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中国后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俄〕斯威特拉娜·格林金娜[1]
马林梅[2]译
一 危机前的中国经济
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长期且成功的改革与发展，6年当中，经济高速增长，GDP平均增速超过了10%，这样的成绩归功于：
——持续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相关协议责任的实施以及早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支持中国高投资，特别是企业和政府投资的储蓄充足；
——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
——非常有利的全球环境。
得益于这些成就，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仅更快地走出了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损失较少。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结合转移支付增加、消费补贴及税收减让的综合刺激政策，在一系列有效的反危机政策的实施下，2009年末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尽管如此，这次经济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效率问题特别严重。
客观地讲，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由资本密集产业导向的增长模式所导致的失衡问题了，这些问题包括：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与出口，而对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关注较少；
·主导产业重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而轻视服务业；
·对能源以及其他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
·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省份的收入差距；
·不同地区在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平衡；
·环境质量改善，喜忧参半。
二 中国面临的关键挑战及需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
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该国正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挑战是如何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持续的成功要求进一步的动力，为需求和供给创造主要的、新的、可持续的来源。另一个挑战就是：在近来已有的成果基础上，不断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体包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努力创造一种资源耗费少，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增长模式；致力于使经济增长更加以人为本；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改进初次收入分配；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及可获得性；扩大社会保障以及运用其他手段减少脆弱性；减少外部失衡。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这些改革旨在实现以下五个互相关联的目标。
1.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更大进展
尽管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其不平衡性和不可持续性。现在，加速由出口、投资及工业导向的模式向国内需求、消费及服务业导向的模式转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主要原因有：首先，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危机后，短期及中期疲弱的全球经济前景与出口需求的疲软使得中国要想获得持续、相对快速的GDP增长，就需要创造出更多的国内需求。其次，在改革的议程上，现在比较突出的是社会问题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而经济结构调整是这些领域取得进展的关键。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为国内需求创造出新的、持久性来源，包括更多的消费、更多的卫生和教育支出、更多的成长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新投资机遇以及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如内地省份、城市等）。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进行结构性的政策调整，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资源输送到新的环境下那些需要成长的部门，而不是那些传统受青睐、表现好的行业。
调整后的经济可能更偏向劳动密集型，在增长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这反过来又会为初次收入分配的改善创造基础。这样的改变要求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修正以往的扭曲——这些扭曲的政策过度刺激了出口、投资和工业产出而严重抑制了国内需求、消费或者服务行业。
2.提高所有部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提高效率可以有很多方式。资本、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定价机制改革会使资源利用更高效，金融领域的改革可以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支持政策创新也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价值链条上，中国出口企业的位置应该上移。开放服务业或者公用事业的一些垄断子行业，让它们进入竞争领域。私人部门的参与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效果不会差于十年前在制造业部门所采取的相似政策。进一步的农村改革，特别是近年来有关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改革，将会提高农村部门的生产力。加强对人力资本创造（卫生和教育）的关注会使劳动力的生产力提高。
3.追求更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和就业的空间转移
尽管议程的中心是为城市化找到一个更为长久、更成功的模式，但是它也包括经济活动的转移，如从东部沿海地区到内地的经济活动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进一步的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会成为支持可持续消费增长的一个来源（“城市人口的消费要比农村人口多，特别是在服务消费方面，城市人口的支出更多”）。更全面的城市化会刺激服务业导向的国内经济，并且会为生产活动、基础设施及住房等方面的投资，特别是那些连接城市中心的投资创造需求，由此所产生的积聚效应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然而，在追求城市化的同时需要关注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人员流动给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带来了挑战（卫生、教育、社会服务、地方公用事业及基础设施等）。但是，相较于这些挑战，进一步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收益更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最近提高养老金可携带性的政策就广受大众欢迎。土地市场、城市规划及户籍制度的配套改革可以进一步刺激城市化并且使之更为有效。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经济转型来平衡经济结构，要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绝对的核心问题是当地政府融资及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
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在过去的30年里，政府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且这样的改变应当持续下去。一些行业需要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要从直接控制或者股份所有权主导转向更多地关注激励、制订适宜的规章以及其他间接治理手段。这些领域包括金融行业、更广泛的服务行业、到目前限制比较多的公用事业部门以及土地使用权等。相反的，在其他一些领域，政府的直接作用需要加强。这些领域包括卫生和教育服务的提供，同时从各个方面减少脆弱性，包括养老金、社会辅助及气候变化适应等方面。
5.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
从三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对经济增长和世界需求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外部环境将不会返回到危机前“一切如常”的状态了。作为一个从开放和全球化中获益很多的大国，新的外部环境将会要求中国在经济增长源泉和模式方面进行大的调整。其次，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作用的增强，包括对外投资的增加，其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将会对全球市场和其他在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中国因素的国家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些日益增强的链接也会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贸易便利的促进产生影响。最后，在与其他国家协同合作方面，中国将会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公共产品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环境问题。
三 转变增长模式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必须强调中国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的规划是很丰富并且符合该国特点的，但是绝不能轻看解决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的困难程度。我们认为，在实现一系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层可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大挑战：由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据我们估计，由于以下原因，2016～2020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将逐渐降低至7%：
——未来10年内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率可能会有所降低；
——由于政策的适度调整，从2011年开始投资对GDP的比率将会稍微降低，2011～2020年资本存量的增速将会大大降低。
有学者预计2015～2020年中国的总体就业率会降低。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仍然是庞大的，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农业领域的技术变革以及城市增加的剩余劳动力（官方的就业统计表明，农业吸纳了超过40%以上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力是其他部门劳动力的1/6）。我们不能不指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增长率决定了就业机会的创造（作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这一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而增长率的提高又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从社会后果的角度来看，农村地区的失业不能等同于城市失业。因此，从中期来看，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社会限制确实存在。
第二大挑战：扩大内需（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的愿望与扩大内需过程中所产生的日益增大的通胀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我们会看到，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商品的短缺会导致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发生。因此，我们不得不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增长指数或者生产者价格的变化来评估通胀的程度。房地产、土地、原料的价格也需要考虑进来——一切为保值而作为充裕流动性投资对象的商品都应当被考虑进来。众所周知，过去两年当中，充足的流动性和较低的利率刺激了中国的楼市价格，特别是在大城市，影响了住房价格并且在存在时滞的情况下，影响了施工价格。在遏制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方面，货币政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能够进行有益的相对价格调整，提高对温和通胀的容忍程度是有好处的。高通胀是扭曲的、无益的。然而，在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相对价格需要改变。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4%～5%的温和通胀并不会被视为什么大问题。将通胀遏制在一个非常低的程度会妨碍必要的相对价格变化。例如，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中国需要提高资源和公用事业的行政性价格。同时，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与农民工资的提高会刺激农村收入的增加，并且缓解城乡不平等，有助于改善初次收入分配。如果出于对温和通胀的担忧而遏制这样有益的发展，那么后果将是不幸的。
此外，我们应当注意，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恢复，原料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预期可能会对中国的通胀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大挑战：低工资工人，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潜在来源，通过充分提高他们的收入可能部分降低不稳定的风险。一些迹象表明，2008年中国新《劳动法》中规定的集体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普遍。20多年前开始的工资部分占GDP份额减少的时代现在可能走向终结了。[3]高工资是迈向消费者驱动型经济的重要一步。由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基于低成本经济的比较优势会大大削弱，这会对其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形成压力。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概将会把自身转变为一个“创新巨人”。但是，如果不发展高新技术、替代能源及最新的原材料，这样的转变就是不可行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幸运的是该国具有这样的实力），而且还需要政府组织将目标付诸行动的管理魄力。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创新发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成功的社会发展为条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中国发现自己的大规模社会改革仅仅处于初始阶段，在没有社会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刺激比大规模的创新发展容易得多。
在实践新的增长模式时，中国领导层可能面临的第四大挑战是：增长的社会福利将不可避免地会使致力于新的政治权力安排的人口群体出现。但是，“在市场经济正在形成的中国，应当长期保持‘强制主导型经济’的特点（艾哈德）。这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中国的现代化驱动，要求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对社会和人口形势的控制等等”。[4]在这样一个15亿人口的大国，随着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的消费模式转变，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倘若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样，“强制性”甚至有可能增强。解决特定问题时保留“手控”的客观必要性可能会对国内形势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就切实需要领导者找到市场和行政机制、自由与“强制”以及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的适当平衡。
遇到的挑战可能还有很多。其中，一些可能来自向新的发展模式过渡的战略中，原则上相互关联的改革与实践步骤的不同步。例如，如果城镇化的增长率与引进的节能技术的增长率不相适应的话，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明显不能实现。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计划，其背后具有复杂性、科学性、彻底性、思想性及谋略性。
第五大挑战：全球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使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总盈余很多，包括中国，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很大，特别是美国，产生了金融和经济风险，包括由于可能的冲突以及为应对冲突所采取的争议政策所带来的风险。
四 中国新的增长模式下俄中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2010年上半年，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额为11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59%。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9%。2010年上半年，俄中两国的贸易额为257亿美元，同比增长51.6%。同时，随着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材料数量的增加，在未来几年内，两国的贸易额还会增加。
在俄罗斯，很多人倾向于认为近年来俄中经济关系采用了一种中心与外围的模式，这种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殖民地的情形：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改变这种趋势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边境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北部省份进行相互之间的投资。
2009年，两国通过了直到2018年的双边合作方案，包括205项双边协议。俄罗斯地区发展部批准了8项合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总额预计为126亿美元，其中，12%直接由俄罗斯联邦预算支出，其余由多家私人开发商投资。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会建设一个工业区、两个娱乐休闲区、一座热电站、一家瓶装水厂、一家木材加工厂、一座铁路桥，其中只有一个合资项目是跟亚极地地区楚克奇半岛的煤炭储存开发相关的。从这些合资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使两国经济合作结构发生一些改变的真正机遇。
[1] 斯威特拉娜·格林金娜，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 马林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3] 14个省市和地区已经提高了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最高的增幅超过了20%。
[4] 〔俄〕弗拉基米尔·波尔加可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