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讲述中国故事更需报告文学中国改革开放40年报告文学概观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幕，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扭转乾坤的大事件。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解体，伴随着思想意识的大解放，中华民族终于冲破前行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杀开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40年后的今天，回味那一幕幕，仍然让我们感慨万千。感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感慨决策者的雄才大略，感慨先行者的勇于担当，感慨全国人民的同心协力！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报告文学也走过了40年历程。
40年激情澎湃，40年砥砺奋进，40年潮起潮落，40年上下探索。
总之，报告文学一直在前进，在丰富，在扩大，向着中国梦，向着新时代……
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社会反响巨大。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多重现实原因的助推。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和曾经蔓延的极左思潮使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严峻考验。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清醒的人们开始重新思索和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价值和社会作用。由于政策落实，大量知识分子获得解放，心情愉悦地重返岗位。在焕然一新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走出了精神和现实的禁锢，带着巨大的激情与活力重新投入火热的创作之中，被耽误的青春，被延误的创作，被湮没的才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新找到了出口。轰动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助推下，报告文学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局面，过去零星出现的优秀作品，现在成批量地涌现，一时间可谓盛况空前。
1978年初，《哥德巴赫猜想》的面世，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华彩序幕，此后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到1979年的三年时间里，仅公开发表的单篇报告文学作品即达数百篇之多。众多作品纷纷横空出世，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热潮。《哥德巴赫猜想》之后，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推崇知识和知识分子献身科学的高潮，像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高山与平原》、徐迟的《生命之树常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孟晓云的《胡杨泪》等作品的集中出现，既打破了此前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的谬论，也将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很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紧跟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思潮的脚步，报告张志新冤案的张书绅的《正气歌》，报告“文革”中遇罗克因反对“出身论”而遭迫害致死的《划破夜幕的陨星》，陶铸女儿陶斯亮所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作品出现了。这些作品以泣血的文字和深挚的情感，引起全国无数读者的共鸣，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解放思想路线的贯彻，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文革”的灾难性质，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报告文学自身的特殊社会功能和积极影响力。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辉煌的开端。
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保持并发扬批判功能的基础上，以其高扬的理想、充沛的激情著称。报告文学是一种紧贴着时代生活脉搏跳动的文学，现实社会生活的面貌，总能够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因此，报告文学的写作出现了一种与现实社会生活相生共长、互为机动、持续发展的状态。每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新的变革动向和新的改革苗头的时候，报告文学都敏锐地给予关注和反映。比如，鲁光描写中国女排故事和精神的《中国姑娘》、理由描写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袁厚春描述高级干部改革者的《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基层党员干部威信降低，在自愿承包分组时党员干部遭遇尴尬的现象，乔迈写出了《三门李轶闻》；在农村土地承包后出现新的生产生活气象的时候，李延国写出了《中国农民大趋势》。报告文学是张扬和倡导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念最先锋、最强势的文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渐渐突出，黄宗英的《小木屋》、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呼吁环境生态保护的作品成为呐喊的呼声，飘荡在社会的四面八方。在改革发展中及时地发现问题和提出警诫，同样是报告文学的一个突出话题，涵逸针对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写出了《中国的“小皇帝”》，赵瑜面对中国体育观念的偏差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而写出了《强国梦》。这一类作品聚焦于社会问题，迅速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现象。此外，钱刚的《唐山大地震》、胡平与张胜友合著的《世界大串联》、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作品也在这一时期有着强烈的社会反响，广受读者与评论家的赞誉。
报告文学作为最能直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的文体，它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初期，在痛斥“文革”的黑暗和推动人们思想变革之中，曾独领风骚。
大量报告文学作品能够关注社会问题，笔锋极具穿透力，不得不说与这一年代作者之前的经历紧密相关。极左年代中，这一批作者大部分都处于生活第一线，在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手挽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经历了生活的苦难、人生的起伏。他们的双眼凝视着大地，满含着深情。这些磨难与经历，深刻了他们的思想，丰富了他们的经历。正是这些连接地气、贴近生活的特殊阅历，使他们透过笔锋，转化成一篇篇优秀的报告文学。
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坚冰被层层拆解、打破，生产力迎来了又一次解放。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思潮和大众心理，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和进程。
社会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微妙变化，对文学来说无疑有着深刻影响。在物质大潮的冲击下，原先高居“神坛”的文学悄然低行，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多元蜕变。与其余文学体裁一样，报告文学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的“清凉”时代。此期的报告文学虽然仍旧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却很难再现前一时期那样壮观的创作井喷带来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场面了。
此时，在报告文学的园地上虽然还不时冒出一些力作，如对不正之风的批判、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剖等。但无可否认，报告文学却在变革的浪潮中，进行着一场甜蜜的蜕变，一些所谓的广告文学、表扬文学、明星文学不断泛滥，不少报告文学写作从原先着眼于社会的宏大视角中隐身，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从原先的神圣使命中遁形，报告文学创作逐渐转向个人化，从大众变成小众，从大我变成小我，境界与格局从阔大变成了狭窄。评论家雷达认为，20世纪90年代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部分作家要么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要么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要么走向自然主义的身体写作，甚至有人快速告别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于是，消费、浮躁、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几乎成为这一时期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部分作家洗掉了油污与泥土，走进了金碧辉煌的殿堂，进入了一座象牙之塔，逐渐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知识精英，愈加远离丰富的一线生活，他们在物质世界上虽然逐渐丰裕，但精神世界却在远离土地，远离生活。
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旧有着显赫成绩。对影响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大实践的报告，对新时代涌现出来的当代改革者、劳动者群体形象的塑造，对时代主旋律大力张扬的作品仍旧在数量上占据多数，如邢军纪、曹岩《锦州之恋》、黄传会《“希望工程”纪实》、李鸣生《飞向太空港》等。与此同时，“社会问题报告”仍占有相当比重，比如何建明剖析新形势下贫困大学生现象的《落泪是金》，杨黎光深层解析贪污腐败分子内心世界的《没有家园的灵魂》，赵瑜揭示曾经风光一时的马家军内幕的《马家军调查》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报告文学如《黄河大移民》《黑脸》《恸问苍冥》《没有掌声的征途》《东方大审判》《温故戊戌年》《淮河的警告》《大国长剑》《敦煌之恋》《共和国告急》《走出地球村》《开埠》《毛泽东和蒙哥马利》《中国863》《生死一线》《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希望工程”纪实》《中国知青梦》等，也都是这一时期脍炙人口的名篇。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的转变，印证着社会转型对文学的强力冲击，也彰显出急躁情绪对报告文学的重要影响。社会的经济转轨，物质追求的膨胀，责任感的衰退，敏锐性的钝化，这都无疑成为阻滞报告文学深度掘进的因素。但我们仍应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尽管总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取得了无法忽视的成就。发展过程中的调适及调适中的阵痛是必然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暂时现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新世纪。
三
在经过十余年的市场化冲击后，逐渐站稳脚跟的报告文学开始了自我反思与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进入新世纪之后，报告文学发展有了可喜的发展。一方面，“人民文学”与“底层书写”的呼声渐高，报告文学的责任意识、表现能力有所加强，重点报告文本的文化品格得以提升。报告文学由表象的社会分析进一步向文化透视转向，由泛化的改革颂歌向深沉的问题意识掘进，从而使一度被商品经济和市场大潮疏远了的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和批判品格渐次恢复。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在艺术性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针对20世纪90年代部分报告文学所存在的艺术上的粗鄙化以及文体边界模糊化的弊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加关注作品的艺术品位，对于报告文学艺术品格的追问不断深化，有关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呼声也益发强烈，报告文学开始试图从日渐扩张并随之模糊化的文体泥淖中解脱出来，回到其自身应有的位置。
在20世纪末至新世纪初期的报告文学中，最突出的是“时政报告”，即以社会重大事件，时事、政治、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为创作对象，如中国“入世”、三峡工程、载人航天、青藏铁路、南水北调、抗击“非典”、“奔月”计划、北京奥运、抗冰雪灾害、抗震救灾、高铁建设等。“新时代报告”的代表作如李鸣生《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何建明《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的天堂》、黄济人《命运的迁徙》、胡平《心月何处》、黄传会《中国乡村教师》《我的课桌在哪里》、徐剑《东方哈达》、李春雷《宝山》《木棉花开》、梅洁《大江北去》、蒋巍《闪着泪光的事业》、陈启文《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傅宁军《大学生村官》和张胜友的一系列电视政论片。“灾难报告”代表作如记录2003年“非典”的张积慧《护士长日记——写在抗非典的日子里》、徐刚《国难》、杨黎光《瘟疫，人类的影子》，描写2008年初抗冰雪凝冻的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表现汶川特大地震的何建明《生命第一》、李西闽《幸存者》、李鸣生《震中在人心》、李春雷《夜宿棚花村》、朱玉《天堂上的云朵》、张雅文《生命的呐喊》、关仁山《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此外，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亦时有佳作出现，如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王树增的《长征》《远东朝鲜战争》、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赵瑜与胡世全合著的《革命百里洲》、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丰收的《王震和我们》、杨黎光的《中山路》、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除此之外，阎纲的《美丽的夭亡》、李青松的《乌梁素海》、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王宏甲的《智慧风暴》、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王光明与姜良纲合著的《中国有座鲁西监狱》、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何建明的《国家》、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李春雷的《摇着轮椅上北大》、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等也展现出不俗的创作水准，受到专家与读者的推崇。
新世纪初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呈现出著作化、长篇风、史传盛行的特征，时政、灾难、社会问题和历史纪实成为主潮，特别关注民生，注重记事写人，阐述新思新见，为时代作史画像。但是，在市场环境和全媒体的文化生态条件下，报告文学面临着读者选择与选择读者、作家选择与选择作家的严峻挑战，在彰显优长的同时，其战斗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仍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报告文学正在努力通过自身的调整、嬗变来适应全新的阅读接受形势。
四
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是“中国梦”。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也是每个个体事业成功、人生出彩的梦想。在这一征程上发生的中国故事、积累的中国经验，尤其值得报告文学书写。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集合号。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创作者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走出象牙塔，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在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这无疑对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方向，使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回归生活，扎根生活，反思自身，回归创作初心渐成潮流。
报告文学擅写重大事件、重大场景，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大事件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反映。十八大之后，报告文学不断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真实、描写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这种取向，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长远传统和第一向度。何建明以“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为主旨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山，那水》，黄传会书写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与拼搏、欢乐与痛苦、期待与向往的《中国新时代农民工》等。
中国梦的抒写离不开她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追梦者的身影是报告文学着力捕捉的对象。李迪的《中国警察故事》系列，聚焦公安战线英模，彰显了坚强刚毅、为民奉献、廉洁自律的公安精神；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生动描述沈飞集团董事长罗阳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而他的另一篇《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则更是精彩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正定县任职时与作家贾大山的一段真情故事。中国梦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梦想，更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梦想。郑云云的《手指上的中国》描述长年漂泊在景德镇从事精品瓷器、工艺瓷器、创意瓷器创作生产的工人；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梁”传奇》讲述了山东农民梁希森在改革时代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实现财富积累的生动故事；曾德强的《脚上有路》讲述农家子弟郑远元从街头修脚工起步成长为企业家的传奇故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新人物、新故事是对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
这一时间段涌现的还有王宏甲的《塘约道路》、铁流和徐锦庚合著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任林举的《粮道》、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李延国与李庆华合著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朱晓军与杨丽萍合著的《快递中国》、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章剑华的《故宫三部曲》、张国云的《致青藏》、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等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还有一批聚焦精准扶贫、科技进展与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何建明的《时代大决战》、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王鸿鹏与马娜合著的《中国机器人》、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围困长春》等作品。
五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这项伟大事业仍然在以迅猛态势继续前行。
无疑，在这个时代洪流中，回顾40年中国报告文学，成就是突出的，影响亦是深远的。众多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史学价值、社会学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或审美价值，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有些作品堪称新经典。
然而，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也不断面临转型与新变。
从整体上看，虽然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创作呈现一片繁荣趋势，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媒体以及电脑、移动终端等新技术与新设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方式，使报告文学的创作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报告文学是贴着大地和民众行走的文学，强调实地采访和到达现场搜集素材，重视材料来源的第一手性、可靠性与准确性。但有些报告文学作品却仍旧存在着纯粹从资料到文本的缺陷。一些作者足不出户闭门造车，单单从文献记载或网络搜索中积累素材，直接将资料转化成文学文本。这无疑会使作品欠缺鲜活性、新颖性的特点，对报告文学文体品格造成损害。另外，报告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缺陷，也是导致读者不断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文字干巴、无文采，叙事铺陈，情节、故事平淡乏味，甚至沦为流水账、记事本，篇幅冗长拖沓，思想平庸，很难带给读者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
社会的进步与多元化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的问题和挑战。报告文学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仍旧满怀信心，更加满怀信心。
我们有理由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报告文学一定会与时俱进，更加成长壮大，继续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共忧乐，勇立时代潮头，传达时代先声。
讲述中国故事，更需报告文学！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