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思想界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从它酝酿和发出幼稚的呐喊声起，就始终作为宗教及其所信仰的神本主义的竞争者和斗争者而存在，并同时对后者的统治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从此，人类所从事的各项革命事业和各种改革工程莫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现实化而进行不懈地社会实践，这些实践最明显的特征即对宗教及其世界的叛逆。随着这种叛逆所导致的社会制度逐个变迁和文化成果及利益收成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趣、热情和信心终于不可避免地使神本主义的光环暗淡下去，并且使其在人的记忆中和行动中搁浅，多样性的现实生活鲜活地替代了单一性的抽象生活，从而使人的目光全部关注人类本身。由此，从一定范围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发展史就是逐渐远离和摆脱宗教及其世界的发展历史，也是人类逐渐树立自身信心的发展历史。面对这样一种历史，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相应的观点：比如，哲学以理智为基础，宗教以愚昧为本质，宗教和哲学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彼此只存在对立关系；人只有走出宗教世界，彻底割断同宗教的关系，才能自由，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些观点中最为本质的表现是：把宗教思想下的人同人类中心主义下的人截然分开，并以黑暗和光明、愚昧与明智加以区分，使二者之间丧失任何可能存在的关联和过渡。

事实上，早期人类世界是神话的乐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自己有了对自身的思考，哲学和宗教先后诞生于人类神话的后花园。在古希腊时期，除了偶有的几次例外（比如阿那克萨戈拉流放，苏格拉底之死），哲学和宗教在后花园里相处得还大体融洽，能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支配常人的思想，一个左右智者的头脑，并且在智者的头脑中又常常是合二为一的。但到了中世纪，寻求摆脱苦难的基督教争取民众的手段显然比追求本质世界的哲学高出无数筹，基督教对现实性问题的回避性解决方式更是哲学无法想象的，于是哲学沮丧地成了宗教的附庸、婢女，可怜地担当着仆人、工匠一样的角色。中世纪是漫长的，在这漫长的屈辱之中，哲学形成对传统宗教近乎仇恨的叛逆心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理一直左右着哲学对宗教的态度；与此同时，传统宗教近乎老人一样的专制和压迫又使这种心理长期化、坚韧化，从而使哲学和宗教的冲突赤裸裸，没有任何文明形式加以包裹。

因此，长期以来，传统宗教及其世界成为哲学所愚弄、嘲讽、批判和打击的对象，进而使早期的西欧革命反宗教的色彩大大浓于反封建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这不仅因为宗教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且还由于它是封建思想及其结构的根基，人们为了建立自身的世界，当然选准了传统宗教这个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

人类的革新不论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其中最根本的变革都是观念的革新，并由此而酝酿出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也即是说，物质世界的变迁是暂时性的，只有精神世界的变迁才是长久的；物质世界的变迁只能满足一时，而精神世界的变迁却能满足一世或几代人。为此，精神世界的建立往往显示出毁灭性，而物质世界的变迁却常常显示出有效的继承性。这在西方近代的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古希腊哲学思想不能说不伟大，最后却是一个暗淡的结局。为此，人们在对其原因方面的探索之中，可以假设出众多的“如果”，在这些“如果”之中，最重要的是，“如果它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形成一个世界结构，肯定不会这样”。然而它没有，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虽然和原始的科学有密切关系，但科学在现实的作用上，却是女神（The Graces）的形态，产生不了实际的效应。与此同时，宗教信仰和朴素的民众却保持着一种近乎原始的呼吸关系，所以在宗教备受推崇的古希腊时期，哲学也只是孤独的山顶风光，而宗教信仰却是人间烟火。如果这一比喻与现实状态相差无几，那么，人类思想世界过渡到中世纪，也就不足为怪了。文艺复兴后，与哲学关联的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改过去只具有女性形象而不会生育的状态，给人类带来了众多的收益，仅美洲的发现这一项就引发了重大变化。可以这样说，以后人类的探索和发现没有一项是得助于宗教及其世界的，宗教及其对世界原理的指导思想已经不起作用了，这样一来，宗教及其世界倒成了居拉斯女神了。由此而来，人们在它惩善扬恶的过程中，当然会激起对宗教无限的怨恨与不满，于是，哲学和宗教的力量对比终于颠倒了位置。宗教一如既往地压制科学，又给自己树立了另一个强大的敌人——科学，并使科学在寻求指导思想方面彻底倒向了哲学，使哲学和科学互为一体，进而使之信念和手段完备，导致了对宗教自身的联合攻击。这种攻击来自结合完美的组合力量，因此更为惨烈和持久。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所进行的殊死搏斗本来就以彻底消灭一方作为根本方式，加上哲学和宗教之间存在的其他因素，这种殊死搏斗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形成了只看到哲学和宗教的不共融性、斗争性、不可过渡性这一面的看法、信念和观点，并由此而淹没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共融关系。然而，既然哲学和宗教共同源自神话，在关注人类大是大非等诸多问题上又具有深层次的同一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因为它们曾经或现在处于恩怨之中而改变，犹如两个死敌一样的兄弟不改变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一样，那些自然的、习惯的、积淀下来的传统关系依然存在。

这些关系，客观地说，被人忽视了，从而导致了人文主义和资本主义空穴来风的错觉，由这种错觉又导致了宗教信仰下的人愚昧无知和人文主义思想下的人绝顶聪明的立论。但实际上，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由此而来的力量、发展本能和由此而来的技能，以及图腾心理和由此而来的智慧，在每个时代都具有难以置信的相似性。两极分化的观点只适合于理论，不适合于现实，哲学和宗教下的分化是如此。

任何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和发展的，任何母体也都包含矛盾，矛盾双方在力量上此消彼长，从而促成事物的发展，最终导致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人文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于神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言，无疑是新生事物，但它们在旧的母体中孕育，与以神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主的母体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从马克斯·韦伯和对时下的伦理争论中可以轻易地找到，但在哲学和宗教战斗尤酣之时，上述观点却很难被人接受。任何较为客观公正的看法都不可能在当事之时诞生，只有经过时间洗礼和空间隔音，在人类淡漠了当时的利害关系以后才可能露出端倪。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大抵如此。

我们知道，再专制的社会虽然可以消失人身、钳制思想，但也不能消灭思想，也即是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思想总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度。思想和物质不同，思想往往能屈能伸，而物质稍有改变则可能变质，思想比物质更具有弹性。在中世纪，思想的压力比任何别的时候都大，但仍不失为思想。这种思想虽然残缺，但如全能的上帝一样，也是一种全面的东西，起码人类必须面对当时世界图景的繁荣昌盛的事实。所以，除却那些主导思想之外，还具有非主导的思想，这些思想以思想碎片的形式而存在，它们先是主导思想的附庸，后来逐渐变成不和谐的声音，变成异己的力量，形成了否定的方面。由此，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哲学的生存之根扎植于宗教之中。

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结构是物质—人—神，不论它们对神做何种处理，但总是一个终极概念，具有至上性；人是一种中间物，合于自然的思维逻辑，不可能加以重视；而物质则显然是低下的。这样一来，人这中间物只能趋从神，而不可能趋从低下的物质。中世纪神学的结论也是如此，在诸如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等问题上，它同古希腊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的差异基于它们所引发的后果迥异而夸大了。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结构也同样如此，所以被后人称作“形而上学”。英国经验论以后，哲学的结构有所变化，但如果从其论及的内容来看，就存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嫌疑，并且神界已经明了，唯有人界含糊朦胧，因此，承认明了而从事含糊也就是一种当然的选择。所以，结论很简单，即哲学的结构和容量基本由宗教所造成。

本体论证明所蕴含的逻辑往往只对信仰的稳固有用，却常常与现实背离。也就是说，传统逻辑及其运用在现实中走入谬论和死胡同，因此引起经验方法的勃兴，常理的追求在非常理错误之处反其道而行之。事实证明，经验方法并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方法，但在当时，由于传统方法的无能而使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可见，哲学手段的诞生多少符合失败乃成功之母的道理。这种道理如果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就应该对失败予以某种肯定，从而使成功和失败产生一定的关联。

人文问题的关键是人的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的伦理问题。毋庸讳言，宗教下的伦理关注精神性一方，因而出现某种空洞的教条；哲学下的伦理较注重物质和精神的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如果人们生活在其中时间过长，又容易导致只重利益的倾向，为此又会产生一种倡导近乎宗教伦理的做法。可见，人的精神世界和宗教总有某种关系，就伦理本身所具有的说教性、劝谕性而言，伦理精神也具有宗教的色彩。低下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未来主义都具有宗教的偏执和执着。因此，如果人的精神世界要保持某种单一性，尤其是纯洁性，就往往会和宗教殊途同归。近代许多优秀的哲学家所表现的宗教情结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人类思想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性，由于共生也就有一定关联，这种关联或是互生、共融、重组，或是排斥、分崩离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总是关联着的。在西方，当宗教的火焰气息奄奄之时，哲学形而上学也日渐呈现出虎头蛇尾和终结势，这是否是唇亡齿寒，就不得而知了。

在历史上，解决人类最大的困难，向来是以一种革命式的外在方式而进行的，哲学解决了宗教造成的困难；而在古罗马时期，宗教却解决了哲学面临的无法让人在有限的生产力面前整齐划一的困难。

哲学和宗教总是致力于人与人、人和人自身的关系缔结，尽管它们的缔结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努力是共同的。哲学的缔结有其开放性，而宗教的缔结却拥有封闭性。所以，从时间的脉络上看，两者优劣自分，但这种区分并没有光明与黑暗那样明显，并且两者共同于时间脉络上占有人类发展的位置。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不存在某种合理的演绎。

像任何人类理想的发展经历一样，宗教世界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完满性总在前期表现出来，现实性表现于发展中期，在其衰落过程之中，则显示出它的丑陋性。这种丑陋性被哲学和科学刨根问底地揭露出来，它的窘境也就来临了，它的任何拯救自身的努力都使自身陷入哲学和科学所布下的陷阱之中。

然而，宗教及其世界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它们深深影响着人的世界，有人将西方文明圈定为基督教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第一项遗产是人人平等问题。人是上帝的子民，除开上帝这一父亲，人与人之间并无根本的差异性，这容易生成在自然方面人是平等的观念，而差异性则来自后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如果把上帝除去，人具有共同性的一面显然是主要的，而差异性则被看成是次要的，并时刻受到共同性的挤压。或者可以说，基督教是基于自然的共同性，努力导致人的社会的共同性；而哲学和科学则是基于自然的共同性，努力使人在社会方面走向差异性。这两种努力的结果当然不同，前者塑造一个单一的社会，而后者则塑造一个多样的世界。但后者在社会的规范方面有时是单一的标准，从而导致了人人平等在现实中的不可能性，而宗教显然不存在这样的背景。当哲学和科学倡导提高人的素质，倡导人的全面发展的时候，这不可否定地是在人的社会共同性上做努力，也即是致力于人的发展来形成一种共同性。因此，哲学和宗教的社会目的殊途同归，只不过哲学是高一阶段的努力罢了。

第二项遗产是权力分配问题。就是在宗教势力鼎盛之时，权力也被分为皇权和神权，这两大权力构成中世纪权力之争的主要方面，它们之间彼此渗透、关联、排斥和斗争，因此二者之间也就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和互控关系。在皇权方面，又存在着一个分权问题，尽管这种分权很不健全和规范，但多少影响到以后的权力制衡理论和现实，这在英国光荣革命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第三项遗产是社会保障和稳定系统，这是社会正常化最重要的因素。在基督教世界里，这个系统曾经为维系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避免骚动做出过无法替代的贡献。进入资本主义以后，基督教世界所承担的社会福利事业也发挥了作用。

第四项重要遗产是人的天职问题。主张利他主义也罢，主张利己主义也罢，要想避免矛盾和极端，仅靠自身的良心和私欲的规范显然是乏力的。于是外在的标准——天职就成为一种盖顶的规范。这样一来，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谋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就很容易在天职之下趋同。进而即便在财产来源上不同也不会导致过分的财产拥有上的差异，并在二次分配上社会财富趋于合理。这就生成了一种观点，即狭义上的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在广义上都是社会财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可以抑制由于嫉妒导致的长期的红眼病。所以西方作为人之趋同的根基，往往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而是精神和信仰上的。

第五项遗产是人作为存在物的时间和空间分配。在时间上，人把自己的一生分成自身存在和社会存在两个部分，当自身存在达到一定分量，就会当然地推向社会存在，这一点为西方人摆脱对小家庭、大家庭的依赖，摆脱裙带关系、宗派主义，摆脱狭隘的心胸、乡土气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对，在空间上的存在也分为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个人空间的排他性、秘密性与社会空间的共融性、公开性分野明显，这为以后人与人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第六项遗产是合理的生死观。生存和死亡都是自然现象。生是有限的，多样的，但总免不了面对无限的、单一的死，因此，生死之间的道德伦理就变得自然而又重要。这为人正确处理名誉和财产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法则，用不着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

第七项遗产是人世间的各种配置。在人的方面，人虽有才智、能力的差异，并由此而有职责之分，但并不妨碍把所有由高到低的工作看成是一种职业，由这种职业感很容易产生权利的观念，这就为底线的道德和义务奠定了基准。在世界方面，物质世界（自然）——人类世界（文明）——归宿世界（神界），有序排列并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共同趋同，在神界齐一，因此人们很容易同自然、他人和超念世界产生一种荣辱与共的休戚关系，并把自然看成是自己的重要部分；在人类世界中，其各项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界限，并在定位的方向下与别的部分发生关系，从而杜绝了盘根错节之嫌疑，比如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八项遗产是整体价值取向问题。在基督教世界，价值取向是以物质换精神，来获得救赎，可见具有某种向上性，这种向上性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精神具有至上性。当人们陷入精神换物质的向下性陷阱之时，这项遗产的启示作用就很明显。另外，这种整体的价值取向会让人注重取向的过程，而忽视终点的得失，于是感觉和理智往往演就现实的人。

总之，宗教差不多揭示了人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的人文问题和困难，换句话说，宗教世界里所达不到的理想和目的，将由后来者完成；所达到的理想和目的，将由后者来固定、升华和完形。站在人文的时代延续的立场上，任何休戚相关的东西都由问题产生缔结、斗争和分野。

哲学与宗教休戚相关的基础是人。按照传统的观点，宗教的对象是一般的民众，并以民众的愚昧无知为基础。哲学则以爱智享誉，它的主体是正常的人，并以正常人的理智能力基础。因此，哲学的任务往往是让人具有健全的理智，并让这种理智长久地左右人的思想，以达某种规范。

哲学和宗教的休戚关系至此有了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人本身。诚然，它们对之各有倚重，从而导致了组合样式的区别。

从组合层面，它们又具有很多共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理智的产物，都演绎着各自大家们的气质和智慧。其二，它们都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社会能力在思想上的容量承诺。其三，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人类社会生活或是“社会人”提供一种理想模式，进而达到对人的个体性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其四，它们只有在人生活在其中是否幸福和安宁的基础上，才有可比较性。

显然，哲学与宗教在本质上具有某种关联性。诚然，这种关联性是在哲学和宗教的紧张关系冷却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达到的，但这并不妨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当今传统与现实的争论时期。

通过对近代哲学家思想的大量考察，表明这么一个事实，即文艺复兴以后的思想对古希腊哲学精神的回归只是表面的，而其根源却在宗教主导的封建社会母体之内，因而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具有由宗教而来的嫁接性。即它们表面是对古希腊哲学精神的回归，而深层次上则是对宗教的批判和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性拓展。

客观地说，宗教及其世界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宗教的形成、发展、定形都包含着从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所有进程中的挑战和应战，挫折和希望，探索和苦恼，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纵观人类历史，人类这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包括正确和谬误，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回避或极端处理宗教和哲学的关系，而在于如何正视和恰当地对待之。

一种精神世界，不论它有多么糟糕，如果它曾让人们平稳生活，自然地度过自己的时光，构成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便会成为一个传统或传统的一部分。由于传统精神深入人心，其影响也就深远。只要精神是连续性的，只要人们怀旧，它便会以某种方式存在或复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衡量当今现实的标准而非议现实。宗教在西方社会里，经常扮演着这种角色，而在哲学思想中它也以某种方式而存在，为哲学所蕴含。

在精神世界中，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是坚固，所以人们打碎世界的努力在后来往往被证明是用有效的继承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