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

1928年9月，年仅31岁的罗家伦踌躇满志地出长清华，决心“对于清华校务下一番整顿改革，而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1)

办好大学首先要有好的师资，这恐怕是所有大学校长的共识。罗家伦亦不例外。他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2)他不无豪迈地说：“国内著名的学者，我们自当尽量吸收，重礼敦请。国外的学者，我们也一样的邀请。”(3)

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外除旧与布新两途。在一般人眼里，增量改革易于存量改革，故改革者多取新人新政策、老人老办法。如此，则稳住一头，避免四面出击背腹受敌。但罗家伦不然，他挟北伐胜利余威、抱定改造清华的目的和使命，目标既明，气魄亦大，大刀阔斧，敢啃硬骨头，除旧与布新齐头并进。

甫一上任，罗家伦即对原有师资进行改造，大量淘汰不合格人员。罗家伦铿锵有力地表示：“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4)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校长。一个月后的10月29日，清华大学一天内送出教授聘书18份，为期一年。清华原有教授55人，相当于解聘37人，超过三分之二，比例之大可谓惊人。续聘之人，则提高薪水，让他们安心工作。

新文化运动期间，罗家伦曾与吴宓有过笔墨官司。听闻罗家伦任校长，吴宓颇为担心，托赵元任向罗家伦打听消息，并做好离开清华的准备。罗家伦对赵元任笑着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偏狭的人。”(5)罗家伦并托杨振声致意吴宓“愿在校合作”，令其“勿萌去志”。(6)不但继续聘请吴宓，还将吴宓薪资由300元增至340元。(7)这既是罗家伦气度的体现，又何尝不是北伐胜利者的气度和自信的体现呢？在续聘的教师中，朱自清月薪由160元增至320元，孙光远月薪由220元增至320元，极大地提高了这些续聘教师的积极性。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对吴宓说：“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之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必去之；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其增加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罗校长之励精图治，人心悦服。此校前途或可乐观也。”(8)

罗家伦延聘名师无门户之见，亦不因私害公。他表示：“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9)“凡事一秉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参加丝毫个人的好恶。我个人在党内素不参加任何派别，况办学术事业，岂反有自居派别之理？如真有学问之人，不论其是否清华出身，均一律欢迎。”(10)

罗家伦任校长两个月内，新聘教授19人，有杨振声、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葛利普、吴之椿、浦薛凤、克尔文、陈锦涛、冯友兰、邓以蛰、孙镛、吴有训、萨本栋、谢惠、陈桢、孙瑞林，均为一时之选。

聘请刘文典很能反映罗家伦校长的气度和原则。刘文典为著名学者，为人狂狷自守。罗家伦出长清华时，即积极聘请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来校任教，刘虽应允，无奈安徽大学坚留而未果。1928年11月，刘文典因为学潮事当面冲撞蒋介石，直批蒋介石为新军阀，被蒋拘押。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努力下，刘文典虽恢复自由，但被免去安徽大学校长。尽管罗家伦深受蒋介石器重，但他认为刘文典属“国内外学问能力颇为著称之教授”，(11)并不因刘、蒋冲突事件而避嫌，聘请刘文典为中文系教授，真正做到了“以学术标准为衡”。

罗家伦延聘人才，并非只盯着成名教授，而极为关注富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他说：“聘请新教授，我倒有一个坚定的原则，就是决不请有虚名而停止了上进的时下所称的名教授。我所着眼的，是比较年轻的一辈学者，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12)聘请青年学者，需要慧眼识才的伯乐眼光。

1923年蒋廷黻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抱有很大雄心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1929年，随罗家伦到清华任教且与罗家伦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郭廷以，拿着南开大学历史系蒋廷黻编的《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油印本）向罗家伦推荐蒋廷黻。罗在美国留学时早已与蒋相识，一说便通，立即写信邀请蒋廷黻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亲自去南开请蒋廷黻来清华任教。(13)罗家伦还不惜得罪自己老师、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请蒋廷黻而非已在历史系任教的朱希祖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也不负厚望，不但把清华历史系办成国内最好的历史系之一，还以自己晚清政治、外交以及东北三省方面的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近代史学科形成初期重要的典范性的研究成果。李济高度评价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14)。

经过大刀阔斧的努力，清华大学师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时，罗家伦对清华大学师资队伍建设以着力提升学术水平为主要考量，所以1928—1930年间，新聘教师中教授占66%，讲师、教员、助教等占34%。

清华是一所“自我意识”较强的学校，教师聘任倾向于本校出身的人，1927年在职的67位教师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分别为34人（51%）、26人（39%）、7人（10%）。1928—1930年间，先后到清华任教的84位教师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分别为33人（39%）、47人（56%）、4人（5%）。(15)从整个教师阵容看，罗家伦不但提升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准，还改造了教师来源结构，使得教师队伍更加多元与开放。但也因在短期内大刀阔斧改革，也给教师队伍的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后来梅贻琦时代，逐渐使得清华出身与非清华出身教师比例接近，分别占49%和45%，趋于平衡。(16)熟悉清华历史的人都清楚，自1928年后清华便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即为人津津乐道的大师云集名师荟萃。不可否认，这方面罗家伦校长功不可没。苏云峰曾高度评价罗家伦“是改变清华教授阵容结构，并提升其品质的第一位校长”(17)。

离开清华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很得意，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

罗家伦曾说过：“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的清楚。”(18)这是深具历史学家眼光的洞见。昔之视古，犹今之视昔，想必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罗家伦不计利害，大刀阔斧推进清华大学校务改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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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上董事会之报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201页。

(3)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上董事会之报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18页。

(4)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201页。

(5)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6)《吴宓日记》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3页。

(7)《吴宓日记》Ⅳ，第134页。

(8)《吴宓日记》Ⅳ，第134～135页。

(9)《罗校长与上海记者谈话（1929年4月16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75页。

(10)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上董事会之报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5页。

(11)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11页。

(12)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第132页。

(13)毛子水：《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罗家伦》，鲁静、史睿编：《清华旧影》，第241页。

(14)陈之迈：《蒋廷黻先生的志事》，鲁静、史睿编：《清华旧影》，第252～253页。

(15)本段清华教师统计数据来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17，113页。

(1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14页。

(1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11页。

(18)《罗家伦先生文存》（一），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