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学界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从目前来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众说纷纭，解释与理解的视角差异甚大，但不能否认从现代性立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是一种学理性与问题性比较突出的研究范式。由于复杂的历史情势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历史生成中展现出西方文化资源与本土话语的紧张、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个性体验之间的悖谬、全球化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等多重的悖论性特征，这种悖谬与矛盾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同时又是它的生成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历史线性的视野中比较突出地重视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线性的视野中描述和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表征固然重要，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从历史总体性的理论立场阐述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规定和历史依据，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这个历史总体性的理论规定出发，更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生成中的多重悖谬处境提供一种应答方式。

1　作为一种“历史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

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生产、文学生产方式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哲学理论上看，“文学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都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阐释。一方面，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发现了艺术生产的普遍性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强调审美话语的思想张力，重视艺术情感、审美形式与文学象征在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所起到的反抗人性异化与扭曲的作用。马克思提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在马克思看来，“艺术生产”是既受普遍生产原则支配同时又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生产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密切的联系，承载着异化的形式和内容。但马克思也认识到，艺术生产有它特有的生产机制和交流机制，特别是在审美情感、艺术形式上具有自己作为上层建筑形式的特殊性，也就是“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艺术形式）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2]在这种情形下，艺术生产本身不可避免地被时代与社会语境所感染，也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生活领域中的变革联系起来。马克思曾经以古希腊神话为范本说明某种艺术生产如何在与社会现实经验产生联系的过程中见出意义。在马克思的这个立场上，一定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文学存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时代与社会的语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与意识形态都会对文学生产的形式和方式产生影响，这是文学发展的普遍性规则，但是，文学生产也会以它特有的审美形式、文学象征展现现实社会关系与现实文学经验，就像马克思曾经强调的那样，资产阶级斗士们为了让自己不看到自己斗争阶级的险隘的历史内容，“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的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3]。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方式理论对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那就是“对理论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从现实到艺术的这个审美转换阶段，而是从艺术作品到现实体验这样一个审美转换过程”^[4]。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展现了更集中的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在一个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上使用“文学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学形式、文学象征、审美情感自觉介入审美现代性发展历程的特点。卢卡奇、本雅明、杰姆逊、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等学者都深入地探索了这些问题。卢卡奇将“文学生产方式”与“现实主义”明确地结合起来，从哲学方法的高度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艺术原则，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历史维度与生产原则，认为“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5]。卢卡奇重视现代社会的“物化”的危机，他所谓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总体性的艺术观念，更是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危机的批判性反思。卢卡奇并没有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纯粹文学创作方法，而是强化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生产方式的特性，因此展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视野。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明确提出“艺术是社会生产形式”^[6]，创造性地提出“艺术生产力”“艺术生产关系”的概念，明确表示，作家总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之中，认为一定社会的艺术生产方式即艺术技巧是艺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并且认为艺术技巧就是艺术生产力，技巧的进步就是作家政治上进步的基础，作家应该运用新的艺术生产形式去改造旧的艺术生产形式。本雅明的观点不同于当时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观点，他的理论是对文学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美国学者弗·詹姆逊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阐述文学生产方式问题，在杰姆逊那里，文学生产方式同样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他把生产方式看作文学生产与社会关系的交流机制，并强调这种交流机制向意识形态靠近的无意识修辞特性。詹姆逊倾向于将生产方式作政治阐释，并认为那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充分历史化的形态，是“对问题本身的真正存在条件的评论”^[7]。阿尔都塞学派的学者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马舍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将历史化的总体性概念作为阐释文学生产的哲学框架，而且充分重视现实文学经验的影响。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深入阐释了“文学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伊格尔顿在生产层面上，把生产分为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两个范畴。在他看来，一般生产方式是一定社会中的主导生产方式，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前提，而文学生产方式内化了一般生产方式，它们的联系方式和表达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内在制约和外在诉求，是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特的生产机制。在《文学理论：导论》《审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更加强化了文学生产介入现实生活体验的特性，通过对文学生产介入现代文学观念发生与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文学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进行了深入地阐释。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就是重视审美话语在现实意识形态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艺术生产与社会现实经验之间的张力意义，强调文学在社会语境中独特的生产方式与存在方式，这既是一种关于文学生产方式的历史总体性概括，同时又提出了社会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文学现代性表征问题，从而凸显了文学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在它的精神属性中无法回避现实文化经验的影响。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研究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社会语境对既定文学发展现实的影响，同时还要重视文学的审美形式、情感表达、象征意蕴在既定语境中所起到的作用。文学现代性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语境影响的结果，更是文学生产方式在现实上的表征。从这个立场出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就不能忽视“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特性，正是因为这个特性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具有了自己的现代性历史。

2　“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语境

洪子诚曾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是在“一体化”观念中谈论20世纪50—70年代大陆中国文学的。“一体化”指的是“这个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8]很长时期以来，“一体化”成了当代文学重要的现代性表征。“一体化”观念显然离不开当时的意识形态诉求。从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艺的意识形态规范，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从1956年倡导的“双百方针”，到“两结合”的创作手法的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在其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体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地强调政治化文学（包括社会主义文学）是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表征形式，认为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使命是如何受制与规避这种“一体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但在文学现代性问题论域中，显然并不这么简单。西方学者研究文学现代性问题非常重视文化观念的分化、知识话语的演变、文化体制的建立以及文学自律性与非自律性的矛盾，重视文学在介入政治、宗教、经济和市民生活领域中的不同影响。西方学者并不排斥文学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特征，关键是如何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间离中把握文学的现代性价值立场。这个价值立场就是政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既定文学实践中的书写经验、象征手段、价值标准共同促成了某种生产机制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在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学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中存在着一条合理的历史通道，这个通道是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必然阶段和应有之义。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仍然需要这个价值立场。在这个价值立场中，凸显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是各种生产机制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个生产机制包括制度处境、文学机构、文学社团、文学体制、文学出版、作家身份、学术建制等多种社会角色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某种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结果，同时也是现实文学实践在促成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方案变革的一部分，从而造成了对文学现实存在方式的理论规定与现实规约。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当代文学开启历史篇章以来，这个理论规定与现实规约都是隐蔽地起作用的。50年代的文学实践，像《山乡巨变》《创业史》《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作品，就充分体现了政治社会的现实发展对文学生产方式的具体实践过程的体制性规约作用。所谓“十七年文学”显然脱不掉这种体制性规约的印记。但是单从这个方面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程，进而得出“一体化”的政治阐释方式显然有失片面。洪子诚提出，“一体化”这个提法，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不能代替具体深入的分析，如果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成为一种套语，这对于我们了解当代文学的状况很不好。^[9]出于这种考虑，洪子诚更多地引入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具体研究，包括探讨现当代文学历史演进中文学机构、文学社团、文学体制、文学出版、作家身份，甚至作家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非常灵活，由于涉及了大量的文学“活历史”与“活材料”，不但显得生动有说服力，而且有一种贴近历史的厚重感。近年来也有很多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报刊研究，并在这方面形成了一种“学术兴奋点”^[10]，也有学者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11]这种研究方法明显区别于所谓的“外部研究”，显然比单纯强调政治一体化的文学观念更能贴近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语境与现实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能够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文学存在与文学经验联系起来，更能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历史语境。

有的学者提出：“文学实践的制度处境，似乎已经是当代文学的难以逃避的现代性宿命。”^[12]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发展历程，意识形态诉求与“一体化”的观念所形成的体制规约与制度处境固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但这种体制性规约既是历史语境转变后的政治方案的产物，同时又是特定时期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印记，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内容。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历史语境来看，由于合法化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一体化文化体制的历史构成，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很容易走向以审美对抗政治的单维性描述，很容易忽视其中复杂的历史变异情况，更容易忽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从而左右对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所谓中国“新左派”学者坚持从“审美”对抗“政治”的理解思路中走出，强调政治化和革命化实践对文学生产的影响的合法性。在他们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思想基础的阐释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这种意识形态诉求的历史合理性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历程的观点。在这里，我们无意对“新左派”做出评析，所要表达的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下”，文学实践中的书写经验、象征手段、价值标准对“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既不是从属性的也不是对抗性的，更不存在意识形态诉求的历史合理性评析，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对现实审美关系提出了理论规定和体制规约。中国当代文学以独特的生产方式参与了现代性历程，其中所展现的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现代性上，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了自己的文学现代性形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态。

“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相对比较宽泛，也很难明确，因为涉及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语境比较复杂。我认为，固定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探讨的重心，它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与文学观念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是我们更应该考察的。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与文学观念，“社会主义文学”从1905年俄国革命后就已经形成，在高尔基的《母亲》《敌人》等作品中开始形成，到了20年代中期以后，《铁流》《恰巴耶夫》《列宁》《毁灭》《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以及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费定等作家的创作更是呼应了高尔基的主张，从而使“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学创作。在中国，1957年周扬为第三次文代会所做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承载了比苏联文艺界更明显的政治重负，自然它的现代性内涵也更加被忽略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背景，在苏联提出“社会主义文学”并获得认可以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刚刚确立，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层面上的理论规划也刚刚开始，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段。在这个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社会生产方式共同呼吁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出现，“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规定和体制规约的产物自然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也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而长期的文学形态的原因。但我们不能排除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当代创作实践领域中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资源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程。因为“社会主义文学”虽然有体现了生产方式上的意识形态诉求的一面，但也有自律性的一面。它的文学象征、文学书写和文学表达展现的是对时代的多重思考，也体现了文学叙述的历史意识，像《山乡巨变》《创业史》《李双双》这样的作品表达的是农民的体验，《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对革命理想主义的讴歌也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它们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方式的实践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演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一种被称为“文学经典”的文学实践以新的语言形态展现新社会的历程的必然性与现实性。

在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特别是今天，关于文学研究的政治阐释有时遮蔽了“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性特征，这种遮蔽也影响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评价，主要的表现就是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学自律性之间的悖论影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评价，也影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性思想的评价。从现在来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也是一种文学的错位。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完全是一种政治的宣讲，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读到一些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要素，而且这些作家有明显的人性主张，甚至还有基督教背景，只是在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得到国际性的响应之后，“社会主义文学”才被赋予了政治性的意味。为此，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文学’实际上承担了双重功能：社会政治的观念表达与审美地调和社会紧张关系的作用。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品质和风格具有特殊性，这一切，都有必要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去理解，才能抓住丰富的东西。”^[13]这是重视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处于一种历史总体性中，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在这种历史总体性中，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与合法依据，也就不能忽视“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合法性历史前提以及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的形象依据。因此，从生产方式的现代性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历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3　“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悖谬处境

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学参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角度与方式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有机部分，它在生产方式上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现代性精神的手段，也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依据。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审美自律性向度之间的悖谬处境，这个悖谬处境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阐释语境。在这方面，有的学者认识到：“现代性既是一个可能一以贯之的视角，又是一种质疑和反思。”^[14]这种清醒的认识是我们在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对我们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历程中的悖谬处境有很大的启发。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来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无法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如果完全缺失了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必然性，但如果失去了文学象征形式的自律性特征，就不能成为“文学”的“生产方式”。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程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压力，中国当代文学曾经试图走出这种历史压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伤痕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等文学思潮在彰显了“文学春天”的气息的同时也试图走出文学政治化的阴霾。进入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试图摆脱这种历史的沉重，“重写文学史”“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的口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与论争，这些探索都试图找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历程的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化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近几年的研究中，对这种沉重的历史的拒斥也有主观淡化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性的嫌疑，这必将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理解。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政权转换其实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奠定了历史语境，同时也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将“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融入现代性的问题论域之中是承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

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政治性”。在我看来，突破“文学性”与“政治性”的紧张关系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与思想的层面上否定文学的“政治化品格”。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雅明、布莱希特、杰姆逊、伊格尔顿等都积极彰显文学研究的价值诉求，并认为这种价值诉求就是一种“政治关切”特性。比如在伊格尔顿看来，“政治”是审美价值的归属，他所说的“政治”是一种宽泛的和描述性的表达，是对文学的价值属性的强化方式。马尔库塞则积极坚持艺术形式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能力，并且强调在这种“介入”中文学应该进一步吸收当代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思想能量，强化审美话语与当代社会思想语境的对话能力。中国当代文学是在漫长而复杂的政治情势中完成现代性建构过程的，其介入社会文化现实的艺术精神与审美精神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文学”“朦胧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有对社会历史的政治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将“政治关切”排除在当代文学现代性论域之外是不可能的，反抗历史化的压力也并非是其全部问题所在。

那么，如何在当代文学现代性论域中置放这种“政治考量”呢？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本身就包含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这种诉求是当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价值属性之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品格的体现。这种现代性品格并非是要求文学再度沦为政治的附庸，而是要求文学实践在体验现实世界的同时坚持艺术实践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在社会生产的层面上坚持文学的历史化的内容，从而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参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意义与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文学象征意蕴的合法性依据。

“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就是对这个合法性依据的规定和认同，但这种认同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体制上的限制和文学制度化的困囿。如何在“合法化”和“体制化”之间找到一条缝合的途径，是摆在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研究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有两种观点值得重视，一个是“新左派”的“缝合论”，一个是传统的“断裂论”。“新左派”学者强调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程是对“革命”和“左翼”精神的继承，当代文学中有“人民的文学”的要素，“人民的文学”有可能缝合“革命文学”与“后革命文学”之间的裂隙，因此提倡在当代文学的体制化和制度化压力下找到一条“人民”的道路来确立文学叙事的合法性依据。“新左派”更多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革命”的观点，他们的努力带有深深的“后革命”和“新启蒙”的特色，是对西方文化政治左派理论的移植。但是这种移植如果不与中国当代特有的“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结合起来，难免会暴露它的缺陷。从西方“文化左派”的理论形态来看，它们更多的是在知识话语中转移了“1968年革命”后的悲观情绪，它代表的是一种学院话语的“介入”精神，与社会领域中的文学生产在深层次上有着难以磨合的理论鸿沟，因此，很难用它来指导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实践。“断裂论”观念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断裂论”提出的问题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为5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其实涉及的是文学叙事的合法性的问题；另一个是强调体制性的反抗，强调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体制与制度断裂，重返文学实践的“自由”境界。现在看来，这两方面的思想论争非常复杂，都涉及了审美象征的合法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向来是一个郑重其事的现代性问题。从深层次上看，“断裂论”提出了对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体制反思，涉及了中国当代文学深层的历史语境。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的经济基础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文学叙事的现代意识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经济基础的断裂并不影响文学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因为文学生产方式有它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面，同时也有它顺应文学生产规律的内容。我们应该看到，政治断裂后的体制化规约并不影响文学叙事的合法化进程，甚至还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典范，如歌剧《白毛女》、李季的叙事诗、赵树理的小说、贺敬之等的诗、《红旗谱》《创业史》等即属此类。而且事实也证明，在政治断裂发生后的紧张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中仍然有“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以及食指、多多、芒克、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这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甚至相左的作品，而这些都是在文学叙事的合法化进程之中的。

同时，体制性的反抗也难以影响文学叙事的现代性进程。德国学者比格尔就认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开始与社会其他价值领域分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世界的过程。而这种分离并不单纯地排斥文化体制，而是在与文学体制共存的过程中彰显审美的意义。这种审美的意义也包括文学的政治化诉求，那是对社会文化现实的介入的要求，这同时也是文学现代性的价值所在。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是在一个体制规约有明显政治倾斜的语境中存在的，但完全排除体制化势必使文学的现代性回到“自律化”与“无功利”的起点，正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学自律化之间的悖谬才体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进程的特征，才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有了深层次的理论连接，也使“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具有了“总体性”的意义。因为就生产特性的内涵而言，“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并不一定要建立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统一的“一体化”的文学，其现代性品格在于它既与经济形式、社会生产相统一，同时又强调文学叙事的自律化立场。它是一个客观的规定，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它的历史性与总体性的理论规定会让它拒绝那种完全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史建构无法回避“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性要求，忽略了这种要求，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文化内涵与历史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的阐释环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生产特征。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具有自己的生产机制与制度化语境问题，同时也具有自己的体验社会现实的形式。它在文学的层面上揭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与表达机制问题，在这种表达机制中，既有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中的政治化品格，同时也有审美自律性向度中的审美表达，二者之间的悖谬性的张力存在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形态，忽略哪一方面的内容，都难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蕴涵有清晰的理解。

[1]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页。

[4] 王杰：《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生产方式》，《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5] 〔匈牙利〕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95页。

[6] 〔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见《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7] 〔美〕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8]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88页。

[9]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88页。

[10] 关于报刊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关联研究近几年的成果比较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新青年》《论语》《学衡》《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文艺报》《大公报》《人民文学》《诗刊》《小说月报》《现代》《礼拜六》《收获》等。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将他们的论文选题对准了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邵宁宁的论文《关于现代文学杂志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曾做过调查。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有开创性的成果也以此为研究对象，如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王晓明《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见《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刘增人《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1]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12] 汪政等：《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芳草》2007年第3期。

[13] 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2004年第18期。

[14] 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