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下）
一、网络舆论繁荣的时空背景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大国，中国不但面临艰巨的经济社会建设任务，而且处于从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复杂过程，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纷繁激烈。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人类社会信息传递和互动方式已经深刻改变，现实层面表达渠道的不畅通与网络世界发表看法的低门槛形成了鲜明对照，对于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复杂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民——网民群体而言，网络的技术转型作用与社会转型过程紧密互动，产生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发挥了超常的特定历史作用。
现代化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变革，不可能是一个平稳的、直线上升的过程，不同的发展环节总会催生一些阶段性的矛盾，这些新的社会压力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通道加以有效消解。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同样饱受医疗、教育资源短缺，社会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的困扰，而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和人权、政治民主等领域的成就则不断缓解这些矛盾的深化和激化。到国际互联网兴起和普及的年代，社会变革和转型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旋律，网络公共空间的舆论更多地扮演着现实生活“更快、更强”的技术性延伸，虽然构成了对传统舆论载体的挑战，但在内容上和传统舆论格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网络舆论形态复杂、多变，往往对公共事件形成集中的意见风潮，反对、质疑多发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
网络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参与，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共同结果，具有高度的特殊性。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化、表面化和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盛，都使得社会成员倾向于在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时关注体制等政治因素。东欧剧变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和信仰受到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放大，成为诸多无暇深入研究问题根本症结的一般社会成员盲目跟风赞同的对象。特定政治化倾向为了规避网络管理手段往往以隐含和曲折的方式表达，甚至借助“媒体管制”渲染政治“悲情”。这就导致网络舆论在政治上的“双刃剑”特征尤其显著：网络渠道监督建言、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体现了其积极的一面；无休止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则体现了其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复杂多变的面向，构成了网络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特殊意义。
2009年以来，国内关于网络舆论和网络民意性质的论述文章逐渐增多，主要涉及对“人肉搜索”、网络隐私和网络暴力的反思。2013年5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针对雅安地震后社交网络消息庞杂、意见纠缠的状态，再次提出“网络民意不等于社会民意”等观点。由于网络自身的应用主体、传播规律和舆论空间的特殊性，尤其是受虚拟网络之外的客观社会环境和利益关系作用的影响，网络民意当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民意，但问题的关键是，网络舆论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社会舆论和现实民意，以及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因此在上一节讨论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的“同”的基础上，这一节主要讨论两者的“异”及其背后成因和应对管理等问题。
二、网络舆论、社会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关系
（一）民意与舆论的思想渊源
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视野中，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在国外主流研究中，舆论（Public Opinion）和民意在字面上基本没有区别。近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始于法国思想家卢梭，他第一个把人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意见概括为“公众意见”这一概念。在休谟、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眼中，“舆论”是公众理性的结晶，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有人对公众理性表达悲观。这一分歧在美国建国初期杰斐逊等民主共和党和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的政治论争中同样显示得淋漓尽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多数的暴力”和“舆论的宗教”等现象进行了思考，分析了舆论的利益导向、自我论证、易于诱导等特性，认为公众舆论是民主社会的指导力量和主要权威，但也存在需要正视和克服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保护和维持开放空间，维护公民精神。基于自由与理性的这一对立统一的争论，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
随着20世纪上半叶民意测验和民意研究的兴起，“民意”概念逐渐产生了区别辨析的基础。不同的学者对民意的看法差别较大，但普遍认为民意包含民间和非政府的、公开和不公开的意见，在阐发和表达中存在丰富的形式，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其中“潜隐”的部分需要人们去了解、探查。而随着舆论研究的进展，“舆论”的狭义概念更加突出地强调其“公开表达”的性质，是一种“议论形态”，和意见言论传播的介质——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电报、电话的发明，使报纸等舆论载体具有了空前的公共性，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管理技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日益炉火纯青。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特别重视媒体等客体这种“反客为主”的过程，在鲍德里亚看来，世界变得拟象化了，当今社会是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世界，这种仿真本身反倒成了“真实”。因而，可以把“舆论”看作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体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这种意见需要通过大众媒体抽象凝聚并表达出来，成为可以直接认识的对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舆论、民意等词汇出现较晚，和现代的理解也有相当不同，但先贤基于民本思想和巩固统治的需要等原因，实际上对舆论和民意一直至少在形式上保持重视。“舆论”一词最初见于《三国志》，指“舆人之论”，泛指众人的意见和看法。先秦文献关于君主重视纳谏的记述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秦代以后，言谏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完善和逐渐衰落的过程，是君权的重要制约因素，邸报、小报等报纸雏形也在一定时期扮演过反映民意、承载舆论的作用。
但是，这些舆论表达途径和民意反映形式主要局限于官僚系统内部，参与者基本上是士大夫群体，具有较强的精英性，并因而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逐渐衰微。戊戌变法前后，大众教育水平提高，近代意义的报纸逐渐出现，和大众媒体的繁荣相辅相成，近代舆论与传统舆论的阶级属性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康有为《自编年谱》中“报开两月，舆论渐明”等记述，标志着近代舆论、民意和舆论观与中国近代舆论的兴起发展过程互为表里。
（二）现实民意与舆论的区别与联系
从民意与舆论这一组概念的源流来看，民意和舆论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从实际应用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来看，现实民意是存在于社会大众种种个人意见的总和，尚不包含讨论、互动、整合的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民意是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的，构成民意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都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
。而相应的，我们通常使用的狭义的“舆论”强调多数人的共同意见，需要通过媒介表达和传播出来。狭义的“舆论”或者说舆论研究的核心则突出“意见”（Opinion），相对于“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价值”（Value），主要是针对特定问题做出的反应，这些意见以及形成它们的互动过程，需要通过媒体工具来承载。
因而，民意作为人类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自然和必然产生的普遍意识，既是客观存在的，又在众多情况下是分散的、隐匿的、缺乏直接表达的；舆论作为人们通过近现代信息手段、借助媒体工具汇集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其内涵相对民意更加狭窄，形式也更为直接。“民意”和“舆论”的关系实际上是体与用、本体与映射、客观存在和主观产物的关系，民意是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客观意识基础和主要内容来源，舆论是观察、分析和了解民意的主要渠道。
与此同时，由于民意和舆论同属意识范畴，发展变化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始终存在诱导和改造的可能。实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的介质，一方面空前地大众化，另一方面又始终受到资本的挟制；舆论既解放了人们的视野，又因自身存在的反作用，常常成为特定社会群体、阶层影响和干预民意来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渠道和工具。
（三）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舆论是现实民意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的意见整合和表达，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媒体，也自然包括逐渐兴起的网络新媒体。网络舆论则是现实民意通过新兴的互联网这一媒介形成的意见整合和表达。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都是现实民意通过媒介和公共空间整合的产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民意，也当然并不等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新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的产生和繁荣，民意和舆论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舆论“反客为主”的过程却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由于互联网信息发布本身的门槛大幅降低，传统社会权力的影响大不如前。网络舆论的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使之成为了解社会舆论、分析现实民意的重要方式，在传统媒体纷纷布局新媒体、公共讨论在互联网大量展开的情况下，和社会舆论之间的交叉和重合越来越多；由于网络在表达和传播成本、展现和整合方式上的特殊性，网络舆论也比过去的任何方式更容易逼近真实民意。
尽管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主体（网民）与社会成员日益同构，但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差异化此消彼长、始终存在，网络舆论作为了解社会舆论的简捷工具、探究现实民意的新生渠道，本身必然存在诸多扭曲因素。从网民的主体结构来看，中国互联网使用者的主体特征从最初的“三高”为主（年龄偏高、收入偏高、文化程度偏高）向“三低”占主流的状态偏移，尽管和社会成员的构成逐渐一致，但由于网络对社会权力的消解和网络管理的状态，实际上助长了“群氓”的反智倾向。从意见表达倾向上看，目前中国互联网空间的舆情基本面并不乐观，网民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表演倾向、个体汇入网民群体之后的非理性心态、网络平台独特筛选机制造成的对某类观点的选择性放大，借助相对自由的网络虚拟空间集中释放。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简单化、娱乐化、低俗化、极端化的话语日益成为主流，深度思考缺乏，快速浏览的内容更易受到关注。这种趋势既来源于网民群体整体文化程度的降低，也和网络社会、网络媒介的传播方式紧密相关，与当代青年对现实层面愈显刻板的主流话语的叛逆也不无关联。
三、正确认识网络舆论，科学研判民意格局
（一）网络舆论日益呈现主流化趋势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首先需要判断网络舆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地位趋势和根本性质。由于网络繁荣的总趋势，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下，互联网实际成为个体获取信息和参与表达的最重要工具和手段，个体乃至整个社会都越来越依赖它，而非相反；反对网络化的声音和努力，越来越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断互动重叠的大背景下，网络舆论作为舆论场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在舆论总体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移动互联网的强势发展，使网络舆论的基础更加广泛和稳定。在网络空间大幅减低对使用者文化素质要求的同时，公民群体的文化素质又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增加了他们参与的主观需求。因而，网络舆论的主流化是一种不可逆的时代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客观时空状态，决定了网络舆论将发挥特别突出的社会作用。社会压力的消解通道是社会矛盾缓和乃至实现良性发展的必需品。当前我国现实层面利益诉求机制的表达不畅，与改革深水期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重叠交叉，迫切需要网络渠道充当缓冲地带，以部分地疏导民众情绪、安抚群体心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网民群体的广泛代表性也使得网络舆论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各类人群的观点，从而为管理者提供较好的观察途径，为科学决策提供相对可靠的信息支持。尽管网络表达和意见反映不同程度地存在极端化、碎片化的倾向，但这些表达背后无不隐含着长期积累的现实情绪和现实问题。
（二）网络舆论的复杂性与网络表达及传播特点
网络舆论的载体是国际互联网，这一媒介本身的技术特性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对其承载的内容产生影响和改造。从意见倾向上看，健康互动难以和攻击性言论和粗制滥造的网络谣言竞争，网民群体中的戾气不断蔓延；网民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表演倾向、个体汇入网民群体之后的非理性心态、网络平台独特筛选机制造成的对某类观点的选择性放大，现实社会中矛盾冲突与言路不畅带来的不满情绪不断郁积、并借助相对自由的网络虚拟空间集中释放，互联网空间的舆情基本面并不乐观。从语言方式上看，网络交流过程中表达内容的碎片化趋势带来了高频率、短内容、声像化的表达倾向，促使受众接收信息过程中思维方式因应具象化、片段化，简单、娱乐、低俗、极端话语充塞耳目。
网络空间传播评价机制的独特视角刺激了表达方式的演变，表达方式本身的变化进一步巩固了传播评价机制的固有标准，使得表达内容是现实民意的复杂而扭曲的显现。特别地，网络表达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形态，促使众多亚文化、非主流群体得以汇集，并酝酿对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产生影响和改造；这一格局使得反主流意识形态从境内外互联网反复尝试、不断加强隐性的干预和渗透，构成了网络舆论治理的政治敏感因素。因而，面对网络舆论，不能停留在意见表达的原初状态，需要特别重视具体甄别，透过网络舆论现象，分析现实民意状态，挖掘矛盾深层因素，着手解决问题根源。
（三）网络舆论失序、失范的现实背景
信息市场的极度饱和，不同势力纷纷借助便捷快速的网络通道企图将自己的观点最大限度地呈现给受众，使得不少网民陷入了“信息迷失”、“选择恐惧症”的尴尬境地，“信息爆炸”、“信息泛滥”是最为直观的描述；官方话语在与社会观点乃至境外声音的竞争中，偏于僵硬谨慎，高悬半空的空洞说教不接地气，难以解答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困惑，缺乏实质意义的表态无法形成有质量的观点，难以产生切实的感染力。此外，管理尺度的不够明晰、游移不定经常使管理者自身陷入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使得管理部门受到来自不同阵营网友的“两面夹击”，既有认为其扼杀言论自由的指责，也有批评其手段不够强硬、首鼠两端的声音。特别是政治性意见表达的主体对网络管理自发的质疑和有意的攻击纠缠在一起，后者甚至将网络管理和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议题联系捆绑，空前增加网络管理的难度和压力。
要缓解和消除网络失序与示范问题，需要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从创建理论自信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高度，着眼网络建设和发展这一系统工程做好宣传管理工作。将网络空间早期发展的乱象归结为网络本身的特性，甚至有意把主流文化建设和网络舆论表达对立起来进行批判式的“论战”，反而会消解这一凝聚共识、汇聚主流的过程。
四、针对网络舆论特点，加强网络建设管理
如前所述，网络舆论的来源和基础是真实存在的现实民意，网络舆论的表达特征和消极因素同样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兴盛的背景下，网络舆论不仅是社会现实民意空前广泛和鲜活的映射，而且与现实社会生活也发生着深刻互动。
网络管理的目的并非管理本身，只有抓住信息社会的主动权，促进网络反映现实、增进交流功能的发挥，同时减少和限制网络舆论环境中消极因素的产生和扰乱，才能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总趋势中构建健康、有序、理性、和谐的宏观网络环境。这就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规训”，完善和规范对网络不良言行的惩治和震慑。当前，我国的网络管理制度探索和实践经验积累都相对有限，不能充分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利益格局和网络舆论空间，和发达国家的网络管理建设水平在多方面存在差距。这一方面要求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使运动式网络“整风”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日常管理资源，避免“一刀切”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警惕实践中随意性、妥协性的倾向，既要避免有些管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造成普通网民反感、增加管理阻力，又要防止对“知名人士”和普通网民区别性对待，避免对部分人的网络失范处理出现“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削弱网络管理的严肃性和震慑力。
第二，增进“信任”，加强和改进对网民意见表达的研究和回馈。在当前，政府机构面对网络意见表达的快速发展，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习惯和不适应。有的部门对网络意见不重视、不信任，甚至放大网民意见表达中掺杂的一些消极动机和非主流表达，忽视对网民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对公共事务、焦点问题的关注和疑虑；有的官方媒体缺乏对网络意见格局和文化特征的了解和研究，使用传统的、行政的、公文式的语言应对网络意见表达中的不信任情绪，有的地方媒体甚至将网民意见和其中掺杂的非主流错误思潮混同起来，引发网民的极度反感，乃至造成网络意见走到对立面去。
第三，推进“教化”，支持和鼓励对网络环境素养的教育和宣传。充分运用和发挥网络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在当代普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发现、辨别、运用网络信息，将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要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社区秩序，既要发挥外部规范的作用，更应当充分挖掘和发挥网络社区成员自主学习辨别、理性思考参与的能力，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引导网民尤其是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网民正确看待网络信息，理性参与网络互动，从而抵消借助网络传播谣言、扰乱秩序的行为的影响。官方主流媒体在适应市场环境的探索中还应当特别注意兼顾客观公正立场和消费者需求特征之间的关系，面对泛滥的误导性报道和言论保持清醒立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