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2.1 注重研究设计的完善

2.1.1 更好地考察因果关系的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横断设计，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而更好地理解变量间的关系方向有助于确定最为有效的干预目标。虽然研究者通常假定消极同伴经历促进了网络成瘾，但网络成瘾也可能导致消极同伴经历的增加。例如，同伴交往困难可能推动个体沉迷网络，而沉迷网络又会反过来限制青少年社交技能的发展从而增加同伴交往问题。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地使用纵向设计或完全随机化实验设计，以更好地检验二者间是否存在双向作用。

2.1.2 变量测量有待丰富化和精细化

过往研究通常关注单一同伴因素的作用，所得知识较为零散，不能全面揭示多种同伴因素所起的作用，不能确定各种同伴经历的独特效应和相对贡献。未来研究应当基于同伴经历的多水平模型，更为全面和系统地选取同伴经历指标，从而回答“哪些同伴经历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最为密切”的重要问题。另外，应加强对过往研究忽视但实际上却较为重要的同伴因素的测量。例如，同伴群体特征（如规模大小、联结性、相互性、传递性、和谐性等）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值得探讨。又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同伴交往成为青少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网络友谊、网络侵害、好朋友沉迷网络、同伴网络使用压力等同伴经历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最后，细致区分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同伴交往（如积极和消极同伴交往、同伴交往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特征）也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较多采用单题项的测量工具，不利于不同性质同伴交往的精细区分，不利于澄清同伴因素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为什么存在分歧。

2.1.3 合理确定变量测查的时间窗口

Kindermann[80]在有关同伴群体与学业成就的综述论文中指出，大多数学校系统中，班级构成在学年间会发生变化。如果每年只收集一次数据，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能充分捕捉同伴经历的变化特征及其效应。或许最佳的办法是在一个学年中追踪多次，在学年初更多表现出同伴选择效应，在学年后期更多表现出同伴社会化效应。类似地，Furman和Rose[81]也指出，测量时点间隔过大的纵向设计可能不利于检验部分中介过程，因为许多变量产生最强作用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要短得多。相比之下，包含多次数据采集的短期纵向研究或许更适合研究同伴关系的作用，因为有些同伴关系甚至无法持续一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间窗口的研究设计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较短的时间窗口可以反映变量间在微观时间尺度上的作用过程，较长的时间窗口则能在更为宏观的时间尺度上审视变量间的作用过程。两种时间尺度的研究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关系。若能在较长时间尺度上发现原本以为只在微观时间尺度上发生、在较长时间尺度上不易捕捉的效应，则更能说明变量间效应的稳健性和值得关注性。

2.1.4 纳入控制变量或混淆变量

诸多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自我调控能力）和环境因素（如个体所处同伴群体的类型、同伴的社交地位）都可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设计之中。另外，在研究线上和线下同伴因素所起作用时，应当将非焦点同伴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考察焦点同伴因素所起的独特作用。例如，在研究网络侵害时，有必要将传统侵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之中，且为了使二者所起作用具有可比性，应重视二者在测量的时间窗口、行为性质的界定等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

2.2 注重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

2.2.1 重视研究的理论基础

研究问题和变量关系的构建需要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在这方面，初期的研究工作可以借鉴和检验物质成瘾领域的成熟理论模型，后期的研究应重视从研究结果中建构出同伴因素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所起作用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模型。

2.2.2 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

与个体主义文化（如美国）相比，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更加注重人际关系[82]，那么相同的同伴经历是否对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具有不同影响？现有研究基本上是在单一文化背景下开展研究，尚缺乏系统的跨文化研究对此进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通常的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和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划分方式，文化还包括宗教、社会经济地位、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等诸多其他形式[83]。未来研究可以检验不同亚群体在变量关系方面的多样性。

2.2.3 重视时间因素的作用

时间因素可以体现在不同方面。首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同伴经历的凸显性以及个体对同伴影响的易感性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同伴经历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是否存在关键期或发展变迁。譬如，在小升初和初升高等学校过渡阶段，同伴因素的作用是否比其他阶段更加明显？同伴因素的作用在青少年早期和中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暂时性的同伴经历和长期累积性的同伴经历所起作用可能也存在差异。

2.2.4 重视同伴系统与其他生态子系统的关系

根据生态学理论，青少年网络成瘾是多个发展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将同伴因素置于其他多重发展系统的背景下来整体考量。例如，同伴关系和同学关系分属于同伴系统和学校系统，这两种关系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

2.2.5 深入探讨中介机制

首先，未来研究可以更加系统地检验认知机制（如关系性自我系统过程）、社会情绪机制（如抑郁、焦虑、孤独）、行为机制（如偏差训练过程）、神经生理机制（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等内分泌活动、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等路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其次，完整的纵向设计（在每个时间点都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进行测量）要比横断设计和简单纵向设计（如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分别在时点1、时点2、时点3进行测量）能更好地检验过程取向的中介效应。再次，多重中介效应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检验并行中介（parallel multiple mediator model）、链式中介（serial multiple mediator model）、混合中介（models with parallel and serial mediation properties）等多种竞争模型，有助于识别最有力、最近端的中介因素。另外，检验远端中介（distal mediation）和不一致的中介效应（inconsistent mediation）也可以回答诸多有趣的问题，如早期同伴经历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长期过程问题、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利有弊的辩证效应问题。最后，将中介过程与调节过程相结合从而建构条件过程模型（conditional process model）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2.6 深入探讨调节机制

同伴因素起作用的过程往往取决于个体及其所处环境的特征，不是所有个体都同等程度受到同伴因素的影响。这种个体差异的出现可能源自个体自身或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因此，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可以引入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中，检验素质-压力模型（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优势敏感性模型（vantage sensitivity model）、不同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等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另外，研究者最近提出的“同伴影响抵制能力”（resistance to peer influence）、“社会敏感性”（social sensitivity）、“环境敏感性”（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同伴影响易感性”（peer influence susceptibility）等概念也有助于检验相同同伴因素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再者，社会支持、家庭功能、师生关系等环境因素是否能起到风险缓冲或风险增强作用也有待检验。

2.3 选用恰当的数据分析方法

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回答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各种有趣问题。

2.3.1 综合运用变量中心和个人中心的方法

个体同时面临多种同伴关系特征。传统的变量中心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较多关注不同特征的独特作用，而近年来兴起的个人中心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刻画大量同伴特征所构成的同伴经历剖面。例如，可以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或潜在剖面分析对不同同伴因素所构成的形态进行分类，从而区分具有不同同伴因素形态的亚群体，并比较这些亚群体在网络成瘾上的差异。

2.3.2 使用多水平分析方法

个体可能同时处于多个群体之中，数据分析时需要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以考虑嵌套数据所导致的误差非独立问题。另外，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的特征所起作用可能有差异，应采用多水平模型进行准确分离。

2.3.3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兴的方法

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被越来越多用于同伴因素与心理病理学问题研究。该方法可以更加细致和动态地捕捉同伴背景因素所起的作用。另外，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或Sienna模型也被广泛使用。

2.4 注重从同伴因素入手进行干预

过去10年来，研究者已经识别出诸多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同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些知识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启示。目前，实践工作者对同伴因素在青少年网络成瘾预防和干预中所起作用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应努力开发和检验直接针对同伴因素及其过程的青少年网络成瘾预防和干预方案。特别地，在对同伴环境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应注重对相关的同伴因素进行测评，这些同伴因素可以作为干预方案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中介机制。另外，在实践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医源性伤害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应小心加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