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视野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于1900年10月7日出生在英国奥克森霍普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奥克森霍普是一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乡村，有居民两千人，坐落在荒野沼地的边缘，距离兰开夏与约克夏两郡交界处有几公里。巴特菲尔德的父亲10岁时就辍学做工，在毛纺厂里当羊毛分拣工，但他父亲通过自学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簿记员。他父亲的野心是当一名卫理公会派牧师，但却抱憾终生；因此，老巴特菲尔德自然而然地就把这种野心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向那个方向发展。部分是为了让父亲感到高兴，赫伯特从16岁起就当上了一名非神职传教士。这一步曾引起当地文法学校里那个最激发他上进的老师的不安，那个人特别直言不讳地敌视基督教。后来当巴特菲尔德在剑桥大学跟随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工作时，他对历史的兴趣日增，他也意识到自己过于腼腆而在神职工作上不会取得成功，因此，年轻的赫伯特就打消了当牧师的愿望。尽管宗教和政治思想家总是会背叛他们童年时代的信念，但巴特菲尔德却相反，从未动摇他对奥古斯丁神学基本教义的信仰，包括相信人格的永恒价值、罪恶的存在、神权至上、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类存在的片面性质。他从未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这两位与他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那样赞同过马克思主义，但他却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从中汲取过一些有关历史上的矛盾斗争和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因素之重要性等方面的见解。他的思想焦点主要针对的是英国史、基督教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受其童年时代及家庭生活的启蒙影响，巴特菲尔德本来可以具备作为一名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和《剑桥历史杂志》编辑所必需的传统史学造诣。他就读于剑桥，拿到了文科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他成为该校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教员，1955年任该学院院长。20世纪60年代末，他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并且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受聘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他的处女作《历史故事》（1924）反映了他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早期关注。在这本书中，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的想象力在推动真实再现过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假定发生在另一时代的事情可以置于当前或不久前的境况下加以理解，那就是一种时代错误。历史学家运用文学的（除了诗歌的）技巧所创作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有助于再现过去的历史。这成了巴特菲尔德几乎所有著述的标准。在第一部书之后，他又发表了一部详细分析研究拿破仑时期军事与外交策略关系的著作《1806—1808年拿破仑的和平策略》（1929），其中还论及了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评论家们赞赏他对历史所作的生动描述，认为他反证了德意志历史学家宣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曾经阴谋背弃英国，相反，是普鲁士人说服沙皇去涅曼河中的一个小木筏上与拿破仑会晤的。他编辑了《欧洲历史文献选（1715—1920）》（1931），并开始对乔治三世（George Ⅲ）进行研究——这是他一生的兴趣所在，出版了《乔治三世、诺思勋爵与人民（1779—1780）》（1949）和《乔治三世与历史学家》（1975）。他本来有意撰写关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乔治三世的纪实性著作，但是却因对分析性史学研究发生了新的兴趣而放弃。这一新的兴趣主导了他此后四十年的研究工作。
巴特菲尔德明显地超越传统史学研究范围的第一个证据是他1931年发表的《辉格党人的历史观》。这部著作批判地分析了辉格党人和自由派对历史必然进步性的观点，其中分明体现了他对批判性写史方法的关注，这也为他赢得了作为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天才的荣誉。尽管该书批判了自由派政治学和历史上的新教教义，但巴特菲尔德用一种更加根本的方式拷问了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够公平地对待以前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思想状况。在该著中，巴特菲尔德显然宁愿步阿克顿（J. E. E. D. Acton）（尽管他是巴特菲尔德的一个主要批评对象）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之后尘，也不愿再继续像传统的英国史家那样专注于对历史的描述了。他其后的著作，如《拿破仑》（l939）、《英国人及其历史》（1944）和《马基雅弗利的统治术》（1940）等，更进一步地使他走上了历史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之路。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巴特菲尔德已被公认为一流的英国史学家，其声望显赫，无人质疑。此时受世界危机的激发，他进入了其史学著述的第二阶段。1939年，他在四所德国大学讲授史学史，并着重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史学发展。他提出，是他所批判的辉格党历史学家，而非辉格党政治家，培育了查理二世后期的自由和克制。他在讲课中畅言道，虽然他仍旧认为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诠释是荒谬的，但是他相信，这种诠释有助于自由在英国的发展。歪曲历史的，是辉格党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采取政治上的妥协和说服而非强迫和武力的辉格党政治家。
1948年，他转向了宗教与历史，在剑桥大学神学院的要求下连续做了七场讲座。1949年4—5月，他将这些讲座扩展为六篇广播稿，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加以广播。他还将这些讲座的主要论题加以详述，编著成书，题为《基督教与历史》（1949）。巴特菲尔德曾经对做这些讲座表示过犹豫，因为他担心作为一个平信徒自己没有资格准备这样的讲座，并且他深知这样一项工作会在他的史家同行中激起怀疑。但是，当邀请他的神学院的代表向他说明，他们认为本科生们肯定会更乐意听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而非一位牧师的演讲时，他就难以拒绝了。巴特菲尔德之转向哲学问题，无疑是受到了西方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的激发。这种双重危机是：苏朕及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巨大挑战和西方国家作为“惊恐万状的现状维护者，坚守着一种古老的文明，对抗着某些新事物的侵害”[1]而陷入的困境。巴特菲尔德警告说，对某个超人、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或其他大型组织的过度尊崇会使人类的视野发生改变，以至于人类可能将自己的世界比之于蚂蚁的世界。回避历史或者幻想让自然科学来决定人类的命运，都是危险的。指望上帝或人类天性，或者像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那样下断言，也无济于事。希特勒认为，既然自然造化关心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而是作为种群的人类的发展，那么历史也就难免要施予生命以酷刑、膜拜和牺牲。这种人生态度被巴特菲尔德描述为“科学时代里自修者极易中招的异端邪说”，他忠告人们：“我们可能太轻易地认为人类不过是最后一种动物而已，于是也就同样轻易地得出结论并诱使我们将它转换到人伦关系的世界中去。”[2]《基督教与历史》反复强调，作者对人格在历史进程的中心位置深信不疑。他反对某些行为主义社会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许多集体人群的经历，应当通过科学和数学予以研究，这并不比研究生物学宏著的又一章内容更复杂。
巴特菲尔德将这种批判加以详细阐述，并有所拓展。在一连串的著作中，他重申了这种基督教历史观，其中还申明，他并没有像阿诺德·汤因比那样以一位神学家的口吻讲话，而是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在讲话。他独立写作，不与其他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交流，也不像汤因比那样提出一份周详的历史研究计划。他的目标，正如他设想的，就是要同时向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提出挑战，使他们重新认识基督教观念的历史地位。他后来又出版了《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1951）、《历史与人伦关系》（1951）和《基督教、外交与战争》（1953）。无论批评家就他的基督教历史观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巴特菲尔德都毅然坚持认为，从最广阔的视角上看，历史是与一种基督教历史观相一致的。他曾经抨击过技术性史学，认为这种历史学不足以精深地理解过去。历史学原则上要求历史学家做到理智而谦逊，并且头脑要灵活；他必须与历史人物并肩而行，设身处地，努力再次体验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并试图理解各种他们不得不应付的问题。
巴特菲尔德另一方面的贡献源于他对科学的研究。自1931年始，他就为剑桥大学的大学生们讲授1492年以后的现代史，专注于像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这样较大的历史发展和长时期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相互联系。他在方法上以阿克顿勋爵为榜样，反对过度专门化地讲史，而这种过度专门化的讲史方法已经主导了大学的现代史教学，它采用教学大纲和干巴巴的教科书来讲授国家的对外关系。相反，他着重讲解的是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及重要发展，比如他曾就现代科学的兴起做过大约六场讲座。这些讲座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杰出的剑桥科学家，像李约瑟及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人，他们也正要在历史学家中寻找一位同道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1947年剑桥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经过相当大的争执后，说服巴特菲尔德于1948年第一学期开设一门讲授科学史的课程。此课程促使他出版了其最为成功的著作——《现代科学的起源》（1949），并在英美两国重新激起了对科学史这一主题的兴趣。该委员会引导那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参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并推动了一代新的科学史家的诞生。
1953年，巴特菲尔德应邀在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作“怀尔斯信托基金讲座”，他为此选择了返回到讲授18、19世纪的史学史。这曾经是德国历史学家和不少美国历史学家专注的主题，然而，尽管有阿克顿和他的门徒古奇（G. P. Gooch）的努力，这一主题却仍未在英国扎根。据巴特菲尔德在《论人类历史》（1955）一书中所说，“怀尔斯讲座”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约十位欧洲的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他们作为其讲座主题不同侧面的专家，对他的讲座提出了批评和评论。当这些讲座内容于1955年出版时，在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中间激起了对历史学的极大兴趣。后来，他怀疑人们对历史学的热情过高，便力陈各大学对此项研究加以限制，只有那些具备一定气质和经验的历史学家才可以去做。虽然他对自己能够将阿克顿和古奇的工作向前推进而感到欣喜，但他知道对于普通的研究生而言，首要的任务必须是训练他们如何处理历史证据和学习主要的研究方法。
十年后，1965年和1966年，他又应邀在格拉斯哥大学做著名的“吉福德讲座”，该讲座系列以前曾经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美国人的参与。巴特菲尔德选取了一个宽泛的论题：人类是怎样渐渐具有过去概念的，以及人类在有历史记载之前怎样和为什么就已经对自己的过去发生了兴趣。他推测早期宗教可能对此有某种影响，但又疑心早期宗教是否可能也是真实历史的敌人。他最后认为，从这种矛盾的要求中逐渐产生了历史意识，以便调和宗教的与世俗的历史。他认为，最近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犹太的语言的研究结论可以应用于西方历史学家所加以特别研究的这种问题上。由于他决定通盘考虑整个史学史，所以这些讲座就成了他最为大胆的历史探索。他的努力在美国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但这却使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具备或能否获得如此全面的知识去就此论题创作一本专著。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巴特菲尔德的主要兴趣发生了转移，并且再也没有系统地回到他在“吉福德讲座”中阐发的论题上。
在他所有的历史著作中，他都提出过：一方面，历史诠释需要艰苦的探索研究，并能够重新体验“失去了的昔日生活”，能够运用累积起来的历史线索“去重新捕捉某个以往的时代，并将它转化成某种同时既是图画又是故事的东西”[3]。为此目标，巴特菲尔德一直沿着师承自外交史学大师哈罗德·坦珀利的传统，致力于写作结构严谨、内容复杂的历史著作。另一方面，他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认同于其所研究的对象，目的既不在于称颂，也不在于谴责，而在于理解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环境。在研究拿破仑对抗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所发生的外交往来时，巴特菲尔德感到不能不参阅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重要档案，从普鲁士与俄罗斯档案中抽寻出来的函件，以及各国大使、部长和间谍人员向当时的各国领导人呈交的报告。他的目的是要忠实地反映当时重要人物们的思想，并揭示“掩盖在那场拿破仑战争背后的奇怪争论、隐秘活动和人格冲突”[4]。巴特菲尔德逐渐成熟的历史观甚至在他早期研究拿破仑的两部著作中就已轮廓分明了。由于人格变化多端，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不依照某个优越民族或所谓“必然进步”所预先确定的原则，也不合于那些显然与其意图相联系的结局，但却有些像是由上帝的神秘活动所导致的偏离，所以对他来说，演变中的历史既无法预测，也难以驾驭。
巴特菲尔德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在他31岁之前就已经完全定型了。他因其第一部著作《历史故事》而获得剑桥大学的“勒白思奖”，但是奠定后来其全部作品基础的却是他的第三部著作《辉格党人的历史观》。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人类变革的复杂性和人类的任何具体行为或决定其最终结果的不可预测性”[5]。历史学著述必须传达这种复杂性的基本结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历史变革需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因为革命难免给人类留下宿仇绵绵、人祸纷纷，甚至是万劫不复。
在他30岁出头时，巴特菲尔德就信服这样的观点：基督教的历史诠释者较之其他政治史学家更能抗拒最坏的幻想和对偶像的过度盲从，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对历史上的事变和意外不会感到突然。因为信上帝，他就可以免予受到诸如国家崇拜、进步观念或者某一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等的畸形影响；因为献身于宗教的终极目的，历史学家就能够理解“时代与环境变迁所设下的圈套”[6]。上帝主宰人类，但是上帝并不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相反他倒是历史恩惠的泉源。尽管人间存在意志上的矛盾，这反映了人类引以为傲的和不灭的自我中心主义，却也能够服务于增进上帝的意志并明辨善恶。例如，美国革命就促使英国发明了一种新的、更文明化的帝国概念。人类最富创造力的成就往往产生自人类的灾难和精神压抑之中；建立在掠夺之上的政治系统如古罗马和英帝国时期的政治系统，说不定会适时地向着某种可以接受的正义与秩序发展演变。
因此，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历史研究和神学都以关注人格为核心，两者具有一致性，实乃两贤相得益彰。但是，他对历史与宗教的双重重视却令他受到传统史家所未经受过的批判。有人批评他的宗教著述偏离了历史学家的主业——创作大部头的扎实的历史作品，其实如果他继续研究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和乔治三世的话，他是会有如此业绩的。作为学者型政治家的巴特菲尔德在剑桥大学校园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其所受任命的顶点是从1959年至1961年担任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有赖于他那公认的对道德价值的全心关注。他在剑桥担任的各种职务和他在国内国际教育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角色，以及他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特别就宗教论题所做的系列荣誉讲座，都让他分心，令他不能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彼得·盖尔[7]及其他历史学家曾经向他表达质疑，认为他过于强调相沿成习的人类恶行和人类社会中的贪婪成性，并且他低估了正直之士通过可预见结果的行为影响社会变革的能力。对于他怀疑政治人物的道德与理性目的的结果所作的这一批评，忽视了他与20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如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及其门徒的争论，他们才基本上把政治描绘成是一种攫取利益和私利的争斗。巴特菲尔德则认为，观念、态度和理性意图在政治中是与私利相互作用的，历史学家如果把所有人的政治和每个时代的政治都简化为同一水平上的政治，那就错了。在巴特菲尔德看来，纳米尔学派由于经常假定政治家不过是私利的渊薮，便误解了政治运动和政党，它们并非只顾谋求团体利益，它们也提倡价值与理想。
另一个对巴特菲尔德所持基督教历史观进行的批评则更为严肃且部分合理，它是针对着他的一些历史判断提出的。在《基督教与历史》一书中，他似乎是把德国在二战中的战败与灭亡解释为上苍对德国人罪过的惩罚。然而，批评者问道：那众多冒死反对希特勒政权的德国人该怎么说？波罗的海沿岸的人民呢？他们并没有犯下纳粹的暴行，但为什么遭受同德国人民一样的悲惨命运？巴特菲尔德曾写到，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历史思索：一个是技术性史学，它处理的是有限的和现世的事务，考虑的是如何处理硬性的和有形的历史证据；另一个是神的历史学，它超越了技术性史学家的研究范围。批评者认为，巴特菲尔德——特别是在走进通史领域中时——将基督教的要点和准则悄悄地带到其诠释中了，而在他那些技术性较强的叙事史写作中却把它们排除在外，并且其中对个别领导人的评价也谨慎得多。最糟糕的是，他有时似乎是在“代表”上帝讲话。为公正起见，那些批评者从他的著述中摘引道德评语，比如他在论及军国主义时对全体德国人提出的指控，但是他们却发现他接下来写道：“如果德国人应受审判，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应受审判——包括我们的整个现存秩序和我们文明的全部体制。”[8]
最后，巴特菲尔德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他对传统史学与基督教史学的重大贡献。他于1958年创立了“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和名誉主席约二十年。该组织的宗旨是，建立起一门探求“国际性国家体系的性质、外交的前提与思想、对外政策的原则、国际关系与战争的伦理”的学问。该委员会的思路反映着巴特菲尔德的历史观和宗教观。这一批英国思想家的旨趣与他们的美国同行的旨趣恰成对比，他们也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相比之下，巴特菲尔德建立的这个委员会更关注“历史而非当下、规范而非科学、哲学而非方法论、原则而非政策”[9]。该组织的第一本出版物在论题上就反映着巴特菲尔德本人的著述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主题：自然法、新式外交和传统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有序与失序、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观及均势。巴特菲尔德事业上最亲密的伙伴马丁·怀特为这本文集所写的导论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
英国式的研究思路与美国学派和澳大利亚学派盛行的思路恰好相反，后者所做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体系分析。英国式思路的参照系乃是外交行为、国际社会以及民族国家体系，其观点属于历史的、经验的和演绎性的。
其理论假设是：国际体系中的历史连续性比革新更重要；治国艺术为各国积蓄了一种历史的实用智慧；研究政治、外交与法律的经典作家并没有因为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最近出现的研究成果而变得过时；集中了较早时期的外交军事经验的文本值得研究和改造以满足现在的需要。支持该委员会的工作是一件关乎道德、意义深远的大事，对此，巴特菲尔德这样写道：“其根本目的……是阐明审慎原则和道德义务，正是它们自始至终地把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团结在一起，至今仍是如此。”[10]
巴特菲尔德与英国委员会的影响可以说在美国比在英国更大。美国人对该组织的思路感兴趣之时，恰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股新兴意识的出现，即意识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太复杂，不能认定这场冲突的双方哪个绝对正确而另一个绝对错误。起初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少数几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后来才是决策者和新闻记者。这场冲突涉及一个深奥的道德难题：即使这两个超级大国大体上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它们还是有理由彼此畏惧。双方各自都可以保证己方心无歹意，但却不能够信任对方。双方都能够感到对方留有一手，否则也就觉得安全了。冲突双方各自都有能力通过施展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来寻求自身安全，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只有彻底摧毁另一方的安全才能够完全确保自身的安全。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安全权力困境乃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中最紧要的问题，他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或另一个大国需要为和平做出些牺牲。他预言道，要打破这个最恶劣的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某种边际试验，不过，对于这样一种试验，美国需要一位冷静无情的、俾斯麦式的领导人去做出坚决而有力的判断，而不能让动不动就屈服的感情用事者来决策。巴特菲尔德提出这项建议比尼克松和基辛格宣布实行缓和政策要早十多年。巴特菲尔德赞成实行缓和，并且补充道，实现和解需要一位熟谙权力政治、有能力根据政治军事判断采取巧妙而大胆行动的领导人。他认为，在白宫或白厅中，不论是传统的道学先生、普通知识分子，还是理想主义者，都不可能设计出一项共处政策并为之辩护。
在美国，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巴特菲尔德的看法做出了回应。尽管我们可以把巴特菲尔德看做是现实主义和实用道德的代言人，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却为他所从事的历史学专业以及英国悠久的外交传统所冲淡，在英国的外交传统中，权力政治已经变得不值一提。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样，巴特菲尔德对宗教界一些较有思想的领导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同经常引证历史文本，他也经常引证《圣经》，将《圣经》中的智慧运用到对外政策领域。他注意到，对于新生的缺乏经验的民主国家而言，一个主要的政治失误来源就是过于焦虑，以致像魏玛德国这样的国家落在一位独裁者手中。《圣经》中有一句最有价值的箴言：“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它劝告人们不要等到全世界的恶人被根绝之后再去缔造和平。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基督教对于满足国际关系的需要所能恒久不变地做到的，不在于帮助实际的政策抉择，而在于为人类的事业提供一个思想背景或一种更为文明的精神。基督教能够帮助人们澄清罪恶的观念，它承认：虽然罪大恶极的人的确存在，国际政治中最大的难题却是，为数众多的人有着适度的贪心，他们总希望通过国家去实现这种他们作为个体提出时为社会所拒绝的贪心。这种人对政府施加着巨大的压力，使正常的国家间交往更加困难。宗教的责任是，抑制世人的权力意志，他们总想过度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无意与上帝合作。
巴特菲尔德在冷战高潮时期继续著书立说，向过分焦虑于苏联威胁、深陷核武器浩劫恐吓之中的美国人提出忠告，向美国政界和宗教界的领袖们发出呼吁——呼吁他们要承认能力有限并慎重行事，这可能是他最为持久、最为可贵的贡献。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著作：
1924
The Historical Nov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1806-180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1
Select Documents of European History，1715-1920. Edit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 New York：Henry Holt.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G. Bell.
1939
Napoleon. New York：Duckworth.
1940
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 London：G. Bell.
1944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9
George Ⅲ，Lord North，and the People，1779-1780. London：G. Bell.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G. Bell.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London：G. Bell.
1951
Christianity i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Press.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Colli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Historical Episode：The History of the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Seven Years' War. Glasgow：Jackson.
1953
Christianity，DipLomacy，and War. New York：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955
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George Ⅲ and the Historians. London：Collins.
1960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Christian View. New York：Harper & Row.
1966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70
O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With Cho Ysu Hsu and William H. McNeil.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Sincerity and Insincerity in Charles James Fox.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Raison D' Etat：The Relations Between Morality and Government. The first Martin Wight Memorial Lecture，University of Sussex，April 23，1975.
关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著作：
Geyl，Pieter. Encounters in History. London：Collins，1963.
Halperin，S. William，ed. Som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a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McIntire，C. T.，ed. God，History and Historian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 Herbert Butterfield，Christianity and History（London：G. Bell，1949），p. 5.
[2] Ibid.，p. 6.
[3] Herbert Butterfield，The Historical Nov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4），p. 8.
[4] Herbert Butterfield，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1806-180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p. vii.
[5] Herbert 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London：G. Bell，1931），p. 21.
[6] Herbert 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London：G. Bell，1931），p. 66.
[7] Pieter Geyl，Encounters in History （London：Collins，1963）.
[8] Butterfield，Christianity and History，p. 52.
[9]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6），pp. 11-12.
[10] Butterfield and Wight （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