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岭南越人的早期航海活动

百越民族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的古老民族，一般认为，新石器时期分布于南方各地的原始居民即是百越的先民，商周秦汉时期，百越民族各支系散居于今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越南以及云、贵、湘、鄂等南方各地部分地区。

百越之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11]百越包括许多支系，因而号称百越。百越的分布，《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2]交趾郡范围在今越南北部，会稽郡范围在今江苏南部和浙江西部、北部。由此可以断定，从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形圈内，是百越民族最集中的分布区。而与上述地区相近的安徽、江西、贵州、湖南、云南等地也有百越分布。

百越中最重要的一个支系是句吴，句吴又称勾吴、攻吴、吴等，其名称首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在西周及春秋时期，句吴作为越人一支强大的支系，与地处浙江的于越并立于世，称雄一时。其地域范围大致分布于今苏南、皖南和浙北一带。

于越是百越民族中著名的一支，是出现时间较早的一支。《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40）“于越来宾”。于越至允常时逐渐强大，到勾践时国力昌盛，越国从而崛起。其地域范围以会稽（浙江绍兴）为中心，分布于今宁（波）绍（兴）平原、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金（华）衢（州）丘陵地区。

东瓯，《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瓯居海中。”郭璞注：瓯“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瓯在岐海中”。此外，《逸周书·王会》提到的“东越”“瓯人”“越沤”等名称可能也与东瓯有关。汉惠帝三年（前192），东瓯立国。其地域范围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温州一带是其分布中心。

闽越，《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周礼·职方氏》载有“七闽”等。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前，闽越王无诸统治的闽越政治组织已经形成，秦统一后，“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其地域范围大致分布在今福建省、台湾地区，旁及今江西东部。

其中分布在岭南的越人是南越、西瓯、骆越。南越，《史记·南越列传》载：“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秦末汉初，秦将赵佗在南越境建立南越国，以广州番禺为国都，势及今广西地。南越分布地域以今广东全部为主。春秋战国初，其北境可能达到今湖南、江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西部可抵今广西东北界，东部达今闽粤交界地区，南至珠江口沿海地区。

西瓯或称西呕，《逸周书·王会》载商汤时伊尹受命令贡方物，正南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其中的瓯、桂国等大致与西瓯有关系。此后的《史记》《淮南子》等对西瓯都多有记载。西瓯分布的地域，《汉书·两粤传》说南越其西“有西瓯”，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海中，郁林郡为西瓯。”一般认为，西瓯人主要分布于今桂江流域一带，其地大体上包括秦的桂林郡，亦即西汉时期的郁林、苍梧二郡。

骆越，《逸周书·王会》有“路人大竹”的记载，《吕氏春秋·本味》有“越骆之菌”之载，这里的路人、越骆当指骆越。骆越的地域大致包含今广西南部，越南北部、中部及海南岛等地，即汉代郁林郡的南部、交趾、九真、日南郡和儋耳、珠崖郡等地。西瓯、骆越分布在岭南西部和云贵高原边沿的广大范围内。今广西和海南两省区全部，贵州、广西、湖南三省区毗邻结合部，越南北部都是西瓯和骆越的分布范围。

中国最初的原始航海活动，可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开始。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已懂得了“木浮于水”的道理，开始制作最早的船舶——独木舟和排筏，在天然河流上航行，独木舟的制造和利用，是中华民族走向江海的第一步。北京大学陈炎教授认为，在我国海洋文化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有两大文化系统：一是北方滨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二是南方滨海地区的百越文化。“龙山人和百越人，创造了上古时代卓越的海洋文化”。[13]

百越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为以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准备了条件。越人制作竹、木筏及独木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人时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一件陶制舟船模型，在第三、四文化层中还出土了六支木桨。桨柄和桨叶由一块木料制成，形如柳叶，造型考究，经碳-14测定距今约7000年。有桨必有舟，而舟应出现于桨之前。河姆渡遗址虽未发现舟，但出土了一件“夹碳黑陶舟，它两头尖，舟体呈梭状半月形，底部微翘，极似独木舟”。[14]此舟虽然是陶舟艺术品，但再现的是当时的造船文化，显然它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所造所用独木舟形状的艺术写照，陶舟和木桨的出现，表明百越民族在7000年前就已进行了水上航行。

类似木桨在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也有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木桨，表明四五千年以前，江浙等地区的越人先民已经可以制作筏或小舟以及划船用的木桨。此外，在湛江沿海地区也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独木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是海上交通发展的标志，说明当时独木舟已成为岭南地区的水上重要交通工具。

《易经·系辞》曾载：“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这说明中国制造独木舟已有悠久的历史。《易经·系辞》在记载尧、舜、禹时代时亦说，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可见当时近江沿海的中华民族先民制造独木舟，操桨划舟行于水上已很普遍。

岭南临海，其南尽南海之利，西临中南半岛的独特地理优势，成为我国早期发展海外贸易的主要地区。岭南越族一向擅长舟楫，《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广西漫长的海岸线上有无数的天然良港，具有发展海上交通的优越条件。因此，早在远古时代，岭南越人就得利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具备善于驾舟航行的特长，开始在海洋上航行。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越人就已在合浦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繁衍生息。1957年和1978年在合浦县环城乡一带，出土了石锛、石铲、石礰和石戈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15]。石锛是我国百越文化的特征，而百越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越人，这些出土的石器可以证实，最晚在新石器时代，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瓯越人，就已在合浦沿海地区披荆斩棘，用自己辛勤劳动开发了合浦沿海地区。岭南越人自古善于造舟、航海，此时的越人已经开始了航海活动。《越绝书》谓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6]《淮南子》亦记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是越人擅长驾舟航海的生动写照，越人在“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基础上，开创了航海活动。而处于南流江下游的故城旧州至廉州镇的河口，以及今北海市区的港汊、泻湖，最早成为当地独木舟寄碇之所。港口的产生和发展，显然是当地人民长于海上生活，充分利用当地具有出海方便的地理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活动的日趋频繁，在与海外各国不断交通贸易往来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到岭南沿海活动和捕捞的南越人，就曾在海湾的石壁上凿刻岩画。如1989年珠海市南水高栏岛发现的宝镜湾岩画，长5米，高29米，内容为用线条刻画出人、船、蛇、鸟、波浪纹等。这应当是对岭南古越人渡海活动的艺术呈现，是岭南越人“习于水斗，便于行舟”的具体见证，可见早期的岭南越族先民就已凭借自制的航海工具进行海上交往活动。

《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经略岭南，意在“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而犀角、象齿并非岭南所产，大都是舶来品，显然是与海外交易之物。所以，日本中西交通史专家藤田丰八说：“交广之珍异，似为其本地所出，然此不过对中土而言的结果，多数珍品实由海上贸易获得的，”[17]这些舶来品是岭南越人长于舟楫，擅于航海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说明当时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因此中原人才知道岭南有这些奇珍异物。此时岭南的水路海外贸易更为便捷，故吕思勉先生曾指出：贸迁往来，水便于陆，故南琛之至尤早。[18]可见在秦汉前，合浦沿海一带已有海外贸易，原始港口已在这里出现，足证岭南与海外的贸易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