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应当也能够运用生育政策杠杆加以调控
4.1 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意义重大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还表明，由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将比以往人们预期的要小（Sanderson and Scherbov，2010）。尽管如此，如果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不容忽视。
图4 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中国与其他G20国家比较
注：1）图中中国为1980—2050年数据，其余国家均为1980—2030年数据（人均GDP超过36000美元的国家未列入）；2）沙特阿拉伯的AECI指数特别低（在-10.4到-15.4之间），考虑到图示效果，未列入；3）各国2010年以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中方案预测。
数据来源：作者据World Bank（2011）、United Nations（2011）、EIU（2010）数据计算（见文内有关脚注）。中国2015—2045年人均GDP据图2中方案。
在经济层面，大量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广泛、复杂而深刻。关键在于，过快的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会导致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包括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老龄化）；另一方面会导致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养老经济负担及用于老年人的各种公共开支急剧增加，从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正因如此，联合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表示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忧虑，其中81%的发达国家更视其为重大忧虑（United Nations，2010）。
——正因如此，在人口老龄化首先出现并日趋严重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以提高生育水平或稳定趋于下降的生育水平，从而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压力。发达国家中这类国家的比例已经从1996年的41%迅速上升为2009年的73%（United Nations，2010）。
——正因如此，几乎所有国家（地区）近代的经济起飞或崛起，包括在主要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过去30年看到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处于“人口红利期”，即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比较充裕而养老养小的抚养负担比较轻。相反，作为一个反面典型实例，高度和过快的人口老龄化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高速增长转向持续衰退的基础性、关键性原因之一。为数不少的日本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有可能步日本的后尘——在不远的将来，当“人口红利期”过后，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例如：梅泽正邦，2008）。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对中国来说，步日本后尘所带来的痛苦可能会（比日本的痛苦）大得多”（李约翰，2010）。
——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很多国际权威研究机构都把即将出现的人口高速老龄化作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不利因素。他们的研究都得出类似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将对21世纪中国的崛起构成巨大挑战”（OECD，2005）；“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将决定它能否变成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Jackson and Howe，2004）；“无论中国（经济）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都认同以下几个观点：……人口老龄化将会危及（中国的）生产力”（王庆等，2011）。
综合上述可见，通过调控尽可能地缓解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非常必要，调控能否成功将对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4.2 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人口手段为辅
宏观而论，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即未来经济发展的快慢和老龄化的快慢。从这个意义上说，缓解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也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和人口手段两种途径。经济手段主要是加快发展经济以厚植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12]人口手段对中国而言则主要是通过生育政策干预，降低未来的老龄化水平，从而减缓过快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压力。[13]
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从前面的定量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增长前景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影响非常大。经济发展越快，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就越小。反之，经济发展越慢，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就越大。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差别很大（图3）。相比之下，下面我们将要看到，虽然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减缓未来老龄化经济压力是必要和有效的，但效果是有限的（图5）。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快慢对未来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生育政策松紧的影响。由此可以判断，对中国而言，调控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主要应当依靠经济手段。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和适当调整经济行为是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根本途径。
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还必须充分发挥人口手段的辅助作用。应当看到，应对老龄化挑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想方设法，竭尽所能，多方并举，综合治理。在大力发展经济和调整各种经济行为的同时，应当通过重要的辅助手段——人口手段尽可能地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试图通过人口手段完全消除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是不现实的，而放弃通过人口手段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压力也是不明智的。
人口手段对经济手段的辅助作用还表现为，一旦经济手段效果不彰（如经济增长比预期缓慢），由于同时采取了人口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极端不利局面的出现。
4.3 有必要通过放宽现行生育政策缓解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
前面的讨论已经揭示，按中方案预测，未来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老龄化经济压力，尤其到21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压力达到高峰时，压力之大将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甚至有可能直到那时都是少见的。[14]
通过人口模拟我们进一步发现，如果从现在起直到2050年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甚至会比上述情势略为严峻。据模拟计算，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的AECI指数在2011—2045年各年均略高于上述中方案的预测。例如，两个方案在2035—2045年的AECI平均值分别为5.9和5.7。
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导致的如此巨大的老龄化经济压力，将是我国现代化事业不可承受之重。何况，还必须预防未来经济增长比预期缓慢的更不利的局面。因此，通过适当放宽现行生育政策缓解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4.4 放宽生育政策[15]对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是有效的
人口模拟表明，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1世纪上半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在2050年达到峰值25.9%。相比之下，如果采取放宽生育政策的低、中、次高和高方案（各方案的总和生育率见表1），可以使该峰值（仍然都在2050年出现）分别降低为24.0%、21.8%、21.3%和20.7%（表2）。
表2 2010—2050年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各方案模拟主要结果
运用AECI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放宽生育政策对缓解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作用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效性。通过放宽生育政策，可以不同程度地降低未来老龄化经济压力高峰的峰值，使压力高峰变得较为平缓，压力在高位运行持续的时间也较短。生育政策放宽的幅度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显著。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相比，放宽生育政策的低、中、次高和高方案分别可以使AECI指数的峰值（高峰都出现在2040年）降低17.9%、39.7%、45.8%和51.3%（图5）。二是有限性。无论采取哪种放宽生育政策方案（包括大幅度放宽生育政策的高方案），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很大这一态势（图5）。
图5 2010—2045年不同生育政策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及国际比较
注：1）图中中国为2010—2045年数据，其余国家（地区）均为1980—2030年数据（人均GDP超过36000美元的国家未列入）；2）各国2010年以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中方案预测；3）图为中国与33个最发达经济体（定义见图3）AECI指数随人均GDP变化的路径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据United Nations（2011）、World Bank（2011）、EIU（2010）（见文内有关脚注）数据计算及本文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模拟。
4.5 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
通过人口模拟我们发现，从2013年起小幅度地放宽生育政策（即采用低方案），虽然能够较好地控制人口规模（21世纪上半叶的峰值人口为2030年达到14.3亿人，表2），但只能小幅度地减缓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效果并不理想——反映老龄化经济压力大小的AECI指数在21世纪上半叶的峰值只下降17.9%（图5）。这一方案不可取。
而如果大幅度地放宽生育政策（即采用高方案），虽然能大幅度地减缓未来的老龄化经济压力，效果比较理想——AECI指数的峰值可以降低51.3%（图5），但人口总量增长很快，峰值人口（2048年出现）将达到15.8亿人（表2），大大超过2007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将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的目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压力十分巨大，这一方案难以被接受。
那么，剩下的中方案[16]能否成为在以上两难抉择中平衡折中、相对合理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
通过人口模拟我们发现，采用从2013年起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生育政策的中方案虽然也不能根本改变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很大的趋势，却可以足够有效地缓解这一压力，并把它控制在相对而言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主要表现为：第一，中方案可以使AECI指数的峰值（2040年出现）降低39.7%；第二，中方案可以使AECI指数在整个2020—2045年时期相对明显降低（图5）；第三，和33个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时的压力比较，如果保持生育政策不变，2035—2045年中国的AECI指数将显著较高，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2040年前后达到高峰时将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如果采用放宽生育政策的中方案，2035—2045年中国的AECI指数之高将从上述的十分显著变为不那么显著，2040年前后达到高峰时甚至将明显低于四个国家的水平（图5）。
4.6 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可以同时将中国人口规模压力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人们担心的放宽生育政策的不利后果主要在于导致人口规模压力加重。不过，通过人口模拟我们发现，2013年起中等幅度逐步地放宽生育政策并不会导致总人口大幅攀升。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41年达到21世纪上半叶的峰值15.1亿人，随后缓慢下降，2050年达到14.9亿人（表2）。和上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将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的目标相比，人口峰值并没有超过，只是提前9年左右出现。如果认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经众多各方专家深入研究提出的上述目标的合理性，那么采用本文放宽生育政策中方案所形成的人口规模压力就应当被认为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