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包拯算不算鲁迅推崇的“中国的脊梁”？假如算，他该算四种类型里的哪一类？逐一对照排除，当然“为民请命”比较贴近一点吧。在封建社会，民间太多冤屈，我们民族又是个善良本分的民族，对于现实的困境特别有韧性与忍耐心，即便产生抱怨不满或存有改变的诉求，总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所谓“青天”“清官”的身上，缺位的是自我积极主动地参与投入。因此，被神圣神明化了的包公便被赋予了日夜断案、无所不能的天职。

这样的结果是，集体处于被主宰被决定的状态，集体无意识，所有个体的自主缺失，那么，社会进步的步伐必然放缓甚至停顿倒退。文明昌盛，需要每个人自我做主，首先需要个体的自我苏醒觉悟。《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就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两个方面，可否比较包拯和陈世美两个人？有趣的是，包拯由能人干臣演绎神化而超凡入圣，成为百姓膜拜崇仰的神灵；陈世美本是好人，遭有意歪曲影射而成为遗臭后世的恶人坏蛋。相近的人物原型，截然相反的艺术形象。真实的人物原型，我们只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而演绎虚构的艺术形象，提供给我们更多有益的思考与启迪：包公的神圣地位，是民心所向，民望所归；民心是公正的镜子，民心是公正的度量衡，因为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陈世美的卑劣嘴脸，越到后来，越是远离了改编者影射歪曲具体对象的初心，人民群众要唾弃的是泯灭天良、弃亲求荣和忘恩负义的无耻行径，这个名字，既抽象又具体，被夸张为道德耻辱柱上一种丑类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