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中国耳熟能详。鼓励创业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从外生性增长向内生性增长转变的关键，而且与解决就业、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创新性等重大现实问题紧密相连。据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调查数据，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在城市自雇劳动力中超过了30%。(1)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而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2013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这表明平均每5个农民工中约有1个在创业，包括自雇经营与雇佣经营。这两个数据均表明农民工创业在当代中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在创业研究领域，研究者大多关注高科技创业、大学生创业、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等，而对最具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特征的农民工创业的研究尚显不足。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最为突出。仅就职业流动而言，农民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职业转变：第一个职业转变是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农民离开土地，由务农向务工即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这一转变持续的时间最长，参与的人数最多，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作用最大。第二个职业转变是农民工向创业者的转变。农民工从打工向创业，即从受雇者向自雇者或雇主转变，这一转变开始的时间较早，但由于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少，创业的层次普遍不高，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作用弱于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第三个职业转变是农民工创业层次的转变。创业的层次有高低之分，尽管目前大多数农民工的创业属于生存型创业，如Hanley（2000）对后共产主义东欧自雇就业的研究表明，自雇就业可能只是“一个穷人的避难所”。(2)但我们不能无视，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正处于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之中，他们走上了“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其中少数人已经实现了高层次创业。未来发展型创业的比例如果能逐渐增加，可以预测其对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大。从农民的职业流动来看，农民的三个职业转变对农民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农民的职业流动，笔者更关心的是，如果农民是受雇者，能否实现由普通员工向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转变；如果农民是创业者，能否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目前，40岁以下的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3)与老一代农民工赚钱养家的打工目的不同，他们更希望通过打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一般来说，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现代化初始阶段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农民一旦发生了职业或地位的流动，不管流动的方式如何，结果绝大多数都是向上流动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大，可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但随着阶层固化和农民工自身资本的局限性，通过长期打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概率变小，由此创业便成为向上流动的可行路径。相对于打工者，农民工创业者确实在向上流动的阶梯中迈出了一大步，但如果他们仅仅是生存型创业，则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向上流动，因为生存型创业者和打工者在收入与生活方式等方面没有太大差别，且由于层次较低，创业带动的就业人数也较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不大。因此，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型机制也是农民工职业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创业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总体的创业研究来看，管理学、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对较少。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更倾向于把创业现象置于一个社会背景下来研究，认为创业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社会缺乏流动性的一种回应，当个体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向上流动时，则有可能创业（Low & MacMillan，1988；Weber，2007）。社会学家还强调一个社会不同部门的相互依赖和制度如何影响创业。(4)显然，不同角度的观点对丰富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创业是需要条件的，在创业研究中称为资源禀赋，主要包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对资本在创业中的作用，显然需要跨学科研究。在研究的时间维度上，大多数研究均是横向研究，关注调查时点的创业者特质、创业意愿、创业能力、创业绩效与创业环境；而纵向研究比较缺乏，由此无法了解创业历程中是否发生了创业层次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但无论是早期创业能力还是当前创业能力，都对创业者能否成功创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对两者的研究是独立展开的，未从创业者的个人发展过程出发，探讨其纵向的能力变化及其对不同阶段个人绩效和企业绩效的影响。”(5)
就具体的创业群体而言，目前已有很多关于国际移民创业的研究（Borjas，1986；Aldrich & Waldinger，1990；Light & Bhachu，1993；Portes & Sensenbrenner，1993；Sanders & Nee，1996；Yoo，Jin-Kyung，1998；Salaff et al.，2007），但对本国内部因城市化导致的移民——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创业的研究很少（Murphy，1999；高崇，2008；庄晋财，2011；杨云彦、褚清华，2013）。创业研究是职业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笔者从农民工职业发展研究的综述入手，重点梳理农民工创业研究。
在研究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方面，很多学者使用了“生存伦理”等相关概念。黄平（1997）在对农村人外出的研究中提出了区别于“经济理性”的“生存理性”，即寻求并维持生存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依然是中国农民在现实中行动的首要策略动力。(6)作为对古典经济学家自由选择理论的批评，陈佩华（2002）以“生存文化”指出了外来女工在“自由选择”背后的无奈和无助。(7)然而，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群体已经存续了20多年，难道他们的职业发展仅由生存伦理所支配吗？实际上，农民工内部是有很大差异的，(8)尽管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处于保饭碗的生存线上，但少数农民工已经跨越生存的瓶颈，在更高层次上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问题。因此，学界应逐渐从基于生存逻辑的农民工职业发展研究转向基于发展逻辑的农民工职业发展研究，如孟宪生、关凤利（2011）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界定为由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的转化。(9)
对农民工创业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指出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方式包括就业型与创业型，且已形成产业集群和聚居地（王汉生等，1997；项飚，1998；唐灿、冯小双，2000；Jie & Taubmann，2002）。与政府倡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相适应，已有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户籍所在的乡镇和农村创业）上，涉及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意义、现状描述、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刘光明、宋洪远，2002；林斐，2004；李含琳，2008；陈波，2009；朱红根等，2010；石智雷等，2010；江立华、陈文超，2010、2011）。但由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人体验城市生活和定居城市的意愿，以及所在行业对城市经济环境的依赖，城市创业也是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的必然选择。而关于农民工城市创业方面的研究目前还非常少，且除了少数研究之外（彭庆恩，1996；王汉生，1997；唐灿、冯小双，2000；高崇，2008；庄晋财，2011；黄兆信等，2012），大多还处于开始阶段。
既往研究表明，创业受宏观创业环境和微观创业资本的双重影响。创业环境是指开展创业活动的范围和领域，对创业者创业思想的形成和创业活动的开展能够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及条件的总和。从内容上看，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三个方面；从层次上看，分为全国创业环境和区域创业环境。创业资本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可以凭借的各种资源与条件。一般而言，对于创业资本的分析主要包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有学者考察心理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如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及韧性等。(10)还有学者考察文化资本，指出它的三种基本形态——身体形态、物质形态与制度形态(11)对创业的影响。然而，心理资本、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且都不如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更为普遍，因此本书只讨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显然，农民工城市创业同样受宏观创业环境和微观创业资本的双重影响。
本书共有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农民工从打工到创业的职业流动。近年来，在农民工就业质量有所提高却未实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向上职业流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由于自身资本的局限性与现存制度的约束，打工（包括转工）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与打工相比，创业是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表现为自主性、有尊严、投入大和风险性，因此，农民工创业者通常有着强烈的自我实现需求和充足的资源禀赋，从而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从务农到打工，是农民向上职业流动的开始，而从打工到创业是其向上职业流动的继续。
第二章主要是农民工城市创业层次及其转化微观机制的定性分析。创业层次指的是创业所处的阶段或水平，根据主要指标和次要指标，基本可以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大多数农民工城市创业是生存型创业，但也有少数农民工实现了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农民工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转化的微观机制包括资本牵引与资本组合两种模式。资本牵引是指同一创业者某一方面的资本比较雄厚，进而带动其他方面资本的增加，实现资本的整体优化。对于农民工而言，比较常见的资本牵引模式是人力资本牵引模式与社会资本牵引模式。资本组合是指不同创业者的优势资本组合在一起，实现强强联合。资本牵引与资本组合两种模式各有利弊。
第三章主要是创业资本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定量分析。在创业资本方面，本章重点讨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根据创业研究对人力资本的分析，并结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影响，本章提出了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构成，包括知识、技术、先前经验与城市生活经历四个维度。基于这四个维度，本章构建了四个假设。数据分析表明，除了技术维度之外，其他维度都得到了验证或部分验证，说明人力资本确实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创业绩效。除了从横向上探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的影响之外，本章还从纵向上进一步探究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中的作用。事件史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对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有显著影响，而且对农民工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有着显著影响。
既往关于农民工城市创业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农民工城市就业研究重视社会资本的传统，特别关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强关系对于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性在创业领域并不完全适用，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而言，强关系与弱关系都有作用。但比较而言，当前对农民工城市创业更有价值的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
在创业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中存在调节效应，即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的影响需要以社会资本为条件。因此，如果要推动农民工城市创业并提升其创业绩效，必须同时提高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促进两者在相互作用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第四章主要论述宏观创业环境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做出阐释，宏观创业环境研究总体上包括社会文化视角与经济社会学视角。而如果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宏观创业环境如何影响创业，则又可分为资源依存理论与种群生态学理论。其次借鉴影响力较大的创业环境框架，主要从创业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对我国宏观创业环境进行评估。最后结合个案研究，分析全国创业环境和区域创业环境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毫无疑问，我国宏观创业环境的不断完善为农民工城市创业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还不能完全受益于宏观创业环境的改善。
第五章主要是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对策研究。首先分析针对弱势群体的创业政策，然后讨论如何通过政策支持提升农民工的创业资本和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前者主要包括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加强网络嵌入，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后者包括降低创业成本、营造积极的创业氛围、重构社会信任和构建公平的创业环境。
本书的创新之处包括观点创新与方法创新。观点创新在于：第一，指出农民工难以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除了自身资本的局限性之外，还有来自现存制度的约束，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制度约束。第二，阐释农民工创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就业，还包括促使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由此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换。第三，提出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构成并做了全面测量。其中，先前经验这一维度在既往研究中大多被忽视，实际上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而言，相对于知识与技术，先前经验更为重要。加入城市生活经历维度，主要是考虑到城乡二元鸿沟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这在既往研究中也很少涉及。第四，发现人力资本不仅能促进当前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而且在其创业历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方面弥补了既往创业研究中缺乏纵向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五，指出对于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而言，强关系与弱关系都有作用。但比较而言，当前对农民工城市创业更有价值的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第六，发现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中存在调节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既往研究对社会资本的重视。但数据分析表明，即使在控制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仍有显著影响，只是这一影响需要借助社会资本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出来。第七，指出创业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宏观创业环境的重要方面，并结合个案研究分析了全国创业环境和区域创业环境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
方法创新在于：第一，定性研究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个案研究法的整体把握，包括个案选取、深入访谈、访谈资料分析和建立扎根理论。第二，定量研究创新主要体现为数据创新与统计分析方法创新。本研究所用数据是目前国内少有的涵盖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第一份城市全职非农工作、第一份城市全职非农工作至此次城市创业之间的职业发展、第一次城市创业、此次城市创业（此次城市创业又包括转折点前的创业概况与目前的创业概况）多方面信息的数据。而为了全面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创业中的作用，相继采用了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组回归分析与事件史分析的方法。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理论上尚未完全清楚地阐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微观创业资本与宏观创业环境在个体创业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二，在方法上，定性研究主要是在华东地区开展，没有涉及其他地区，但华东地区的创业环境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特大城市如上海在创业机会、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占据优势，但市场竞争激烈、创业成本较高。与之相反，中等城市如苏州、无锡在创业机会、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没有上海的优势明显，但市场竞争不太激烈，创业成本较低。因此，个案之间的可比性存在问题。此外，个案的选取基于判断抽样，而判断抽样是一种非概率抽样，其所得样本的代表性往往难以判断，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定量研究在东部地区的13个城市展开，样本量较大，但仍然不是概率抽样，而是非概率抽样中的配额抽样，样本的代表性也存在问题。此外，在问卷设计时，偏重人力资本的测量，社会资本的测量不够充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总之，本书以农民工城市创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微观创业资本与宏观创业环境如何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
(1) 吴晓刚．“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J]．社会学研究，2006（6）：120-146．
(2) Hanley, E.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A Refuge from Poverty or Road to Riches [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0 (33): 379-402.
(3)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40岁以下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6.5%。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 797821.html.
(4) Reynolds, P. D. Soci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cepts and Contribution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1 (16): 47-70.
(5) 谢雅萍，黄美娇．创业者创业能力与绩效间关系研究模型述评[J]．技术经济，2013（5）：54-61．
(6) 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02．
(7)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
(8) 迄今为止，农民工仍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是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可见，除农村户籍、从事非农产业之外，农民工内部在诸多社会特征上均存在异质性。
(9) 孟宪生，关凤利．市民化视角下统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1（6）：44-46．
(10) 龚军姣．创业活跃区农民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1（12）：125-129．
(11)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