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内容与结构
本书在研究取向上着重说明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史华慈的思想史方法论。史华慈认为，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特殊的“环境”（situation）的“意识反应”（conscious responses）。但他同时还提示说，一种特定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只能导致一种特定的意识反应，所以思想史家的理想目标，是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个人或团体的意识反应尽可能达到一种“完全”的理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把人类意识反应所由生的真实背景反映出来，二是把人类意识反应的内容条分缕析，并加以描述。[110]具体到本书对留英学人这个社群思想史的研究，就是要反映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描述他们的思想谱系，及讨论此二者间的互动关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一是从辛亥到后五四时代国内社会政治的变革运动，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剧烈重组和扩张运动。因此，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显现出来的是两个面貌：第一，折射出中国以西方为思想资源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第二，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所谓“西方的分裂”之后，而产生出来的新政治、新外交、新思潮等运动。
第二，余英时的“历史的脉络”（historical context）说，可以有效地缓冲史华慈的“刺激-反应”论的负面效果。“历史的脉络”说在方法上，也如另外学者所说的“努力回到最初的‘无知之幕’，一步一步展向未来”[111]，或是“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112]，故笔者的考察从《甲寅》开始，甚至从更早的中国留英学生，如清末的王韬、严复，民初的章士钊诸人的思想活动中，把捉其思想线索，发现从《甲寅》到《太平洋》，其实存在着因“五四运动史”叙事而隐蔽不彰的思想支流。这条支流说明，留英学人对于现代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有一个共通的观念，既注重内政改革，同时又须排除老大帝国自我中心的障碍，努力在国际格局中寻找有利于中国的地位。经过这样细致梳理，就豁显出一条与“五四运动史”思想转折论不同的清末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脉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过去研究中只重视从《甲寅》到《新青年》的思想转折，即从“政论救国论”转向“文学救国论”的问题，而忽视了清末以来留学精英寻求立国之道的思想规划在五四时期继续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甲寅》、《太平洋》中的政治理想是一贯的，如地方主义、联邦主义、国际主义等，延续到了五四运动后的联省自治、修约外交并逐渐汇成一股壮阔的政治思潮。可见，把民初留英学人的政论置于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政论救国的延长线上，思想的“历史的脉络”是极明显的。
第三，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去考察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上的反应，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尝试。实际上，这种近乎“国际史”[113]的研究方法，时下已是方兴未艾。以下三人的研究值得铺垫一叙，因为它们涉及本书的第三种方法论上的认识。张勇进的研究指出，1919年之前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变动，基本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史”的论述所涵盖，但确实遮蔽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思想变化，比如同一时期已发生明显变化的中国对外态度和外交政策，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欧战后期及之后中国群情激昂式的外交和外交目的的一贯性，表达了中国寻求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中国并通过系列的主动外交的行动和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既在战后远东国际体系重建过程中加入了中国的因素，又在实质意义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114]唐启华通过对北洋修约史的实证研究，指出：“北洋修约研究可将中国外交与全球外交及国际法发展脉络相联结，呈现丰富的面向。”又说：“就外在环境而言，北洋修约将中国民族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结合，又与德、奥战败国，及东欧、亚洲、拉美小国合纵连横，走出自己的道路。就内在环境而言，北洋外交虽有政局动荡、北京政府权威有限、中国发展落后等限制因素，但仍有优异表现，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决策专业而有效率。”[115]徐国琦的研究超越国家的层面，而将整个世界视作一个研究结构，即所谓“国际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在20世纪早期的自我及对世界的观念，由此提出：寻求“国家认同”和“国际化”，是甲午以后中国人寻求变革的主要动力和思想主题，即“内部革新，和加入世界共同体的欲望，是理解中国人的情绪、国内外政策、对待世界事务的方法，以及自我意识的关键”；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时刻和历史机遇。[116]作者的研究包括了1911～1919年的思想文化运动。上述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对于解释本书所考察的留英学人社群的国际主义和国际政治观，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规划的现实意义有非常重要的启发。
最后，也是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近代西方所开辟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实际进程和基本规律，成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最具经典的哲学见证。[117]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8]马克思以历史性的语言描述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并预见了在这种世界潮流冲击之下，被侵略国家必定产生“世界文学”的过程。这应该成为我们考察半殖民地中国及其知识精英努力改变国家命运、创造新世界的各种尝试所必须依据的总体性背景。
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和阐释从《甲寅》杂志到《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的思想活动及目标，并与其他社群的思想，尤其是《新青年》同仁思想作一些必要的比较和分析，显豁出五四时期多元思想发展史的又一条线索。本书正题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是对本书研究旨趣的概括。余英时先生说：“五四的思想世界由很多变动中的心灵社群（community of mind）所构成。于是，不仅有许多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规划，而且每一规划也有不同的版本。”[119]简言之，本书的研究论题是民初留英学人构成的“心灵社群”及其思想规划。副题“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则是对本书研究范围的概括，既说明时间的向度，即从二次革命失败至“五四运动”后；也说明了论题的基本范围，即以从《甲寅》到《太平洋》上留英同仁发表的内外时事的评论文章为讨论重点，从而使本书所欲呈现的思想世界结构化。
本书核心材料来自《甲寅》杂志（1914～1915）共10期和《太平洋》杂志（1917～1925）共42期。还利用了其他报章杂志、年谱、文集、回忆录等资料，比较重要的有：（1）报章杂志，如《上海中华新报》、《新中华》、《东方杂志》、《新青年》、《旅欧杂志》等；（2）年谱，如《章士钊年谱》、《严复年谱》、《李四光年谱》等；（3）文集，如《章士钊全集》、《胡适文集》、《李大钊全集》、《严复集》等；（4）回忆录，《曾宝荪回忆录》、《朱东润自传》、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篇》等；（5）留英学人的论著，如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周鲠生的《万国联盟》（1922）和《最近国际政治小史》（1929）等。本书同样重视对二手文献的引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著作：一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史论著，笔者尽可能参阅典范性的著作和观点，以理解留英学人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气候、价值观等；二是英文著作，集中在讨论近代中国国际化问题的著作和讨论近代英国同仁杂志的史著。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七章及结语。绪论为全书的引导，描述本研究的总体背景和基本前提，结语是对本书的观点总结。正文第一章专门讨论人事，叙述从《甲寅》到《太平洋》上的留英学生的革命活动、留学生涯、接受西潮、社群集结，直至归国，面对国家落后和民族存亡，“思本所学以供输于国家”，以言论报国、救国，形成五四时期非常特殊、后人又知之甚少的一个社群。本章强调史实重建，重建的史实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甲寅》与《太平洋》的人事和思想上的联系；重要作者笔名的考证；英国同仁杂志的自由主义思想通过留英学人传播和实践，在民初中国产生一定影响。本章小结指出，《甲寅》与《太平洋》杂志都具有相当浓重的留英学人的背景，以效仿英伦《旁观者》、《爱丁堡评论》为职志，尝试对民国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领域的问题进行理性、深度、独立的评论，力图改变现实，而非迎合现实，以实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文人论政”的抱负。
正文的其余六章均涉及思想的析论，依其内容的特点，分为国内篇和国外篇，各三章，分别讨论留英学人在他们的同仁刊物《甲寅》、《太平洋》，尤其是在后者上发表的关于文化、政治、国际等问题的各种观点，展示他们的思想世界。以下再加以申述：
国内篇
第二章以“甲寅派”中的主要成员系留英学人，讨论他们的思想背景和政治主张。本章实际上可视作第一章思路上的延续，主要从思想背景和政治主张的层面对从《甲寅》到《太平洋》上的留英学人进一步爬梳。他们留学期间正是英国、美国、欧陆政治学和宪法学研究大行其道的时期，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些最新学说，用以指导中国的宪政运动。留英学人的政论的确在民初中国政体转型过程中，在西方宪政思想的宣传阐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政治理想也一度为国内知识界所憧憬。可是这批政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精心打造的政论文的理论逻辑与政治的现实逻辑不能完全契合，“适于学理者，未必适于国情”[120]，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第三章讨论留英学人通过《太平洋》杂志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五四运动史”论述之存在，说明《新青年》及其领袖们创造了一个以他们为轴心思潮或意识形态的“历史环境”。民初留英学人与新文化人属于同一代的新知识分子，其遭遇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人的诸种文化主张是积极响应和支持的。但“五四”以前，留英学人基本是在运动之外的响应，是以“通讯”的方式，而非正式论文，表达他们对新教育、新文化和反孔学的态度和主张。“五四”以后，留英学人的参与性明显加强，争自由运动、社会主义研究、人生观争论等，都在《太平洋》上引人注目地讨论着，并且一度因为“科学人生观”的提出而成为文化界瞩目的一个刊物。因此，本章就是考察留英学人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遭遇中，表现出什么样的思想反应及与“新青年”有何共同之处。
第四章的主角是参与湖南自治运动的湘籍留英学人。“五四”以后，南北议和失败，从此进入南北各军阀的混战时期，国家统一问题，即所谓时局问题，成为包括新文化人在内所共同关怀的问题。中国问题走向政治解决途径，渐成知识分子的共识。留英学人仍然钟情于政治途径的改革，主张吸收西方最新学理，如代议制改造、新宪法原理等，将前期所论述的宪政理论，加以修正和发展[121]；于新环境下，主张以联省自治的方法，促进国家统一。同时，这一时期留英学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开始参与到湖南的省宪运动中去，成为湖南省自治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股智识力量。
国际篇
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外政治思潮对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样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五四”前后中国所遭遇的外部世界的变动，完全可以用国际风云变幻来形容。这个巨大变动是1914年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的结果，军国主义、强权主义给世界政治带来了一次最严厉的教训。但是在残酷的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变动之外，西方有识之士同时呈现给世界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尤其是国际主义，也在战后蓬勃兴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华尔脱斯指出，欧战时期，“有三大理想占据着人们的心头。第一是通过民主制度的成长，而以个人自由代替沙皇或德皇的个人统治。第二是通过民族自决权，而以民族自由代替外国统治，像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加于别国的。第三是通过彻底改变处理国际事务的作法，以维持和平”。[122]因此可见，“五四”前后，国际的现实和理想的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潮，同时向中国思想界涌来，如何因应、辨别及指出给中国带来更新的机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国际篇”即处理留英学人与国外政治思潮的互动问题。
第五章以《太平洋》上“海外大事评林”栏为中心探讨留英学人对国外政潮的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应对战争压力和政局变动，交战国的国内也纷纷发生了社会政治变革，其所造成的社会震动未必比中国小，无论是英国的民主化改革、爱尔兰自治问题，还是美国、日本的宪政改革，以及俄国大革命，对整个世界思想界都极具震撼力。而这一时期，《太平洋》上的留英学人大多仍滞留英、法等国，他们看到了原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内部竟然发生如此巨大变动，而且每一个国家似乎都在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们觉得有义务告诉国人这些发生在西方内部的变革问题，以及变动的原因，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国人从西方的经验中，理解对中国的改革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第六章讨论的是留英学人眼中的东亚国际秩序重组及中国外交的应对之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又一个后果，与中国的机遇直接有关，那就是世界政治格局上列强势力的变化，及战后必须进行的国际秩序重组。欧洲老牌国家自相残杀，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英、法、意虽是战胜国，却已元气大伤，不复战前之盛；战败的德、奥已被排挤出列强阵营；而美国却于战后崛起为世界强国，俄国亦演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分裂和破产，意味着战前列强的“联合阵线”的总体崩塌，原来紧密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也出现了裂缝。这些变化为中国调整外交关系，并于战后重组的国际体系中寻找一个正当的地位，提供了一定的条件。[123]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触觉也很灵敏，他们即依据前述条件，阐述自己对于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主张，其目标在于寻求中华民族自由发展的可能和国际上的平等主权国家的政治地位。
第七章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战争使世界饱受军国主义之害，但同时国际社会民主化的构想已在国际和平主义人士那里酝酿成熟。所谓公理与强权、和平主义与军国主义、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竞争，在战后世界政治思潮中蔚为大观。美国威尔逊总统于战争后期加入协约国，并发表“十四点”和平纲领，宣布民族自决、民主的和平、国际联盟等原则，对战前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发起根本的挑战，同时预示着战后国际体系的面貌和结构将有极大的改观。[124]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留英学人对威尔逊等所代表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且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的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他们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
最后是结语，说明通过梳理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发现“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里面，包括政治途径与文化途径、民主宪政与国家统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内政改革与国际格局之间的紧张，这些张力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为现代中国寻找“立国之道”所面临的难题。
[1]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第6页。
[2] 吕实强：《巴黎和会冲击下国人的反应（1919）——兼论五四运动的本质》，收入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457～497页。
[3]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45页。
[4] 关于早期留英学人的基本情况，参见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21～41页。
[5] 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37页。
[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页。
[7]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1页。
[8]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年：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40～353页。
[9]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第62、316页。
[10] 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第163页。
[11] 孤桐：《太炎题词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
[12]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25～27页。
[1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34页。
[14] 以上两条关于留英人员的派出情况，参见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第239～240页；元青：《民国时期的留英学生与中英科技交流》，《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
[15] 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第19～60页。曾宝荪本人在英国取得学士学位，大约于1917年夏归国，预备投入女学教育，《中华新报》曾为她的归国作简略的介绍，曰：“留英学界人数本无多，而战时来者尤少，女士留学是邦者共不及十人。去冬，伦敦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植物科中得学士者有湘乡曾宝荪女士，女士为太傅曾文正曾孙女。今国史馆编纂太史曾重伯先生女公子也，幼承家学，曾肄业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来英数年，已斐然成器。现方研究英国教育制度，拟于夏间归国后推广女学，是堪为我国教育前途贺。”参见《留英女学生》，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5月7日。
[16] 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第75页。
[17] 萧致治：《从魏源、李剑农到吕振羽——评邵阳三位国际大史学家》，《邵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
[18] 许康、雷鸣、吴文华：《经济管理学家杨端六》，《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9] 李谋盛：《周鲠生教授传略》，《晋阳学刊》1988年第6期。
[20]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第1页。
[21]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年）》，（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22] Y. C. 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台湾有中译本，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台北）枫城出版社，1978。
[23]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4] 王奇生：《中国的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期间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5] 丁晓禾主编《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
[26]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27]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
[28] 〔美〕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9] 〔美〕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年）》，周子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0] 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1] 代表性著作如〔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02；林启彦：《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钱念孙：《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文津出版社，200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2] 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33] 王家俭：《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1876～1885）》，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战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4] 刘晓琴：《中英庚款留学生研究》，《南开学报》2000年第5期；刘晓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英庚款留学生述论》，《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35] 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新月派”骨干中，具有留英经历的，有徐志摩、丁西林、陈西滢、林徽因、邵洵美、丁文江、叶公超等人。其中丁西林、陈西滢加入后期的《太平洋》杂志。
[36] 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但该书涉及留英学人的，仅仅以严复为例。
[37] 萧致治：《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46～53页。并见萧致治《改造中国，需要研究中国历史——李剑农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第46～54页。
[38] 萧致治、聂文明：《杨端六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第158～174页。
[39] 许康、雷鸣等：《经济管理学家杨端六》，《湖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40] 陈友良：《杨端六与罗素——从罗素长沙讲学说起》，《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并参见陈友良《罗素长沙讲学的译员考》，《万象》7卷8号（2005年8月）。
[41] 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编《周鲠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3～16页。
[42] 此两篇文章分别见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第244页；杨静远：《我的父亲杨端六》，《万象》2004年第7期。
[43] 杨静远：《写给恋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页。
[44] 其实，关于杨端六早期活动的情况，杨静远并没有提供更多于萧致治的前举传记文章中的资料，甚至从文章内容来看，她还更多地参考了前面萧、聂合作的文章，她自己曾说：“杨端六这个在上世纪前半叶享誉学界的人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没而成为专业辞书中一个干瘪的条目。作为女儿，我有义务试图将他还原为一个立体的人。但由于专业和个性的差异，又由于我父性好实干，不喜张扬，我对他的了解也很有限。”（参见杨静远《我的父亲杨端六》，《万象》2004年第7期）
[45] 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第153页。
[46] John Clive，Scotch Reviewers：the Edinburgh Review，1802-181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2.
[47] 墨子刻：《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序》，新星出版社，2006，第2页。
[48] 《甲寅》杂志前四期在日本东京出版，第五期以后改在上海出版。
[49]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529～541页。
[50]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第82～155页。
[51] 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50～97页。
[52] Leigh K. Jenco，Making the Political：Fou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Zhang Shizha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53] 关于章士钊与《甲寅》杂志的论文有：浮新才：《章士钊〈甲寅〉（月刊）时期政论研究——以调和论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邹小站：《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杨天宏：《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关于陈独秀与《甲寅》杂志的论文有，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关于高一涵与《甲寅》杂志的论文有，吴汉全：《从〈甲寅〉到〈民彝〉期间高一涵的政治思想》，收入吴汉全：《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第1～19页。
[54] 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37页。
[55] 岳升阳：《启蒙思想的复苏——〈甲寅〉月刊所宣传的启蒙思想》，收入刘桂生、朱育和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56]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
[57] 刘桂生：《章士钊与〈甲寅〉月刊和〈新青年〉》，《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58] 参见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赵亚宏：《〈甲寅〉月刊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出版社，2011。
[59] 杨琥：《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对〈甲寅〉、〈新青年〉等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0，未刊。
[60] 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61] 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62] 郭双林：《论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的意涵及其思想来源》，《晋阳学刊》2012年第1期。
[6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23页。
[64] 罗家伦：《今日之杂志界》，《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
[6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23页。
[6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04页。
[67] 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太平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333～345页。
[68] 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太平洋”，人民出版社，1987，第445～469页。
[69]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太平洋”，第333～345页。
[70]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233、250、296页。
[71]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第260页。
[72] 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280～281页。
[73] 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413页。
[74] 陈友良：《留英学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2期；陈友良：《“甲寅派的政论文”的英美宪政主义背景：以章士钊、李剑农为中心》，收入胡春惠、彭明辉主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第347～358页；陈友良：《民初知识分子与政论——以〈甲寅〉、〈太平洋〉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陈友良：《五四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观——〈太平洋〉与威尔逊主义》，《长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8期。
[75] 邓丽兰、王红霞：《法政学者的宪政诉求——略论〈太平洋〉派学人的宪政思想（1917～1925年）》，《福建论坛》2006年第3期。
[76] 郑大华、王敏：《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77] 〔日〕森川裕贯：《〈太平洋〉雑誌と和平の追求—五四前後における国内秩序論と国際秩序論》，《中国哲学研究》〔日〕，第24号，“佐藤慎一教授退職記念特集”，2009年11月。
[78] 傅国涌：《重返五四，厘清误区》，《时代周报》2009年4月30日。遗憾的是，作者虽意识到《太平洋》杂志的重要性，但没有对《太平洋》杂志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探究。
[79] “领导性论述”（leading discourse）这个提法，来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译本序”，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3页；“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个提法，来自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第184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
[81]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232页。
[82] 王韬：《变法》，收入朱维铮主编《弢园文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3～14页。
[83] 朱维铮：《弢园文新编·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5页。
[84] 〔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第196～211页。
[85] 〔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218～226页。
[86] 林启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复的国际政治观：参战思想分析》，收入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318页。
[87] 杨天宏：《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92页。
[88]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12页。
[89] 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第186页。
[90] 孙中山：《与留法学生的谈话》（1919年11月），《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165页。
[91] 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第58页。
[92] 叶隽：《〈留学史丛书〉总序》，见《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第3页。
[93] 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94] 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第51～54页。
[95]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第18页。
[96] 章士钊：《按〈欧美教育之进步及其趋向〉》，《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0日）。
[97] 《杂志界之明星》，《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3月4日。
[98] 学者是这样界定“文人论政”这个说法的：“文人论政是近现代中国报刊的特征，一方面延续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另一方面代表转型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他们莫不希望建立现代‘道统’，促进和监督权力中心的‘政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参见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8页。
[99] 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
[100] 地雷：《愿公等先为国计可乎》，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365页。
[101] 地雷：《齐人莫如我敬王》，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第362页。
[102] 章士钊：《编辑部宣告》，《章士钊全集》第2册，文汇出版社，2000，第150页。
[103] 端六：《战争与财力·序言》，《甲寅》1卷6号（1915年6月10日）。
[104] 汪兆铭：《通讯·外交》，《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第3页。
[105] 记者：《通讯·外交》，《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第4页。
[106] 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London，Macmillan，1991. p.37.
[107]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第630页。
[108] William C. 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The China Quarterly，（150），no.2，1997，p.437.
[109] 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New Yo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6.
[110] 史华慈：《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入许纪霖、宋宏编《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修订本），新星出版社，2006，第1～16页。
[111]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北）14卷4期（2003年12月），第89页。
[112] 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2页。
[113] 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其理论经过入江昭（Akira Irira）等著名历史学家的发展和实践，已日渐成熟。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的对象；同时，它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是从人类的梦想、抱负，或其他形式的意识表达方面，探讨外交关系和国际事务。入江昭的理论阐述主要在以下二文：Akira Iriye，“Culture and Pow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79）；and“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1989）.
[114] 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London，Macmillan，1991. pp.2-4. pp.187-190.
[115]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548～549页。
[116] 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New Yo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6-11.按：这里所提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概念，下文将详细介绍。
[117] 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第29页。
[1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119] 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收入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98页。
[120] 章士钊：《储年版亚心函》，《章士钊全集》第3册，第499页。
[121] 对于“代议制改造”问题，本书放在第五章第四节中讨论。
[122] 〔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汉敖、宁京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32页。
[123] 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20，p.190.
[124] 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20，pp.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