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的考验

1916年，新年之光在这个疯狂而悲惨的世界升起了，照亮了遍布欧洲的庞大战场的全貌，此时，战场上基督教世界最高尚的民族正处于相互杀戮的混乱之中。可以肯定，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以毁灭告终。双方的庞大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因此战争使对方遭受的损害无法估量，谁都不能幸免。两大联盟的所有参战国都陷入不能自拔的罪恶之中。

在遭受德国入侵并在其占领下的法国北部诸省，强大的抗战激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土。两军僵持的战壕线不是沿国界延伸，而是贯穿法国的腹部；如果是沿国界延伸，或许可能进行谈判。肃清法国领土上外来压迫的呼吁已经家喻户晓，它坚定了每个公民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德军几乎遍布在其征服的领土上，但拼尽全力也不能获得想达到的效果，也无法逃避因初始估计失误而应偿付的惩罚，更难以补偿她所犯的错误。不论哪个提出明智而公正的不主战方针的德国朝廷或政府都将被推翻。因此，法国的失利与德国对其领土的征服同样迫使两国继续进行战争。类似的因素对俄国也起作用；此外，战争失败即意味着国内发生革命，这种判断坚定了所有当政者继续打仗的决心。在英国，对其遭受苦难的盟国，尤其对比利时所承担的光荣义务，不容许其有松懈或退缩的丝毫表示。面对这决定性的光荣任务，岛国人民的心中迸发出一股自拿破仑垮台以后蕴藏着的、受抑制的强烈热情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任何风险去争取胜利。

支配其他国家参战力量的愿望同样急迫。意大利新近参战的目的是因为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这些具体承诺载于《伦敦条约》之中。奥匈帝国是一个大国，如不最终崩溃，她决不甘心接受被给予的条件。英、法接受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要求，等于宣判了土耳其接受类似如此的命运。所以，对奥地利和土耳其两个帝国来说，失败不但意味着一败涂地，而且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至于保加利亚，她只能指望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过去被塞尔维亚拿走的那些可怜的份儿。

因此，利害关系对各方面都极其重大，甚至是致命的。两大联盟的各成员国都被绑在各自的联盟之中，每个成员国又被无形绳索分别与其敌人捆在一起。这种无形绳索唯有战火方能熔化或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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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有必要要求读者，在1916年的战事开始之前，从粗略的统计数字上了解一下整个西线战争的状况，并察看一下战争的主要片段的特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战事本身自然地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14年；第二，1915、1916和1917年；第三，1918年。即：最初的震惊，中间的僵持和最后的神经病发作。第一阶段极为简单，也最为紧张。德、法两国训练有素的部队开始则相互发起猛攻，继而激烈搏斗，然后短暂地脱离接触，劳而无功地相互迂回包抄；多次短兵相接、殊死肉搏，又多次脱离接触；之后是自阿尔卑斯山到北海的漫长战线上两军气喘吁吁、虎视眈眈，均不知将欲何为。没有一方的兵力足以压倒对方，也没有一方拥有发动有效攻势所需的优势手段和方法。在此情况下，双方相持达三年有余，而未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用说做战略推进。直至1918年，双方的主力部队才同时投入类似1914年的决战。简而言之，西线战事自身分为两个激战阶段，两阶段中间有一个为时三年的僵持期。

1914年最初冲击波的规模和强度，甚至没有被受过很好教育的法国公众所充分理解；而在英国，公众对此根本不理解。最初，伤亡人员总数在各参战国都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的封锁。后来，战况为较多人所知时，人们在新的危险中无暇回顾较早时期发生的状况；且自开战以来，公众从未得到真实的消息。英国人的眼睛一直注视列日之战、蒙斯之战、勒卡托之战、发生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战役的一部分，以及伊普尔周围殊死战斗的生动场面。其余战斗则处于晦暗不明之中，到现在才可能为大家所知道。

自8月最后一周至11月底，头3个月的实际战斗中，当时德军向沿海峡各港口发动的强攻已经告终，首次大规模入侵已被切实阻止，法军阵亡、被俘、受伤计854000人。同期，相当于法国战斗部队之七分之一的少量英军，损失85000人，协约国军损失共计939000人。与之相比，德军同期损失667000人。虽然德军入侵，取明显进攻之势，其杀敌之数却大于己方受损之数，这一事实当归咎于法军在理论、训练和战术诸方面的严重错误，以及霞飞将军不健全的战略部署。法军五分之四以上的损失是在遭受最弱的冲击中造成的。自8月21日主要冲突发生，直至9月12日明确完成马恩河之战的胜利（近3周期间），法军或死或被俘，损失近330000人，这个数目占整个52个月战争期间战死和被俘总损失人数的六分之一以上。上述永久性损失应加上280000名伤员，在此短期内，仅法军伤亡总数已逾600000人；在这触目惊心的总数中，有四分之三的损失是8月21日至24日、9月5日至9日，即不到8天时间内蒙受的。

即使包括最初俄国蒙受的几次大灾难和1918年西线战事的最后阶段，在如此短期内也没有任何参战国蒙受的损失能与此次集中屠杀相比。法军本不应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犯了遭受屠杀的显著错误，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辛撤退，竟然保持了令人惊叹的、能使军力恢复的战斗素质，这是他们刚毅意志和献身精神的最有力证明，理应载入史册。假设在最初的冲击中这支英勇军队得到审慎的指挥，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作指导，对现代火器效力及运用铁丝网和壕堑有实际知识，无疑，德军在入侵法国疆界30至50公里处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战事发展显示，法军在最初数周的战争中受到了近乎致命的创伤，且长期难以治愈。

上述损失中最严重的是，大量正规营团军官的损失，他们以无限的忠诚献身捐躯。很多营在最初几次战斗后仅有二三位军官幸存。整个法军的干部，因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成批死伤而严重受损。法军在嗣后几年蒙受的损失，无疑因战斗单位军事知识的贫乏而加剧。尽管德国人常常哀叹其初始战斗中军官的严重损失，但他们所受的损失并不严重，在鲁登道夫发动的几次攻势结束前，他们一直拥有必需的专业参谋指导和管理陆续接纳的新兵。

11月底局势稳定之后，西线开始了长期的堑壕战。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沿着为建高级铁路网而选定的路线，建筑了防御工事；而协约国军在三年多时间里，力图突破德军的防线并迫使其撤退，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军总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攻击：

（1）1915年春和初夏，由法军在香槟和阿图瓦发起。

（2）1915年深秋和冬季，法军在香槟发起，英军在洛斯同时发起。

（3）1916年7月至10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共同发起。

（4）1917年4月至7月，英军在阿拉斯发起，法军在埃纳河发起。

（5）1917年秋、冬，英军实际上单独在帕森达勒发起。

在上述1915、1916和1917年的几次攻势中，法军和英军无谓地消耗了自身力量，遭受了几乎双倍于德军的伤亡。在此期间，德军仅进行了一次大的反攻，即1916年春法金汉向凡尔登发动的持久进攻。此次军事行动表现的特点，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

这些持续多月、规模巨大的血腥冲突，往往被不严格地称之为“战役”。从不同时间参加作战的人数看，从所使用的大量火炮等武器看，从骇人听闻的伤亡总人数看，这些冲突，如每次都被视为是一个整体，理应属于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战事。但是，我们切不可受术语的误导。如果称之为“战役”，这只是表述的一般方法，虽然它完全可以不受指责地通过，但它会混淆视听。可是，军事指挥官和整整一派作家，曾试图将这些持久的战事称之为堪与历史上决定性战役相比拟的，而且规模更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战役。听从这一貌似有理的论断，实则势必陷入对军事科学和第一次大战实际发生的事态完全错误的观念之中。

什么叫战役？我在1918年3月5日写道：“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战争……应该有一连串的高潮，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些高潮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它，从它那里可以得到永久性胜负的决定。这些高潮通称战役。战役的意义在于，在军事行动的单一片断过程中，任何一方拿出全部资源集中用于打击敌人。”战役的规模必然与两军的整个战斗力成适当比例。7个师之军出其5个师交战，可以打一场战役。但70个师之军打同样规模的仗，虽彼此遭受伤亡数与上述相等，但只能降格为小冲突；连续发生此类冲突只增加伤亡量，却不提高战事的规模。

此外，恰当地说，考虑是否是一场战役，不可脱离时间因素。击溃敌军之右侧，我军则处于可进攻其中央暴露的侧翼或后方的地位；突破敌之中央，我有可能包抄其两翼；夺取某山头，我可控制其交通线。然而，如果初步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则敌可完成重新部署，例如敌可缩回被攻破一边的防线，并加筑防御工事；若在敌山头失守之后先撤退军队，敌方仍能控制其交通线，那么就得不到这些本来会有的优势。如果敌方争得时间，有效地采取这些措施，那么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为第二次战役。敌军所需时间不是无限的。完成新阵地的掘壕与重新部署，一个晚上就够了；48小时之内，铁路可将大量增援人员与大炮运到任何受威胁的地点。因此，进攻方就要面临新的形势、不同的问题、一个独立的战役。把这些不同环境中重新开始的进攻称为原先战役的一部分，或将一连串此类不连续的战事描述为一场长期战役，这均属用词不当。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的片断组成、延展数月、其间又为许多全新形势所间隔的战事，不管其规模怎么大，切不可与——几个近代例子——布莱尼姆战役、罗斯巴赫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色当战役、马恩河战役或坦嫩贝格战役等相提并论。

大战的真正战役，从长长一连串不完整的，但代价高昂的战事来看，其特点不但在于伤亡人数巨大，也在于双方同时参战的师团之多。1914年，自8月21日至24日，共4天内，德军80个师与法军62个师、英军4个师和比利时军6个师交战。自9月6日至9日的马恩河之战的决定性4天内，卷入了为数差不多相等的兵力；实际上双方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利用军队的全部力量达到极点。1915年春，阿图瓦战事历时3个月，法军付出45万人的代价，双方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同时投入15个师以上之兵力。1915年9月25日开始的洛斯—香槟战役中包含一次法军44个师暨英军15个师（共59个师）向德军大约30个师发起的进攻，但在3日之内，其决战期可以说已经过去，英、法联军方参战兵员数锐减。1916年有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这一年，战斗几乎持续不断；英军、法军和德军死伤逾250万人；仅7月1日一天，在索姆河畔协约国军同时参战兵力即达22个师之多。在索姆河之战的其余日子里，尽管杀戮甚多，但每次战斗参战人数协约国军不超过18个师。在大多数战斗中，英、法军在三四个师之间，敌人人数还不到其半数。在整个所谓“凡尔登战役”中，法军和德军参战兵力之和从未超过一天14个师；几乎决定凡尔登堡垒命运的真正关键性的初始进攻，是由不超过6个师的德军与两三个法军师之间展开的。1917年，尼韦勒将军就任法军统帅之后，试图发起一次决战，一日之内法军投入28个师之多，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此后的多次军事行动再次降为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英军在佛兰德发动的秋季战事是以5到15个师出击的一连串进攻。

我曾于1917年10月写道：“在有限时间内，凭我军攻势之规模与强度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力求征服敌人的军队而非敌人的阵地……两军间如此均衡的消耗政策，断不能一决胜负。要消耗敌人后备力量，就必须消耗得非常迅速，令其溃散之师不可能恢复与补充……除非这个问题能满意解决，否则我们只能相互做大规模的消耗，蒙受骇人的牺牲而一无所得。”

直到1918年3月21日，当时战争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之初，鲁登道夫重新开始大规模战役。此时德军在西线聚集的大量火炮，足以同时向协约国军发动三四次大规模进攻；而任意发动其中一次进攻的威力都显示了鲁登道夫指挥作战的突然袭击的特色。虽经历四年大屠杀，但他仍似最初入侵时那般残酷无情。他率领和投入大量后备部队，沿整个西线时左时右展开，致对方部队及其一切攻防组织的整个结构紧张到了极点。德军攻势在7月份达到高潮。鲁登道夫威严地使自己的军力彻底耗尽，疲乏不堪；然后协约国军在等量大炮的支援下开始了反攻。随着攻势的发展，所有军队都卷入了持续的运动战；在许多天里协约国军近90个师同时与德军70或80个师交战。好在终于决出了胜负。

上述战况的基本比率，若以每周替代每天为检验标准，将更为明显。据此，让我们用师的数目乘以这些师在某一周内积极作战的天数。“边境战役”自8月21日至28日约为600个师/日；从9月5日至12日，为时一周的马恩河战役总数近500个师/日；1915年9月25日至10月2日，一周的洛斯—香槟战役，总数约为100个师/日。凡尔登战役，第一周的持续战斗紧张程度仅为72个师/日，尔后再未达到这一水平；索姆河战役的起初一周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为46个师/日，1917年4月，尼韦勒将军的进攻在一周内为135个师/日。帕森达勒战役的任何一周内按战斗日累计的师，从未超过885个。鲁登道夫1918的攻势在3月21日至28日达328师/日；1918年整个夏天，多种情况表明，在许多星期，全部参战军队的师总数有300个师/日；最后，福煦在8月、9月和10月的总攻击中，在一周内，最高强度达到每战斗日为554师，在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月，每周保持平均强度逾400个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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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英军和法军的参谋们惯于宣称：他们的进攻给德军的重创远大于己方所遭受的损失。敌军也发表类似的断言。鲁登道夫持有与英、法军高级司令部相同的职业军人的观点。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他记忆中的实况或他刻意找寻并予以处理的材料，他写道：“在两种〔策略〕中，进攻要求较少的兵员，这样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我们可以把三大交战国军事学派的这种断言和理论置于血的考验，试看他们是多么冷酷无情，轮番让他们的英勇军人奔赴毁灭。自停战以来，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但在列举具体数字之前，先做一次一般性的考察是合理的。

德国人口不到7000万，战时动员了1325万人服兵役；根据最近德国官方统计，所有战线包括俄国战线在内，死亡、受伤或被俘者逾700万，其中死亡近200万人。法国人口3800万，动员略多于800万人；不过，其中包括法国人口基数以外的相当比例的非洲部队。约500万人死伤，殒命者150万。不列颠帝国，从6000万白人人口中动员了近950万，死伤逾300万，其中近100万人死亡。

英国伤亡总数不可与法国和德国的伤亡数直接比较。英军中有色人种部队所占比例很大。在西线以外战场和服役于海军的非白人死亡数均很大。

然而，法军和德军的伤亡数字应给予特别周密的比较。战争自始至终，法、德两军均以全力拼搏。两国都对其人口提出了最大可能的要求。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和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相当准确，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德国动员了其全人口之19%；而法国虽有外加的非洲兵源，本身也动员了21%。考虑到非洲兵源，不难看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德、法两国对成人男子提出了同样力度的要求。如果这个基本论点正确——它当然合乎道理——则法国和德国伤亡数与所动员人数之比较明显一致。德军伤亡数与动员总数之比是10∶19；而法军的这一比率为10∶16。德国和法国的死亡与受伤人数之比几乎完全相等，即均为2∶5。最后，这些数字反映了西线德军与所有其他战线德军的损失状况（死亡数和受伤、失踪、被俘数）约3∶1。所有计算都是以下列表列数字为基础的，根据这些表列数字所计算出来的比例数具有权威性，而且根据不同组数字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1922年3月，英国陆军部发表了《大战期间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统计资料》。在这本卷帙浩繁的汇编中，有一部分记载了1915年2月至1918年10月时期，西线英军战区英军与德军伤亡的比较数字。英方的数字是根据陆军部的官方记录汇集的；德方的数字是从波茨坦联邦档案馆获取的。计算结果总结如下：英军“军官”伤亡总数115741人，德军“军官”伤亡总数47256人；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2325932人，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1633140人。因此，英军“军官”伤亡与德军“军官”伤亡之比约为5∶2，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与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之比约为3∶2。

同书中提供了各反攻期双方损失的比较表。上述《军事努力》中的统计资料刊有比较表，表明了双方在各次进攻时期的损失。

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权威的官方计算结果的基本准确性及其所展示状况的真实性。自1918年以来，德国和英国均提出伤亡补充报告；这些伤亡补充虽必须计算在内，但并不使状况有重大改变。上面两份一览表（表A和表B）根据最新资料以最简单的形式，显示了西线三大主要交战国分别的伤亡总数。在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建立的一套精心制作的数字，要求达到极为准确的程度，这是办不到的；表中供使用的数字也没有必要如此精确。表中说明每组数字是有根有据的，又作了一切必要的修改；因此我相信，所表述的事实是正确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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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进而根据数字作出结论。这些结论甚至在最谙军事的行家圈子里也未曾受到重视。我最简明地提出两点。

整个战争期间，德军在作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从未遭受过比对手法军更大的损失，而且常常使敌方蒙受双倍于己的伤亡。在由法国当局所划分的任何一个战斗时期，法军从未在伤亡、俘虏方面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他们无论是打防御战还是进攻战，其结果都一样。无论是在德军入侵的初始突进中，还是在凡尔登德军的进攻中，或者是在法军向德军防线的大举进攻中，甚至在前线壕堑战的长期消耗中，法军总是要付出1.5至2人的鲜血才能使一名德军受到相应的伤害。

上面表中说明的第二个事实是，英军在所有进攻中，其损失与德军之比从未低于3∶2，且往往几乎双倍于德军的相应损失。

然而，试将法军和英军在西线对付德军的军事努力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法军在所有时期，不管哪类军事行动，其遭受的损失都比给予敌人的损失沉重；而英军虽在所有进攻中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但在遭到德军进攻时，他们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比自己大。

在1915年整个春、秋两季由霞飞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中，法军遭受了近130万人的伤亡；而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战事中，他们只给德军造成506000人的伤亡。他们既未争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领土，也未获取任何种类的战略优势。这是霞飞统率的军队面临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尽管边境战事的错误严重，尽管最初冲击中的错误令人注目，他们还是因愚钝、顽固和理解力的缺乏而毫无起色；在没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弹药、没有新发明的机械装备、没有新的突击或策略手段、没有取胜的合理希望的情况下，他们继续驱使英勇但数量有限的法国男子，扑向坚不可摧的敌军战壕，扑向割不断的铁丝网和无数冷酷的机关枪。福煦必须分担造成这一可悲局面的次要责任；奉霞飞之命，作为一名热情的信徒，他指挥了阿图瓦最劳而无功的和损失极大的长期春季攻势。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承担了主要的拼杀任务，所以法军和德军的损失相差不太悬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凡尔登运用的“僵化防守方法”（这个问题马上就要谈到），导致法军遭受了远比进攻的德军严重得多的损失。

面对已经发表并列入上面表中的官方数字，有关“消耗战”论点的正确程度如何？如果在我攻敌守的战斗中我方军官损失数是敌方的三四倍，士兵伤亡也接近敌人的两倍，我们怎能削弱敌人呢？历次进攻的结果，我们变得比敌人相对更弱，在某些情况下要弱得多。自1915年至1917年，历次战役的累计结果（减去德军进攻凡尔登时双方的损失）是：法、英死伤4123000人，德军死伤总数2166000人。这是真实数字，也体现了部队的真实素质。在进攻中倒下的是最勇敢的人，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损失最大。在防御战中，伤亡平衡地分布于暴露在火力下的全体部队。消耗过程会起作用，但是消耗造成的削弱落在我方，而不是落在德军一方。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如果一方人数较之对方占压倒优势，则可指望伤亡率消耗敌人，如格兰特在1864年里士满一役之前那样，甚至不惜以2∶1的伤亡率消耗南方邦联军以获得成功。但是，该论点不适用于西线的战争。第一，协约国军不拥有经得起人员悬殊牺牲的优势；第二，德军每年的征兵额足以弥补其任何年度遭受的永久性损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的总数。

必须从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人员一览表中设法得到军队永久性损失的状况，即丧失继续参战能力的人数。出于这个目的，我们统计了所有阵亡、失踪、被俘和仅占1/3的受伤人数。据此，德军在西线三年相持战期间所受永久性损失总数如下：

从上表可见，在三年相持阶段，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平均每年为465000人。德军从青年男子中的征兵额每年逾80万人。由于需求紧迫及青年的从军热情，他们每年的征兵数大大逾额。自1915年正常征兵月——5月至年底，他们征兵1070000人;1916年相同期间，超征兵员不下于1443000人。1917年他们只征622000人。然而，上述数字中的最小值也远远超过协约国军几次进攻中给予的消耗量。1918年，德军接受新兵降至405000人。如若举国抵抗尚未崩溃，则其1919年征兵额可能上升，因为德国及龄青年稳步增至一年80万人。三年相持期间德军损失与补充的数字如下：

分析上述数字，哪里可以看到纯消耗战能结束战争？根据1915、1916和1917年的情况，德国的人力资源足以无限地维持下去。协约国军在西线进攻的三年期间，德军实际得到的兵力比损失数超过1739000人。如我在1918年3月初所写，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在以世界上空前惊人的规模交换生命，同时又因如此了无新意，不足以产生决定胜负的结果”。

这种情况直到1918年德国犯下致命的错误才发生变化。英军与德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损失较明显的逆转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可能不是像粗心读者期望的那样，发生在我军夺取阵地、攻击壕堑防线、捣毁设防村庄、集合战俘和战利品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国内外的宣传机器迫不及待地声称胜利浪潮来到的时候；而是出现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可能象征西线战争最令人痛苦和最令人惊慌失措的阶段，也就是德军取得重大胜利和英军处于最可悲逆境的日子。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攻势中，在3月21日后的多次战斗中和在利斯河战役中，德军官兵的伤亡，尤其被击毙人数，特别是军官被击毙的损失第一次扶摇直上，超过了他们以为是被他们击败而我们知道是被迫后退的军队的损失。

是德军自己的进攻而不是我们的进攻，终于促成他们的崩溃。他们的削弱，并非霞飞、尼韦勒及黑格所致，实乃鲁登道夫所为。再看看1918年3月21日起至6月底那些无情的数字：在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单与英军作战就遭受了16000名军官的伤亡，士兵的死伤达419000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单与英军作战就有3860名军官阵亡；而在此前整整两年时间里，被英军击毙的军官数总共才3876名。在同样的3个月里，主要在最后5周，与法军作战，德军损失官兵253000人。在13周内，其伤亡总数达688000人，在战争末期剩下的短期内，这个数字中所涉及的兵员很少有人能重返前线。战争末期，即战争最后9个月里，德军兵员补充减至405000人。因此，他们在相应兵员补充不超过150000人的一段时间内消耗了近700000人。德军的削弱即在于此，它出现在德国民族精神因4年过分损耗和遭到封锁产生累积效果而消退的时候，德军的削弱导致了德军在西线的撤退，导致向安特卫普—默兹河防线作有效撤离，导致拟利用撤退寻求任何谈判的可能性的丧失，并导致1918年11月德军抵抗的最终突然崩溃。

但是有人会说，人员数量的消耗不是唯一的考验，还有士气的消耗，士气的削弱会不断打击敌人的意志力。敌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损兵折将，丢弃大炮和战利品；敌军目睹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被攻破；战线连连后撤。尽管每损失德军一个士兵，德军常常要杀伤两个或三个进攻者，但这种经历也令其筋疲力尽。不得不承认，现代战争中防守部队所受的折磨不比进攻者轻。但是对处于极度痛苦状态中的士兵的最大激励，莫过于知道对敌人造成的损失。在承受可怕的炮轰的堑壕中，守军蜷伏在自己的机枪旁，目睹成百成千人组成的长排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因而防线中彼此的距离也越拉越大，士兵心中明白守军人员已所剩无几。士兵知道他们的射击目标数量很大。每当击退进攻，他们便获得新的信心；而当最后他自己倒下去时候，在他身后还有别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知道哪一方损失更大。

不过，让我们也用事实来考察一下士气消耗的情况。德军的信心及其相对人力，在1915年洛斯战役和香槟战役击退英、法军之后均有所增强，这一点值得争论吗？这些战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俄国的压力？难道不就是在这些战役期间德军几个师征服了塞尔维亚并蹂躏了巴尔干国家？德军最高司令部不是在索姆河攻势高潮中还能从各战线抽调十多个师击败罗马尼亚吗？哪支军队对1917年尼韦勒的大举进攻表示欢欣鼓舞？是谁在阿拉斯战役后的长期战斗中出现最大信心？帕森达勒战役结束时，英军疲惫不堪、七零八落，每师被迫从13个营缩编为10个营；德军进行训练和休养，并从俄国地区的部队得到增援，准备大举空前的军事行动——此时两军的相对地位如何？

从整体上考察战争，1918年夏季以前，在协约国英军或法军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德军的力量相对有所增强，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德军不是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最大攻势中大量浪费力量，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守不住在法国的防线；实际上这条防线整整一年都没有变化，后来德军于冬天从容地由此撤退到默兹河。

但是有人会问，如果长期局面都是：凡是进攻，攻击者都要受到同样的创伤，那么战争如何进行？各自坚信谁发动进攻谁就要失败，那么拥有大军的双方就应停战，年复一年地瞠目相视，这样行吗？这种争论不是往往会得出无效结论吗？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积极方针呢？根本不必极端地认为，协约国军每次发动攻势本来就是不应该的。其实，至少有5个“局部”的短暂突袭的范例——阿拉斯战役的开局，攻占梅西纳山脊，法军攻克杜奥蒙堡，法军攻克马尔迈松，以及康布雷战役的第一天——它们本身均为光辉的战例。所有这些战例，要是能以初始突袭的战果告终，则德军付出的人员与名声的代价会比协约国军大。的确，凭借此类插曲，协约国军“积极防御”的威望便可能得到维护。但问题是：一味地追求实施最大规模的长期攻势，以求用消耗来削弱敌人，这是明智的策略吗？我们自己在法国不寻求进攻，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迫使敌人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的整个战略战术都指向这一目标，不是会更早地赢得最终胜利吗？

一旦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可以让他们遭受残酷的惩罚。那时将是敌方的青年而不是我方的最有奉献精神的青年，爬过铁丝网，牺牲于机关枪前。战争的故事该到此为止了吗？战争不能简单地受坚定性格的控制和教科书格言的束缚。机智、预见，对局部和全面实际状况的深入掌握，以及善于运用谋略、手段和战术，凡此一切是大兵团指挥官必须具备的素质。

假定我们法军和英军在战线后面训练军队达到灵活机动、高效率的标准；假定我们有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和一段配备了一切现代化设备的战线，而我们决不从这段战线退却；假定我们早已选定并巧妙地故意削弱一部分战线，那里我们可以让出20至30公里阵地；假定我们诱敌进攻那部分战线后面，在薄弱和准备让出的地方设一个袋形埋伏区。那么，正当敌人自以为向前推进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我军运用精密计划好的运输通道运输大军，作最大规模的独立反攻。我军不攻打敌人筑有工事的战壕线，而是打击其侧翼游移不稳固的战线，这不是更好吗？这样，岂不是要敌人为我军退出阵地付出血的代价，最后又为我们勇敢善战、富有朝气、训练有素的军队提供突然获得光荣胜利的机会吗？

眼光为什么一定要局限于双方精锐大部队相遇的战场？海军力量、铁路交通、外交政策，都是在两军僵持区以外寻找新的侧翼的手段；机械科学从铸造车间或实验室为陆、海、空的军事行动提供无穷新颖的和惊人的可能性。设想一下，如果将1915年洛斯—香槟战役中英、法军死伤450000人所体现的战争力量，运用于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或联合巴尔干各国，那将会怎样！

为了建立比例意识，让我们暂时离开西线去考察战争的一些“小节目”——其中许多情况曾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以便测算我们总兵力的分布。陆军部所作并公布在《军事努力》上的统计情况，当然不是根据伤亡数字而是依照战场使用的兵力乘以作战天数得出的。以下的比率即据此统计，现将达达尼尔海峡战区的兵力分配作为单位1，列表如下：

“积蓄力量”不也是优点吗？可惜我们从没有这样的机会。大敌当前，我们不能不临时扩军备战。国家的精华，她的成年男子，她的企事业，她的才智人物都被拿了出来。但是没有时间训练和组织，他们就消耗殆尽了。用劣质金属制造笨重不合格的武器，一投入使用便很快断裂报废了，于是又被同样不完善的别的武器取代。前线必须防守，战争必须进行，但是，在部队还不成熟和尚未找到对付机枪的办法前，肯定不应热切地寻求进攻的策略。假如索姆河战役牺牲的英军——我国最精锐之师——能保存下来加以训练和发展她的全部潜力，到1917年夏，或许装备了3000辆坦克，或许装备了占压倒优势的大炮，完善了各种装备，设计出行进中进攻的科学方法，有机会运用最厉害的一击，难道就一定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吗？

或者问：当法国和英国完善其计划和积蓄其力量的时候，其他协约国会怎样？俄国会怎样？意大利会怎么样？它们能坚持如此长久吗？但是如果能打败土耳其给俄国以直接援助，如果引导巴尔干各国对付奥地利，以此来援助意大利，这两国不是也有可能免遭其实际面临的灾难吗？打一场长期进攻战，攻方遭受几乎双倍于守方的损失又得不到战略利益，这有何作用？不明智的高昂代价、削弱自身力量的行动，这怎能帮助盟国呢？此刻，暂时减轻对盟国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不是要她付出双倍利益的代价吗？发动进攻只有失败，或者以本身被削弱两倍为代价来“削弱敌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无法控制的战争激情，协约国之间缺乏充分的团结和领导，民族强烈情绪的浪潮，几乎总是迫使各政府或指挥官采取缺乏远见的行动；但也必须体谅他们知识和能力的局限。英军指挥官自始至终就深受法国情绪和形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掩盖事实的真相。不要将结论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不要把悲惨的结果赞扬为战争艺术的完美典型或一个伟大构想的胜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