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结果和分析

2.1 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未富先老”的定量分析（1980—2007）

我们对1980—2007年历年世界各国的系统数据所做的定量分析证实：邬沧萍教授在1986年提出并在随后20多年里被大量采用的中国已经“未富先老”的判断是正确的。1980—2007年各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AECI一直保持在1.9—2.8之间，人口老龄化属典型的“超前型”。中国人口老龄化在这一时期的这一重要特征可以从图1中直观地观察到。图中，中国1980—2007年的折线完全位于回归曲线之上并显著偏离回归曲线。

我们的分析还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中是显著较高的，但不是最高的。2007年中国的AECI指数为2.3，在人口超过500万人的104个国家（地区）中（AECI在-10.7—9.7之间）居第13位。其中，乌克兰（9.7）和保加利亚（8.7）等五个东欧和苏联国家的超前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日本（4.8）、意大利（4.5）、德国（3.5）和俄罗斯（3.3）等国家的超前程度也高于中国。这一特点也可以从图1中直观地观察到。

从另一角度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相近或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人口超前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7年，在所有人口超过500万人且人均GDP在6000美元以下的53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中，中国（人均GDP为5046美元）的AECI指数（2.3）高居第1位，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地区）（大都在1以下）。

2.2 未来中国人口超前老龄化的趋势（2007—2050）

根据中国政府确定的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和各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对中国2007—2050年GDP总量（或人均GDP）的预测以及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来源详见本文第1节），我们展望了2007—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变动趋势。其中，图1反映的是预测期内中国的情况与104个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国家（地区）2007年的实际状况及其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比较；图2则是预测期内中国的情况与世界70大经济体2030年的预测值及其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比较。图1、图2中，中国1980—2007年的趋势线为实际观测值，2007—2050年的趋势线为我们取各权威机构预测值的中间值做出的中方案预测。

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变化趋势有如下特点。

图2 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世界70大经济体^*2030年展望暨中国2007—2050年趋势

注：*指除中国台湾（数据从缺）外全部2007年GDP总量居世界前82位且2030年人口预计超过500万人的70个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各国2030年预测：United Nations（2009），EIU（2008）；中国2007—2050年预测：同图1。

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将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都继续超前于经济发展。无论是采用对未来中国人均GDP的高位预测还是低位预测；无论是与各国2007年的实际观测数据比较，还是与各国2030年的预测数据比较；无论是在104个人口大国（地区）中比较，还是在世界70大经济体中比较，都可以得到上述基本判断。这一特点直观地反映为，无论在图1还是在图2中，中国2007—2050年的可能趋势线都显著位于回归曲线上方。

第二，中国人口超前老龄化的强度有升高的趋势。分别以2007年和2030年为基准年进行的回归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在图1还是图2中，中国的可能趋势线与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即人口超前老龄化的强度，在1980—2040年都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加大的趋势，这一趋势在2020—2040年尤为明显。

第三，到2030年，中国可能仍将是世界上人口超前老龄化程度显著较高的国家，但仍不是最高的。2030年，在世界70大经济体中比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为3.2，^[7]居第13位，低于日本（9.8）、意大利（7.5）、新加坡（7.2）和保加利亚（6.6）等12个国家，但高于其余57个国家（地区）（绝大多数在2以下）。

第四，到2030年，中国可能仍将是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更低或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中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30年，在全球70大经济体中，预计有25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2万美元（中国为18074美元）。在这25个国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并且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3.2）高居第3位，仅低于斯里兰卡（6.3）和越南（4.8），显著高于其他22个国家（都低于2.2，平均为-0.4）（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图1中我们已观察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在2007年也具有这一特点。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具有的这一特征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强度将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无论在图1还是图2中，中国1980—2050年的可能趋势线与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都在2040年达到最大值。^[8]换言之，如果本文中的预测成为现实，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将在21世纪20年代开始急剧增加，到2040年前后达到高峰。据计算，以2007年104个国家（地区）的情况为基准计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2040年（6.6）将是2007年（2.3）的将近3倍。

第六，21世纪40年代初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之大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迄今为止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时所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据我们计算，无论在2007年还是在2030年，日本和意大利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最大（反映为AECI指数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据我们的中方案预测，21世纪40年代初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这两个国家2007年的水平，而届时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高于这两个国家2007年的水平（图1）。不过，中国并不是唯一将面临这一严峻挑战的国家。例如，2030年前后，保加利亚和古巴就将先于中国处于类似的境况（图2）。

第七，随着经济长期较快的发展和老龄化高峰的度过，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有可能在21世纪中叶趋于缓和。这一点可以从AECI指数（趋势线到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在这一时期的走势及其与其他国家情况的比较中反映出来（图2）。需要注意的是，实现这一前景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经济能够在已经高速增长30年的情况下再持续较快地增长40年。换言之，为了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经济问题，我国将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经济增长压力。

2.3 高速老龄化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特殊的快速性（Mo，2002）。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将出现在2016—2038年，期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10%快速上升为21%。发达国家平均需要55年完成的这一老龄化过程，中国将只需要22年（United Nations，2009）。

大量的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高度和过快的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很多权威研究机构的研究都把即将出现的人口快速老龄化作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不利因素（例如：Jackson and Howe，2004；OECD，2005；Qiao，2006）。

以下我们通过分别比较中国和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估即将出现的高速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首先，多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预测普遍都判断中国经济在21世纪上半叶将持续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种长期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尽管如此，特别迅速的人口老龄化仍将使中国面临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人口快速老龄化高峰期（2016—2038年）之后将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高峰期（2040年前后），说明了二者的关联性。如果经济增长受阻而低于预期，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将更大，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也将更大。

其次，和其他主要新兴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征十分突出。据计算，1980年至今，处于相同或相近人均GDP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中国高于所有五大新兴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如果和“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香港、韩国^[9]相比，差距更为显著。今后，随着人口加速老龄化，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这一不利人口条件将更趋不利，到2040年前后特别突出。

再次，21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期，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将有可能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达到相同或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时面临的老龄化经济压力。数据分析显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水平将显著高于所有西方七大工业国（美、日、德、英、法、加、意）以往在人均GDP达到相同或相近水平时的老龄化水平。

综合上述，即将出现的特别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有可能构成削弱未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利人口条件，尤其到21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最为突出。

2.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地区差异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也会很大，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也很大（Mo，2002）。两者并存使人们有理由猜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地区差异也会很大。我们的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猜想。

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的情况与同年世界上人口超过500万人的104个国家（地区）的情况相比较发现，^[10]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显著高于大多数人均GDP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地区），其中许多省区（如重庆、四川等）高出的幅度还非常大。

进一步的计算发现，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属两种类型，协调指数AECI差异很大。绝大多数（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属超前型，包括：重庆（6.8）、^[11]四川（6.4）、安徽（6.0）、湖南（5.5）、陕西（4.8）、湖北（4.8）、贵州（4.7）、广西（4.7）、江西（4.4）、辽宁（4.1）、海南（4.0）、甘肃（3.6）、福建（3.5）、黑龙江（3.5）、江苏（3.4）、云南（3.2）、吉林（3.2）、河北（3.1）、山东（2.9）、河南（2.5）、上海（2.4）、浙江（2.4）、西藏（2.2）、山西（2.1）、青海（1.8）、内蒙古（1.7）、新疆（1.6）、宁夏（1.5）和天津（1.4）。另有两个省市的人口老龄化属同步型：广东（-0.3）和北京（-0.5）。

前面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各国比较时发现，中国面临强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这里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中国多数省、市、自治区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甚至更大。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2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是重庆，其协调指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3倍。

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尤其值得注意。2007年，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中有7个省、市、自治区的AECI指数高达3.2—6.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表明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非常大。今后，这种状况还有可能加剧。据预测，除西藏外，西部其余1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50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都将高于全国平均速度。^[12]到2050年，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平均程度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届时，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0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就将占6个（查瑞传、曾毅、郭志刚等，1996）。

2.5 生育政策选择与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

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弄清我国目前真实的生育水平。然而，人口学家对此有不同的估计（李建民，2009）。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政府和联合国目前都采用这种判断（例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United Nations，2009）。另一种是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例如：曾毅，2006；田雪原等，2007；王谦，2008；美国人口咨询局（PRB），2008）。

有鉴于此，我们采纳以下两个方案模拟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2007—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变动趋势。第一个方案是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最新预测的中方案，该方案设计总和生育率从2005—2010年的1.77略微回升到2020—2025年的1.85，然后保持不变至2050年（United Nations，2009）。另一个方案是曾毅教授提出并模拟计算的“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其中假设总和生育率从现在起到2012年保持在1.61—1.62，然后分段线性下降为2030年的1.50，2035年的1.47和2050年的1.41（曾毅，2006）。这两个方案分别反映了上述两种对目前生育水平的不同估计，同时也反映了对现行政策不变情况下未来生育率走向的不同估计。

另外，我们把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最新预测的（生育率）高方案作为放宽生育政策的上限方案。方案假设总和生育率从2005—2010年的1.77逐步回升到2020—2025年的2.35，然后保持不变至2050年（United Nations，2009）。根据这个方案，我国总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21世纪上半叶的最大值16.2亿人，并继续小幅惯性增长，大大超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的目标。考虑到中国人口的规模压力，至少在目前看来，超过这一方案更大幅度地放宽生育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联合国在其预测中将这种可能性设为（生育率）高方案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下我们采用本文建构的方法和AECI指数，评估通过调整生育政策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模拟结果表明（见图3）：首先，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无论是高方案还是低方案，未来中国都将面临十分严峻的人口超前老龄化。如果目前的生育水平及其未来走向如低方案所估，情势将更为严峻。尤其到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将远远超过2007年时人均 GDP已经达到和中国2030—2050年相同水平的所有国家。^[13]换言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21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之高，将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尚未出现过的（包括目前最严重的日本和意大利）。^[14]

图3 生育政策对2007—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影响

注：*图中为2007年全部人口在500万人以上并有相关数据的104个国家（地区）的散点分布；中国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的人均GDP预测同图1（中方案）。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2009）、World Bank（2008a）、Zeng（2006）。

其次，即使采用“放宽生育政策上限方案”，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超前于经济发展这一前景。

再次，和两个“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相比，尤其和其中的低方案相比，“放宽生育政策上限方案”可以显著地改善2030—2050年（即人口超前老龄化高峰期及前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从而有效地舒缓届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例如，以2007年为基准年计算的204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后一方案（AECI为4.8）将比前两个方案分别降低27%和48%。由此，我们定量地揭示了通过调整生育政策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有效性及其可能区间。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探索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理路径提供了思路和线索。分析表明，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我国2007—2050年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协调性变动的实际路径可能介于前述两个“现行政策不变方案”的模拟路径（折线）之间，而有待探索和实现的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理路径则有可能位于该“现行政策不变”的实际路径和“放宽生育政策上限方案”的模拟路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