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灵活地办好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1]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创办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二是讲讲怎样创办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一 为什么要创办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1988年1月11日。自从1987年中央决定在广东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后，震动最大的是湖南，很多同志向省里领导提出：湖南怎么办？当时遇到的阻力是“怕”，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对湖南只有害没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省长熊清泉同志1987年10月21日向我交代了一个任务，对我说：你带一个精干小分队到广东考察，任务是三句话：搞清楚广东的改革开放试验区怎么搞？广东搞改革开放试验会给湖南带来什么影响？湖南怎么办？我们于1987年12月27日去，1988年1月9日回，1月11日向清泉同志作了汇报。当谈到广东的改革开放对湖南有什么影响时，我归纳为8个字：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湖南应该怎么办？也是8个字：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怎么样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呢？我提出了五条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建立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早在1987年11月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做了一个决定：湘南的郴州、零陵地区，叫弹性地带。我认为“弹性地带”的提法不太准确。“弹性地带”怎么个“弹”法呢？所以提出在湘南建立一个“亚广东改革开放试验区”，因为完全学广的政策我们学不到。但怎么个“亚”法呢，所以在汇报时讨论的结果是在试验区前面加个“过渡”。这个过渡试验包括了郴州、零陵、衡阳。“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就是这样来的。针对广东全面改革开放对湖南的有利和不利影响，通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达到发展经济、搞活经济的目的；通过过渡区试验地带充分地利用广东全面改革开放试验对湖南带来的有利因素；对来自广东的不利因素，也通过这一地带化不利为有利，把不利冲击缩小到最低限度；通过搞活湘南，发展湘南，来推动湖南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当时创办过渡试验区的初衷和目的。以后由省政府正式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于5月11日正式做了批复。
后来我们又认为过渡试验区不应该只是湘南，因为全面改革开放也不只是广东在搞，而是整个沿海铺开，所以过渡区应该是毗邻沿海的整个过渡地带。建立全国性的改革开放过渡地带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是我国是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不可能同步到位，应该是分区到位。为什么要分区到位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但我们的国情是在宏观上有四大不平衡。第一大不平衡，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同地带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第二是市场的发育程度在不同地带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第三是不同的地区区位条件存在极大的不平衡。第四是各地区在改革的承受力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所以全面的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有一个梯度推进的过程。沿海的改革开放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自然会带来很多的有利条件，也会带来一些冲击。所以在过渡地带进行过渡试验，是属于梯度推进的过程，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理论高度，1988年就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改革》，这个材料拿到1988年北京国家三个部门（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的全国改革开放研讨会上，做了发言，影响比较大。发了简报，送到了李鹏总理那里，送到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同志那里。可见过渡试验区理论得到了全国的承认。
以上是创办过渡试验区的大概过程。
二 怎样办好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怎样办好试验区，从大的方面来讲，还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坚持这个中心。这个问题还解决得不够，现在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是没有以前“以阶段斗争为中心”那么突出，有人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抓就灵，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很难突出这个中心。我们省里曾开展了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的讨论，现在有人说搞错了，是自由化。我说没有错，用生产力作为检验的根本标准，不是自由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的原理，是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怎么是自由化呢？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进一步决定上层建筑，最终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决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毛主席也讲过：看一切政党的政策正确与否，是看它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坚持评价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不是自由化。
那么，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答案只有一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旧的体制非改不行。要发展生产力，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改革旧的体制。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什么没有得到发挥？是什么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呢？是什么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呢？原因在于我们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行。为什么我们建立和运行了几十年的体制和机制不行呢？原因在于认识问题没有解决，从根本的认识上来讲，在于我们过去在理论上、认识上、观点上把社会主义模式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依据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因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所以要改革这种体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种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只能够是单一的公有制，这就是我们过去脑子想的、嘴上讲的、宣传的社会主义，如果有一点非公有制，那就不叫社会主义，谁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还含有一点私有制，谁就是修正主义，就应该打倒，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信条。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观点被推上了极端，家庭副业、自留地也变成资本主义尾巴。当时大寨有一句名言：“劳力归田”。劳动力只能种粮食，不能做生意，不能做木匠、蔑匠、裁缝，凡是不种田的都叫资本主义。轻则批判，重则戴上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后来又有一句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是形而上学？我们翻开五千年的历史，人类从原始社会后期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所有制。现在的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占主体的是资本家所有制，但也有多种成分，在美国的农业中，农民的个体经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一个叫韩丁的，同中国很友好，就是一个个体农民，周总理说过，如果按照我们土改时的做法，给韩丁划分的话，最多只能划一个下中农。社会经济制度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只能看是哪种所有制占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有一种所有制呢？这不是辩证法嘛。所以，这种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行不通的。这种理想化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呢？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这种只有一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怎么管理呢？这种管理体制，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工厂法”，用管理一个大工厂的办法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财政上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劳动力统一调配，工资统一规定等。国家计委就像“大工厂”的计划处，财政部像财务处，亏了是国家的，赢了也是国家的。劳动部就像劳资处，工人的工资厂长管不了，县长管不了，专员管不了，谁管？劳动部管。这就是我们过去的体制，把经济管死了。但也有好处，就是可以高度集中物力财力，把大的工程搞上去。其弊端是窒息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压抑了企业效率，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怎么办？只有改革，其他路子没有！所以我们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讲现代化是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那么，怎样才能在改革开放当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保证方向，保证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正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方向的、保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
（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子，敢于开拓、勇于探索
搞好改革开放试验，要立足于干、不能立足于要。立足于要、两眼向上，就会贻误时机。要立足于扎扎实实地干，灵活变通地干，勇于探索地干。在灵活变通上下工夫，在探索改革之路上下工夫，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子。要不要“要”呢？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单项地要，能变通的就变通，能灵活的就灵活，哪一个问题实在是推不动了，单项地要政策，容易办，要一套就比较难。
那么我们的改革应该抓住什么来推开试验呢？目前，关系到我国改革成败的有两大问题，也是两大难题，一个是计划和市场的结合问题，一个是所有制问题。
就所有制这个难题来说，所有制里面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问题。这个问题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即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建立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这是改革的基本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搞好改革，可以说从1948年由南斯拉夫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匈牙利、波兰也开始搞改革。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改革的效果都很明显，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73年是匈牙利的黄金时代，南斯拉夫产值翻了100倍。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都是从放开市场、放权让利开始的，因为过去的体制排斥市场的作用，不重视价值规律，一放开市场，市场的活力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经济是搞活了，成效也很显著。
当改革从放开市场进入第二阶段需要再上一台阶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困难，为什么呢？放开以后，新的管理方法没有跟上，旧的宏观管理体制不行了，新的制度、办法没有配套，以致出现无序，遇到困难。在这个困难面前，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计划和市场不能结合，并由此出现两个极端思想：①计划取消论，不要计划经济了，搞自由市场经济，东欧的变化就是如此。②取消市场论，退回到搞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提倡至少也要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道路上去。这在理论界争论得也相当激烈。我的观点是：一不能偏，二不能退，偏就会歪，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定不移地根据结合的路子来探索和试验才是唯一的出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结合而是怎样结合的问题。我讲几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观点：不要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画等号。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个观点要明确。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制度论，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机制论，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计划调节、市场调节都看成是经济运行机制、是管理体制，不是基本制度。我是“机制论”者，我认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计划调节、市场调节只是经济的一种运行机制，是调节经济发展的一种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不是基本制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一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大危机，因此，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资本主义要搞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行。讨论期间，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结果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采纳，实行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后来的资本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了两条：一条是有计划，一条是社会保障。法国1948年就成立了计划总署，日本战后也成立了国土厅，它们的战略性计划或政策性计划的实行也都有一定的强制性，从而减缓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搞计划，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变了吗？没有变。那么反过来，我们社会主义搞市场调节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就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敢搞改革试验。
第二个观点，提倡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既要有统一的计划，又要有统一的市场。只有计划没有市场或只有市场没有计划都谈不上结合，所以我们现在要下工夫培育完整的市场体系。消费品市场要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也还很不完善，技术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还刚刚萌芽。我们前一段的改革，强调了放开市场、忽视了计划，宏观管理没有跟上。在治理整顿期间强调了加强计划，加强宏观管理，但要防止出现另一种情况：淡化市场，心理上害怕市场，实践上限制市场，理论上否定市场。商品经济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卖不掉，都是空的。你说你的工厂管理得好，领导班子能力强，就是产品卖不掉，那是白搭！
第三个观点，检验计划和市场结合得好与不好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模式，而是实践，看什么样的结合形式能把经济搞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效益提高，就怎么搞。这就是标准。
第四个观点，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地研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的产业怎么结合。我们讲小一点的范围，就是研究在我们试验区怎么结合，试验区市场怎么进一步放开，怎么进一步搞活，怎么进一步规范，试验区计划管理的特点在哪里？在这方面下工夫、做文章。
改革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要搞活大中型企业，确实很难。我们讲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结底是发挥居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但传统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实现形式不行，这种以大锅饭、铁饭碗为特征的体制不行。通过改革，企业活了一些，但问题也很突出。利益是企业的，80%的留利用在奖金福利上，风险是国家的。利益和风险分家能行吗？把市场的损失转嫁给国家，把计划的损失转嫁给市场，非改不行。
怎么改？我主张实行以下四个转变：
（1）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由直接实现转为间接实现。怎么间接实现呢？就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管理部门所有，转变为通过属于国家的经济组织而不是政府机关控股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所有权。搞股份制，使三权既相分离又相制约。三权当中一个是最终所有权，它属于国家；一个是法人所有权，它属于董事会，董事长是法人；一个是经营管理权，属于厂长、经理。厂长、经理全面负责经营，向董事会负责。董事长任命厂长经理，董事长向国家负责。这样，企业才能建立自我约束的机制。
（2）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由单一的转变为多元的，由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转变为多元经营。这要区别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一般产业，可以通过控股的办法，第二种是基础产业，通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办法，第三种是大型企业集团，可以是由国家政府的资产管理部门，实行资产总承包的办法。第四种是国有小企业，可以进一步完善租赁制，也可以通过转让转变为职工集体合作制等。
（3）国家和企业由行政化、等级化的关系转变为商品货币经济关系。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是照章纳税，政府的利益要实现也要按照价值规律、按照等价交换，用订合同的办法来实现，不能无偿调拨。
（4）企业由两个面向转变为一个面向。现在的企业都是面向两个方面，既面向计划，又面向市场，但乱也就乱在这个地方。以后大多数企业只面向市场，让市场导向，让价值规律决定企业的命运。我看试验区可以在这方面作点试验。新企业一开始就要按新的机制运行。
第二，搞活大中型企业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第一种是要搞活，产品有销路、效益好的下决心搞活；第二种是下决心搞死，产品积压、企业亏损，早死早减少损失；第三种是中间的，能活的尽可能搞活。
以上讲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怎么解决，第二是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试验区要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这个差距还很大，要鼓励、引导、管理。我想国家投入很多比较难，“八五”期间各地区、部门要的规模每一年有15000亿，而国家计委落实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能是8400亿元。
（三）坚持双向开发，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开放也是改革，开放是把我们封闭型经济改变成对内、对外开放的经济。对过渡区来讲，要形成双向开放、双向衔接的经济体系。特别是要狠抓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怎样发展？有以下五点。
第一，要大力增强开放意识。湖南经济上得慢最根本的一条是观念不行。思想放不开，步子就迈不大。
第二，要狠抓环境建设。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必须先行。而我们是滞后的。广东上得快，从环境的角度来讲，我看就是硬环境先行，软环境宽松。道路、桥梁、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走在前面。软环境也非常重要。软在什么地方？主要是这几条：（1）办事效率要高；（2）政策要宽松；（3）企业经营的环境要好，行政干预要少，外资企业要保证其能够按国际惯例经营。
第三，抓结构。我们现在讲深层次问题说得粗一点，一是结构问题，二是体制问题。结构上又有两大问题：一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滞后，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郴州的电就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是加工工业低水平上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的技术设备、低水平的工艺、低水平的产品积压。马家坪小商品批发市场，我看有三个特点：一是廉价，二是面向农村，三是一个推销积压产品的场所。要做到价格低，但又要款式新才能有发展前途。
至于解决结构问题要抓两项，一个是抓合理化，要市场导向，进行调整。一个是抓高级化，抓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现在把依靠科技来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经济建设要转到依靠科技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第四，抓体系。建立外向型经济体系。抓出口产品生产的建设。贸、工、农、技形成体系，形成规模，形成出口产品的规模效益。
第五，下决心创办一批外向型的乡镇企业。要从资金、体制、技术上给予扶持。
[1] 本文为1991年5月在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创办三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原载《过渡试验区探索》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