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结构导论
自从人类首次培育植物和驯养动物，从而加快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进化以来，在一万年间，已经有过一系列令人迷惑的经济组织，与其他非经济的制度相互影响着。我们能不能从这些事物中将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结构提取出来?非经济制度与直接含有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那些制度是怎样相互作用的，这一点很难确定。此外，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现实”的内容与人民在历史上所归结出的关于其周围社会的理性化有关，而在基本方面，则受到他们关于现存习俗、规章和制度是正确或谬误的见解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着眼于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这一点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经济史的中心）开始，利用保存着的资料来发展结构。自从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写成他的第一篇关于人口的论文以来，学者们对他的关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基础的悲观预见一直有争论。诚然，对马尔萨斯命题的社会含义的反应，导致了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的分离，这一分离直到近年来才重新弥合。
尽管现代就人口与资源之间的这种关系作了许多研究，但仍有许多方面是未知的，或被争论弄得很混乱。我们确实知道，尽管断断续续地有时在一个长时期中出现过人口的绝对下降，但纵观整个史前史和历史，人口是增长的。如果认为在更新世末期人口总计约800万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在前一二百万年间，增长率也许每年为0.0007%—0.0015%。农业出现后，增长率似乎加快了，提高到0.036%，直到公元一世纪人口达到3亿。从一世纪到1750年，增长率一直为0.56%——结果人口增长到8亿。此后从1750—1800年，增长率急剧上升到0.44%；19世纪上升到0.53%。20世纪前五十年里为0.79%，而1950年以来为1.7%——从而使目前世界人口超过了40亿。 [3]
当我们试图把原因归之于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时便引起了争论。人口增长模式与马尔萨斯理论是一致的吗?埃斯特·博塞鲁普（1965年）将马尔萨斯的论点颠倒过来，证明人口增长刺激技术变革（从而刺激资源基础的增长）。还有一种观点，来自现代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这些部落似乎呈现出人口的自动平衡。在南非卡利哈里沙漠的丛林土著那里，事实表明，他们一天只用4或5个小时便可以得到他们的食物供给，为防止人口大量增长——从而为防止资源耗尽，活着的孩子隔得很开。 [4]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史前部落具有同样的行为?在第十章里将考察这个问题。
经济史也涉及对资源变化的反馈效应。资源基础的缩减，肯定会通过饥馑和抗病力衰减而导致死亡率上升。需要多长时间降低人口出生率?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与生理上的自动减少相对比）?延迟结婚、改进避孕方法、杀婴?随着资源基础扩大，人口如何反应?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现代人口的巨大增长，不是通过医学发现和免疫使死亡率下降的结果而是通过改善营养和环境使死亡率下降的结果。最后，我们如何解释在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出生率的下降?
由于许多这类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本书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推测性。在生育孩子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似乎确有重大的不同，生育孩子的个人成本的变化反应似乎更迟缓。新古典派对人口出生率的一项严格研究——即新家庭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它究竟能解释到什么程度，以及文化上即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能在多大程度上严格修正人口统计学的成本收益计算，仍然是众说不一的。 [5] 看来，马尔萨斯人口压力也像一种历史的真实；此外，有时人口压力引起过技术的、社会的或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暂时）减轻了人口对资源基础的压力。 [6] 另外，瘟疫在改变历史上的死亡率方面显然也起过重要作用，气候的变化也曾经改变过不同时期的资源基础（从而改变了死亡率）。 [7]
不过，虽然研究必然带有推测性，但本书的论点却是明确的。
1.在人口与资源的比率方面，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中断，我称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革命。
2.在这两次革命之间为马尔萨斯人口压力时期，这一压力有时被生理上和社会上的反应所抵消，有时则是被经济制度效率的改变（它改变了资源基础）所抵消。
让我们详细考察这后一方面的情况。资源的数量与技术状况有关。在前一章的简单的新古典模型里，我们可以让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出现，采取假定它们在广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这不失为合理的现代假定，但却是对以往历史的解释的基本歪曲——因为只是到了上个世纪，随着第二次经济革命，自然资源报酬递减才不再是人口增长时老是存在的一种威胁或现实。不过，模型的确展示出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资源基础的扩大取决于技术的改进，从而最终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增长。
人类的创造才能，使人有别于几百万年前的其他灵长类动物，就是一项对过去一万年间技术史的有保留的研究，也使人们对人类的创造性惊讶不已。 [8] 发明和创新似乎是人类所固有的癖好。发明活动不是这里的争论之点，这里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在决定着历史上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在这项对经济结构分析的初步探讨中，有三点需要指出。
1.在整个历史上，在发明和创新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几乎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问题是，如何规定对思想的产权和在经济活动中应用这种产权；想出对技术发展的产权比想出对产品或资源投入的产权更为困难。由于对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程度难以计量，以及对这任何一种产权难以实施，这两者一直是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有差距的基本原因。
2.如内森·罗斯伯格（1976年）和保罗·戴维（1976年）所强调的，技术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在其出色的笔记中所提到的创新思想，如果没有工程、物理和化学的辅助性发展，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由于有了光学上的辅助性发展（产生了显微镜），发现才有可能。因而，技术发展是建立在知识提前累积的基础上的，这决定着以后发明活动的方向。
3.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于收益递减。基础知识取决于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决定这些学科发展的一些因素，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才完全独立于新技术发展。不过，在科学和技术合而为一的第二次经济革命的近代社会，仍不妨把基础知识的增加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派生需求。
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那些范围内怎样达到成功。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的那些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这些规章不仅阐明了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制度和抑制制度，而且决定着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
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在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国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因此，国家理论不仅要为产生低效率产权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固有的趋势提供解释，而且必须说明历史上国家的非稳定性。不幸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工具并没有用在经济史上说明长期变革。
产权理论对于说明人类为减少交易费用和组织交易而发明的各种经济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可以假定有一个“中性的”国家，那么，假定存在着对技术的压制、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在短缺和竞争的社会里出现的各种产权，就其为一种最低成本方法这一意义而言，应当是有效的。事实上，出现产权是国家统治者的期望与交易双方为减少交易费用所作的努力之间紧张状态不断加剧的后果。这一简单的两分法实际上却绝不是简单的，因为交易双方要拿出资源影响政治决策者去改变规章。但至少作为推理的最初起点，将国家理论与研究产权的交易成本方法加以区分是有用的。
政治和经济组织都具有一组共同的基本特点，这正是我们的研究中心。发明这两种组织，是为了利用专业化（包括暴力行为的比较利益）带来的交易收益而使资本财富最大化。这两种组织都必须：
1.用法规和章程来建立一组对行为的约束；
2.设计出一套程序，以便对违反法规、章程进行检查和遵循法规、章程；
3.辅之以一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以减少实施费用。
法规、章程规定着本主（即政治组织的统治者和选民或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或者本主和代理人（在等级性政治经济组织中为统治者和官僚、所有者和经理、经理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条件。宪法、法律结构、产权规定、组织细则、工会合同——凡此种种都体现着对行为的约束。
遵循措施涉及对违反法规、章程和已签订的合同协议的检查，对奖惩的规定和实施。如果可以不付费用地衡量交易商品和劳务的性能及代理人的成绩，那么，检查违章的问题便不重要了。衡量是对一种商品和劳务的正式描述，因而，如果没有某种衡量形式，产权既不能建立，交换也不可能进行。遵循费用还包括对无绩效而施以处罚的费用。因为衡量是需付费的（而且，要衡量得精确，就必须付很高的费用），加之还有实施费用，因此，充分重视违背协议的行为对交易各方都有利。如果合同的任何一方不完成他或她承担的那部分合同，而可以不受损失地得到交易的收益，那么，这样做便是对他或她有利。逃税、诈骗、敷衍塞责、投机取巧、代理的问题（及用于监控和计量的资源），便因遵循措施费用昂贵而上升为主要问题。因此，无论是规章形式的行为约束，还是用来检查和强制遵循规章的那些措施，都是为使受到这些交易费用制约的本主的收益最大化而发明的。
有一部重要的文献论述在技术约束下最大化的组织含义， [9] 但是要发展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论，则应当将那种约束与遵循成本带来的交易约束合并起来。在以下两章里，将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约束最大化模型的要点加以展开。
不过，论据显然是不完善的。遵循需付代价，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对最大化行为的个人的约束，实施任何规章，都会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没有可行性——因此，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以使个人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和变革）的理论，必须与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后者是第五章的内容。
[1] 参见安斯利·科尔（1974年，第42页），也可参见卡洛·奇波拉（1962年）。
[2] 参见杜蒙德（1975年）关于这一证据的讨论。
[3] 参见查尔斯·蒂利（1978年）关于历史上人口统计学状况的出色概述。
[4] 关于马尔萨斯人口压力的证据，参见阿纳利斯学派的大量研究，或罗纳德·李为这些问题所作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模型：“适用于英国的前工业社会动力模型”，载蒂利编的《出生率变化的历史研究》（1978年）。博塞鲁普（1981年）就人口压力和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作过探讨。
[5] 参见威廉·麦克尼尔（1976年）关于天灾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和勒鲁伊·拉杜里（1979年，第17、18章）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
[6] 例如，要消除古代社会人类多么落后的观念，只需读一读亨利·霍奇斯的《古代社会技术》（1970年）一书，便会对古代社会非凡的技术发展留下深刻印象。
[7] 参见论生产职能的文献，或者说为了弄清历史的叙述，参见钱德勒（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