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现今在蒙古国中部巴彦洪戈尔省Emeelt Tolgoi遗址发掘现场的蒙古包中写下本书的序文。想百年前，能够完成内蒙古东部的人类学调查并记下《蒙古旅行》的辛酸，不禁感慨万千。从西拉木伦河至外蒙古东部绵延着所谓忙哈的沙丘。虽与我现今位于的草原地带不同，然鸟居龙藏的调查同样是在蒙古大地进行的，经历着超出常人想象的艰辛，并为我们留下架起现代与过去的记录。鸟居龙藏的调查以人类学为主，涉及语言及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不单是一般性的调查，更是综合性的学术调查。这样的调查并非单纯的探险，而是作为携妻子及刚出生女儿的生活者的记录；由于重视和当地人的接触，它更是一篇翔实记载当时风土民情的重要的民族志。

1870年，鸟居龙藏生于日本国德岛县，受坪井正五郎之邀，1884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学习，1905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2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其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在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台湾等地进行遗址或人类学的调查。虽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调一致，然鸟居留下的记录，绝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谍报，而是珍贵的民族学材料或考古学遗迹的记录。1924年，由于人类学教研室内部的人事问题，鸟居从东京大学辞职。先后作为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甚至是北京的燕京大学的教授，下到田野进行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的调查，并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道扬镳，成为真正的人类学者或考古学者。可以说鸟居龙藏穷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辽中京府、庆陵等地的辽代遗迹的考古学研究。直至战败后的1951年才从中国回到日本。

鸟居龙藏携妻子及不到一岁的女儿，于清末1908年1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清末主要居住着蒙古族，也有一部分地区居住着满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群众和汉族，成分非常复杂，即使从今日的民族问题考量，亦是非常重要。即便同样是蒙古族，也有众多部落的区别。在西拉木伦河以南接近清朝中心的赤峰等地，即使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同样都是蒙古人的情况下，性格也不尽相同。据说从西拉木伦河以北至外蒙古的蒙古人更加淳朴和富有人情味。这是从接触农耕民族的地区过渡至专门从事畜牧业的地区，其民族性的差异，或是与其他集团的社会接触中人性差异的表现。再者，同样都是蒙语，鸟居根据自身的语言能力，也发现外蒙古和内蒙古的明显不同。

只有鸟居龙藏周到的调查战略才能够对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装乃至居住方面的差异做到细致入微的观察或调查。1906年，鸟居在调查前应喀喇沁右旗王之邀，和妻子赴喀喇沁成为日本语教师，为期一年，并学习蒙语。其间，由于妻子生产，鸟居曾一度回到日本，不久便赴喀喇沁。1907年12月，学习蒙语的同时，积极准备调查旅行。1908年1月21日，鸟居龙藏从赤峰出发，凭借清朝政府颁发的护照，用蒙语与衙役交涉，并令其准备马、马车以及向导，沿着蒙古族的王府以及村落前行，开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调查。再有，令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同行，混入村中，正是鸟居独特的战略，更是此时欧美探险家或调查旅行者难以企及的绝技。

调查的内容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作为日记的格式，不仅记载着各地的地形环境，翔实的气温记录，还记载着季节的实际状况以及冷暖温差大的地域特征。本书从服饰、性格、居住形式、家庭构成、生业等方面记载着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的习俗，并保留有照片。本书卷头刊载的彩色照片，仍为我们保留着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外蒙古人的相貌装扮。再有，有关海拉尔附近卜骨风俗的记录，也非常有趣。使用羊的右肩胛骨，依据灼烧的裂纹而进行占卜的行为，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的中国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西北部对于畜牧的依存程度不断升高，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卜骨和畜牧文化的关系。无论如何，畜牧文化中的卜骨风俗在蒙古一直保留至二十世纪初，这着实令人惊讶。

有关辽中京府、白塔、元上都、古城子等的考古学的记载也非常详细。再有，各个地点都记载有东胡遗迹。尽管依据采集到的五铢钱将遗址判断为东胡遗迹，然即使是现在都很难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东胡的实际情况。海拉尔现在发现有多处鲜卑遗迹，被鸟居龙藏认为是东胡遗址的也有可能是鲜卑的遗迹。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陶器据说在外蒙古的喀尔喀附近也有采集，恐怕是包含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时代的遗迹。另外，在外蒙古也发现有长城模样的堡垒。鸟居认为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遗物，今天来看恐怕是金长城。

本书写于百年前，相对现代日语，其使用稍微古典的语体写就，想必对于现代的日本人都很难理解。翻译不光要面对这样的文体，更要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本书译者是长春师范大学的教授郑春颖女士以及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博士课程在读的戴玥先生。郑春颖女士曾于2013年至2014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考古学研究室访学，专门从事高句丽、渤海国方面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包含辽金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学具有很深的造诣，非常适合翻译此书。戴玥先生现在是九州大学的博士生，将要提交有关欧亚大陆东部青铜器的博士论文，他是我指导的学生。他的研究领域当然也包含着内、外蒙古。他已在日本生活四年，熟知日本的习惯，也更加能够深刻理解鸟居龙藏作为日本人的观点。因此，两名译者非常适合翻译本书。由他们翻译的著作能够出版，对于指导过他们的我来说真是非常高兴。而且，本书可以使中国的读者知晓百年前在中国东北的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进行的综合性调查的内容，其实不仅是知晓当时的少数民族以及遗迹的实际状况，更可能为鸟居龙藏这样代表亚洲的人类学者的事迹感动。同样，作为在中国和蒙古进行田野调查以及研究的我来说，这本研究类的书籍也相当于我的圣经。

于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巴彦温都尔

九州大学副校长 宫本一夫

2017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