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一个敢于开拓中国钱币学新局面的学者
——纪念彭信威先生和《中国货币史》出版40周年
·马飞海·
一
中国历代研究钱币学的学者和著录很多。最早的专著可上推南朝刘氏《钱志》、顾烜《钱谱》，距今已1 500多年了；宋代学者也留下许多可贵著作，清代兴盛考证之风，更是名家辈出，除图谱、钱录、钱币考外，还有大量钱币拓片、文章、笔记、杂记等问世。举凡钱币的形状、量度、币材、钱文、图案、年代、地望、归属、版别等涉及的方面比较完备；在资料的积累、整理和考证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真伪的鉴别也有较多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丰富了中国钱币学这一门独特的学科。这是历代钱币学家的不朽功绩。
中国钱币学的研究对象，长期停留在钱币的形态上，没有或没有更多涉及钱币的流通领域和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民生活以及同世界各国货币的联系和影响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没有更多的出土资料，也还不能运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有些学者的立论往往出于臆断而谬误相传；有些学者考证失于繁琐，又囿于偏见而不能自拔，因此，钱币学在长达一千余年的研究和摸索中进展缓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居上海和邻近地区的一些钱币学家和收藏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后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出版《古泉学》，成立“中国泉币学社”，出版《泉币》，并出版丁福保等编写的《中国古钱大辞典》和《历代古钱图说》。他们有不少创见，做了不少整理和考证的工作，为推动、发展钱币学作了很大贡献。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发展的势头没有保持下去，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却反而中断了。长期以来，中国钱币学的研究未能摆脱旧的观念、框架和路子，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而古老钱币学向新的现代学科的发展也未能完成。
新中国建立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学术研究工作，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提倡双百方针，形成了好的学习风气。同时，大量的古钱币陆续出土，大量货币资料陆续被发掘、整理出来。钱币工作者也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为古老钱币学向新的学科的转变，把旧的钱币学发展成为放在现代的学科结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范围等）、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同多学科相结合，利用现代科学检验手段的先进的社会主义钱币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历史过程，目前这个转变正在开始，没有完成。实现这个转变需要经过很多学者创造性的、艰苦的努力。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逐步具备了这些出色的学者。彭信威先生就是勇敢地开拓钱币学研究新领域、新路子、新局面的出色学者。
二
彭信威先生探索建立新的钱币学，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就是一个见证。从客观上看，彭信威先生主要的贡献在于：
（一） 提出了中国钱币学的目的和任务。他认为：“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货币的形制。钱币学家的研究的对象是钱的形状，钱文的书体，把各代的钱名，像流水账一样抄录下来就算了事，有时连钱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钱的购买力，或为什么发行某种钱，发行后对于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政治有什么影响，那是更加不问了。”（《中国货币史·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里，彭信威先生把钱币购买力、钱币对于人民生活和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钱币学的一个目的和任务，改变了过去孤立地为研究钱币而研究的陈旧观念，开阔了研究领域。
（二） 提出了钱币学和货币学相结合的创见。他认为：“过去研究钱币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绝大部分是从玩好出发。而且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十分缜密。所以近百年来没有大的进步。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都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书本与实物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中国货币史·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里，彭信威先生三个相结合的提法，就是要求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研究钱币学的意思。他并且身体力行，通过《中国货币史》表示他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三） 提出钱币学的研究要扩大到通流领域，特别是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古老钱币学是对钱币实物形制的研究。他说：“其实古钱的形制上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况，尤其是它的购买力。”（《中国货币史·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里，彭信威先生提出的货币流通是很大的范围，包括货币流通过程所发生和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而货币购买力更涉及作为货币最为本质、最为复杂的货币价值问题。弄清这一本质问题，就可以解开诸如私销私铸、通货膨胀和紧缩等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阶级的难题。
（四） 提出了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建立新的学风问题。他认为：“明代的学风很不利于学术发展。也许当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一个原因，使一般知识分子养成一种浮夸的态度，研究问题而不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只是凭空臆说。”（《中国货币史》第七章）对于清代学人，他说：“他们还保留明代理学那种主观唯心论的治学态度，不重视实物，不实事求是，不严肃，不忠实，只知摹仿抄袭。”（《中国货币史》第八章）对嘉道咸同的学人，他说：“那一班人著书，不是为利，而是从玩好出发，多少带一点交游应酬性质，所以书中往往互相标榜。”（《中国货币史》第八章）“钱币的出藏、转手，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而不注意科学研究方法、逻辑学和知识面的扩大。他甚至还用“捕风捉影”、“任意穿凿”的词句批评当时个别钱币学家。这里，彭信威先生第一个联系明清钱币学的实际，从治学和学风的高度提出发展钱币学的重大问题。没有一代好的学风，是很难迅速发展钱币学的。
（五） 彭信威先生尊重真理，尊重事实，对每一件事件的过程，每一论点的形成，都不厌其详地反复寻找大量事实根据。《中国货币史》就是一个资料库。他还不放弃“注释”，利用它储存了丰富的资料和索引，是其他学术著作少见的。人们可以从这本书或“注释”中，获得许多宝贵的资料，使研究工作方便不少。
这种尊重真理、尊重事实的精神也表现在他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于1943年开始撰写《中国货币史》，初稿十几万字，1948年和1949年扩充内容，完全重写，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于1954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字数增至45万余字。后又陆续增订，于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了第一版，字数增至49万字。以后又日积月累地作一些补充和修改，调整和增加了一些章节。尤其可贵的是，他发现过去观点有错误的，就公开说明改过来。“譬如唐朝的大历钱和建中钱，以前我认为都是私铸，现在我认为有官铸，因为当时情形不利于私铸。”（《中国货币史·再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1965年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全书增加到近77万字。这本《中国货币史》是他追求真理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纪录，也是中国钱币学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收纪录。
三
彭信威先生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和《中国货币史》的辉煌巨著，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归纳到一点，就是要继续完成上述中国钱币学从旧的学科向社会主义新的现代学科的转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目前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把钱币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给予科学的定义和合理的学科结构。《中国钱币》1990年第三期发起的《关于中国钱币学理论体系的讨论》，其中关于钱币学和货币学或货币史的关系的讨论引起普遍的注意。这也是彭信威先生首先提出来并加以论述而未及完满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钱币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所必须解决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任务、研究方法等的重要问题。
“钱币”一般指金属铸币，同包括实物货币、称量货币和信用货币的“货币”大概念有所区别。钱币是货币中的一种。过去钱币著作中也涉及贝、谷帛和纸币等，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金属铸币。钱币学是古老的学科，货币学或货币史是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各有不同的渊源，是两种不同但有密切联系的学科。
中国钱币学在长期历史中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新中国建立后，在钱币学开始向新学科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学科结构、专业特长和风格，而且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钱币学向先进社会主义现代学科的转变还处于开始阶段，其中传统的非科学性的深厚影响仍是它前进的沉重负担。如果仍旧墨守成规，照老路子走下去，也难有成就。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吸取先进理论和方法，调整和明确学科结构，适当扩大研究范围，走同货币史相结合的道路，跨上新台阶，并在新基础上向前发展。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钱币学研究工作。历代货币（包括钱币）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也给历史以一定的影响，起着推动或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因此，研究历史货币要对货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经济等状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彭信威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虽然没有提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研究钱币学，也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从研究货币的起源开始，对历代货币，搜集大量资料，努力进行了历史的、唯物的分析，开了个好的头，影响了一大批人。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时号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指导思想，已经过去十余年了。现在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从事研究钱币的人愈来愈多，成果也愈来愈多。但是，这个问题远未解决。
中国钱币学当前面临着发展或保守落后这一历史性的选择。钱币学内部新旧两种不同观点和方法的矛盾是存在的。应该承认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势力是不容易改变过来的。其中大部分人之所以还未改变过来，不是因为他们主观上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认识还跟不上，何况学会和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也要一个实践和适应的过程。因此，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怕的，可以逐步解决，至于有极个别人走过了头，他们从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出发，随心所欲地用武断、臆断和种种奇谈怪论来代替科学论证的现象时有发生，虽无多少市场，但仍需多做说服和团结工作，避免钱币研究工作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再次，提倡社会主义新学风、发展社会主义钱币学。好的学风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气魄和作风，将对钱币学的研究起着有力促进的作用，坏学风则起着促退和破坏的作用。旧的学风向新的学风的转变也是钱币学向新的学科转变的先行条件和标志。没有社会主义好学风，就很难发展社会主义钱币学。十多年来，社会上研究钱币的人多起来了，认真严肃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像彭信威先生对明清学人所批评的诸如浮夸、臆说、摹仿抄袭、互相标榜等缺点，现在仍然存在，有的更为严重。要改变这种不良学风，恐怕要花一代甚至两代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至于近年来，为追求某种私利，有人竟不惜伪造历史、制造伪学，有人围绕着以钱币“出藏、转手”为“大事”而制造舆论，大谈买卖之道，被称为市侩学。这种企图以伪学和市侩学代替钱币学的倾向，虽非源出于钱币学界内部思潮，但因其对当前钱币学的健康发展带来的严重干扰和迅速扩大的负面影响，应当坚持抵制，及时澄清。
当前，中国钱币学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势不可挡。把古老的钱币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钱币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纪念彭信威先生和《中国货币史》出版40周年，是为着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做好当前工作。这就是做好由彭信威先生开始做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钱币学的工作。完成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任务，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或超前的新思想。我相信这个任务通过我们钱币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