同伙拿着一份名单来了，上面是他们要枪毙的十四个人。我让他们转移出了村子。
国民军占领阿尔奥林时，头儿逃到了山里，他的几个同伙跟着他到了那儿。但不是所有逃犯都和他们一样。我听说有一个丰希罗拉人，他没有参加革命或任何类似的事情，而是因为跟他妻子的麻烦逃到了山里。原来她是个妓女，他对自己说：“要么杀了她，要么离开她。”就是这样，纯粹因为个人问题找死。他是在我们村几百米外的一个河道旁毙命的，那一小片土地现在被一个外国人买去了。他和另一个来自科因的人——他也是因为个人原因逃到了山里——被国民警卫队埋伏并枪毙。他们是逃犯中最后活着的两个人，在50年代初被杀死。
其他人是被出卖的。一名警卫队员扮成了卧底，到山里假装要加入他们。那时候这是警卫队唯一关心的事——清除逃犯。并不是说后者杀了谁，但他们总是去农舍抢食物，许多农民为此对他们抱有敌意。不过有不少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给他们吃的。特别是一个就住在山脚下的人，他经常拉着马来这里装粮食。那正是粮食短缺、政府实行配给制的时候。那些食物当然是给他们的。逃犯们从来没伤害过他，他是个懂得趋利避害的人。但另一个人找国民警卫队告密，说他的邻居收容过那些逃犯，结果他的房子被烧毁，而且被打了个半死。
我听说，头儿是被一个老妇人出卖的。警卫队有她的电话号码。有一次他去她的农庄找吃的，她暗中通知了他们。他们把房子包围起来，接着她大叫了一声。头儿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混蛋，你出卖了我！”他大喊着开枪打死了她，然后把枪对准了自己。警卫队进屋时他已经死了。
在阿隆索任职期间，他没有管过政治问题。就像我说的，他只关心茅草。没有哪个星期他不会派一支巡逻队来我们家搜查。由于他们要找的不是我，他们的搜查成了一种保护。他们让人们觉得我不可能在这儿。我从来不怎么担心他们会找到我，我的藏身处太隐秘了，而且他们也不经常上楼。但如果他们找到我了呢？那么，早些年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那些人会拿着告发状跑去，我就必死无疑了——我很可能连马拉加的军事法庭也去不了；再往后我躲了十年八年，那些对我怀恨在心的人不在了，我会被关进监狱。更确切地说，死刑降至入狱三十年，且刑期不能减免。
直到特赦的前一天，如果他们抓住了我，我可能因为告发而入狱。假如时间这么近，他们会放我出来，可是……尽管我知道他们不会再枪毙我，但藏了这么多年后，蹲监狱变得比死刑还可怕——漫长的折磨，而且我几乎肯定自己会死在里面。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在监狱里活下来，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一直藏着，即便我知道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熬了这么久却落得在监狱度过余生——我无法想象承受这个结局。而且只要稍有疏忽大意，我就可能被发现。试想警卫队在某一次搜查的时候看到了我，他们必定要扣留我，那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除非有人告发，否则他们最多只能拘留我；如果没有告发状，他们就必须把我放了。他们不能自己指控我，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他们只能根据告发状拘捕一个人。但我很确信村里总有人愿意这么做。问题就在这儿，政府允许人们对这种事情进行告发。这种自由让人们失去理智，做出可怕的事，甚至就是为了个人恩怨。所以对我来说，直到最后危险一直存在，即使因为时局的改变后来的危险有所降低，但还是有危险。
我从躲藏中出来后没多久，妻子在马拉加遇到了一个警卫队员。他在这里任职了许多年，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个好人，他为这个消息恭喜了我的妻子。“想想我们在你家搜过那么多次，朱莉安娜！你很会对付我们啊！”他接着说道，“如果我在那儿发现了他，就真是左右为难了。我将别无选择只能扣留他，不然我的职位就会受到威胁。”
我认为警卫队并没有兴趣抓我。最初几年他们是出于政治党徒的压力才行动的。许多事情取决于营区的指挥官，他们有的好，有的不好。比如，接任阿隆索的下士就和他完全不同。他刚上任的时候，那些物主雇来看山的看守人跑去向他抱怨他们的茅草被偷了。他告诉他们让他们的雇主找更好的看守，因为茅草被盗是他们的责任。“我不是来这里守茅草的，我是来这里抓罪犯和贼的。我不会找那些去山里只为赚点钱填肚子的可怜人并把茅草抢过来……”这里的茅草风波就此结束。
一两个月前，这位下士在马拉加碰到了我的女婿。每次他从现在任职的地方去马拉加，他都要去马拉加市场旁边米哈斯人去的酒吧。他对我的女婿说：“我一直觉得你的岳父在家里，因为我每次去，朱莉安娜总是把门关着。不过伙计，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的任务是抓罪犯，不是追捕有政治主张的人，更不用说值得尊敬的人。他们要是让我搜查你的岳父，得用武力强迫我才行。”
这位下士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在这里，那个时候大多数老警卫都去世了，形势的压力已不同于40年代早期。而且警卫队非常清楚，村里的政治问题是一摊浑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搅和进来。
不过，警卫队没那么想抓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加西亚。我最危难的关头他在这里，而且他是警卫队中唯一真正认识我的人。他知道我在国民军进入村子前逃走了，并一直坚称内战后我没有回来。我救过他的命，他在还我的人情。武装叛乱过后的革命期间，这里的人试图到马拉加去抓他。人们因为他之前在这里的行为对他怀恨在心，但他们找不到他。我知道他在哪儿，如果我对马拉加公共安全委员会吹个风，他和另外几人就会没命。但我什么也没做。他常对自己说：“关于曼努埃尔·科特斯，我们没什么和他过不去的。因为其他人追杀我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好，他什么也没做过。”这是他说的。他对这个村子有长期的了解，因此他的话在指挥营区的中士面前有分量。就像那些记恨我的人说的话有相反的作用一样。不论他们讲什么，其他人都照着讲。如果他们说：“不能伤害这个曼努埃尔，他是好人。”每个人都会重复：“他是个好人。”而且不会想要把我找出来枪毙。如果他们说相反的话，人们就会跟着做相反的事。这就是党魁当道的真正含义，统治平民和村子的暴政。直到共和党执政前，这里和西班牙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种党魁，他们充斥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每个人身边都围绕着对他唯命是从的党徒，在村子里横行霸道。生活贫穷、遍地文盲、党魁当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村子里全是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