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出现的历史条件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十年间，秦王嬴政相继灭掉韩、魏、楚、赵、燕、齐六国，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一年。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的，它是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经济、政治重大变化的产物。
春秋以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未经垦辟的土地占有极大部分。就连在经济、文化最称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上也是如此。在那里，农业居民区也还只是分散地、彼此孤立地布列在大地上。在各个农业居民区之间，则有广阔的山林、草莱地带。尽管各农业居民区之间的交通是非常不便的，尽管这许多农业居民区的居民并不是出于同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然而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部门；有一定差异但基本上相同的语言和文字；除某种程度地保存其原属氏族或部落的信仰、习惯以外还有共同遵奉的礼；等等。因此，各农业居民区的居民就共同自称为华夏人，而把山林、草莱地带过游牧或是渔猎生活的居民称为“蛮”“夷”“戎”“狄”。农业居民区和山林、草莱地带是错综地分布着的，因而华夏人和“蛮”“夷”“戎”“狄”人也是交织地居住着的。由于华夏人并不是出于同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本由“蛮”“夷”“戎”“狄”脱裂出来，某一农业居民区和某一山林、草莱地带的某一氏族或部落就会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说“蛮”“夷”“戎”“狄”人和华夏人也具有共同的东西，因为华夏人所共同具有的那些东西乃是“蛮”“夷”“戎”“狄”人所缺乏的。“蛮”“夷”“戎”“狄”人中不属于同一血缘组织的这一氏族和那一氏族，这一部落和那一部落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春秋以前，在中国的疆土上，其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在耕地不相连接，交通非常不便的条件下，在华、“夷”错居的条件下，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全国各地方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约在春秋前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出现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为山林、草莱地区的开辟和广大田野的耕作提供了可能性。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劳动人民更加速将山林、草莱地带开辟为耕地。随着耕地的逐渐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分散的、彼此孤立的农业居民区也就逐渐缩短距离以至连接起来了。《左传》中保存着大量关于诸侯们会同划分国、邑田界的材料，这便是春秋时期某些原来隔绝的土田已经连接起来的反映。然而，在春秋前期，也还有其另一面。当时，由于某些山林、草莱地带还没有来得及垦辟，因而，各国之间的疆界还不是十分明显的，也还会有一国的军队偷越数国国境或深入敌国而未被发觉的事实。到战国时期，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就是当时人用来形容人户殷盛情形的话，而各国之间长城的修建更是耕地基本上连接起来的反映。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也有迅速的发展。黄河中下游耕地基本上连接起来和长江流域生产的发展，对建立一个相对巩固的、统一的——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全国各地方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耕地逐渐扩大至山林、草莱地区，而住在山林、草莱地区的一部分氏族和部落也因为进入氏族社会末期即父系家长制时期而不安于他们的居地，开始来抢掠农业居民区。这样，华夏人和“蛮”“夷”“戎”“狄”的接触愈来愈频繁了，他们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也愈来愈紧密了。在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量的“蛮”“夷”“戎”“狄”逐渐接受了华夏人发展了的农业文化，并采用了华夏人的语言，而成为华夏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所谓“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华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影响了“蛮”“夷”“戎”“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蛮”“夷”“戎”“狄”的人口大量归并到华夏人口中反转来也大大推进了华夏人扩大耕地的事业。经过相当长时期以后，在相当广大的区域内，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华、“夷”错处的现象消失了。春秋时期，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还是“蛮”“夷”“戎”“狄”的出没之所，而到战国时代，华、“夷”之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不再成为严重问题，正好反映出这一点。广大地区内华、“夷”错处现象基本上消失，是建立一个相对巩固、的统一的——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全国各地方的国家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随着耕地的逐渐连接，一个国家就愈来愈能控制更多的土地，向着统一行进的战争也相应地有所发展。以春秋初期齐、秦、晋、楚吞并其周围的小国和“蛮”“夷”“戎”“狄”部落为起点，接着是大国争夺霸权的战争，接着是越国灭掉像吴国那样强大国家的战争，最后，到战国时代，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进行着以消灭一切敌对国为目的的战争，而终于达成了全国的统一。
春秋前期，大国的诸侯也采取了分封的办法，以一部分新开辟的和新吞并的土地分封给卿大夫，让他们去直接统治。但随后，一个统治者直接控制较广疆土的可能性增长起来，于是，在大诸侯国内，就展开了国君与卿大夫之间、诸卿大夫相互之间的猛烈而复杂的吞并战争。大诸侯国攻灭外部弱小国家，在内部进行相互火并的战争，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到战国时，各王国就不独拥有广阔的疆土，而且先后消灭，至少是削弱了国内的大量的割据力量。在这些国家内，将相大臣已不再由几家大贵族独占，其生杀予夺之权大致已由国王来掌握。以流官制为特征的郡县制度也大致施行了。这些王国已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
铁制工具的使用使一个家庭有可能独立地用自己的力量来砍伐森林，开辟出新耕地。原来那种由农业生产者共耕“公田”并各自占有等量份地（即所谓“私田”）的制度就渐渐不易维持而且成为迅速开辟新耕地的障碍。于是先有某些国家施行了放弃强制共耕“公田”，并在实际上承认农业生产者可以占有不等量土地而国家拥有最高土地所有权的税亩制度。随后，土地的自由买卖又在广大地区内渐次流行并获得国家承认（国家有最高土地所有权，据以税亩，但土地自由买卖又使土地在实际上同于私有）。这样，就出现了大量实际上私有土地的个体农民。这些农民，在各国基本上消灭了旧贵族的情况下，是直接隶属于国家——受国家直接控制、直接剥削的。新型王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占有不等量土地和土地的自由买卖之获得法律上承认，标示着农村的贫富分化，标示着农村中有新产生出来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同时，旧贵族宗族瓦解了，旧贵族又大量地踣其氏、亡其国家，从中也出现了远较旧日贵族力量为小的剥削者。新产生出来的剥削者的力量是非常分散的，他们拥护专制主义的国王。专制主义的国王优待军人，依据军功以土地赏赐他们（魏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商鞅变法，“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2]）。他们也是专制主义国王的有力支持者。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政治上的主要变化，大致就是如此。
统一局面的出现以及统一局面出现后之得到相对巩固还有赖于其他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它们是：
（一）当时的中国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在这里，水利灌溉是极其重要的。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和耕地的相连，大规模的灌溉事业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牵连到广大的区域，统一管理水利就成为迫切的要求。叙述禹统一领导治理了中国境内所有的水的《禹贡篇》之作成，和联系了多数国家的鸿沟的开凿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小手工业者的产品种类增多了。这一点，和大量的实际上私有土地的个体农民之存在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交换的需要较之以前大为增加，商业较之以前大为发展。因为大量的实际上私有土地的个体农民所需要的农具和生活上某些必需品（不是主要的）是从市场上取得的，他们用农业品或自己的家庭手工业产品（每个农民所有的并不多，但总起来数量很大）来换取这些东西。大商人的往来各国及一些大城市拥有各地域的产品，说明当时中国各地区间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尽管这种联系还只是限于封建经济所容许的条件内。
（三）过游牧生活的匈奴人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中国人的大敌。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不可能合力来防御。战国时，邻接匈奴的秦、赵、燕三国虽然给予匈奴人以严重打击，但三国所建的长城，彼此不相连接，匈奴人仍能乘隙侵入。分裂的诸国在相互战争激烈时，就不免放松对匈奴的防御。因此，把中国统一起来，合力来解除威胁，就成为需要。
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有了可能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需要的条件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国家是具有相对的巩固性质的，统一的局面可以在根本上延续达几个世纪之久。并且，人们还把分裂割据看作不正常的现象。在公开割据的时期，人们都认为必须而且必然会恢复统一。
但是，在这里，却不应忘记，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后，中国还是长期地处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之下。那时，中国虽有若干大城市甚至是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存在，但这些城市或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随着国都的迁徙变化而盛衰升降；或是主要地还作为地方市场的中心，尽管它们和其他地域也有某种程度（封建经济所容许的条件下）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政治上的割据状态还是会长期地公开地呈现出来。即使在统一局面存在的时期，也还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一定的条件和需要使得中国在封建社会内能够维持长时间的统一局面。但在封建社会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主要地位，这就又使得公开割据状态也会长期存在。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
不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封建经济缓缓地发展着，国内的经济联系缓缓地加强着。经济在变化着，历史上的人物逐渐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加强。适应这种制度的思想上层建筑也形成了。总起来看，秦以后的两千年内，前一段时期，统一的时间要比较少些，统一的程度要比较低些；后一段时期，统一的时间就比较长些。统一的程度也比较高些。
[1] 《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论用兵》。
[2] 《史记·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