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政治上，阶级矛盾日益扩大，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日益壮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致命的打击，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经济在放任了一个世纪之后，像一匹羸弱的老马，疾患重重且步履维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在美国，大萧条出现了，大饥荒爆发了，人口大面积地非正常死亡，“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上，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桶，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1932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43]

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重创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迹象，一切如初升的太阳般方兴未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从1928年到1937年，苏联实施了两个五年建设计划，迅速积聚实力，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西方世界开始关注苏联，许多经济学家在与苏联计划经济的对比中开始反省自由主义经济出现的问题。1929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弗·曼·泰勒（1855—1932）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强调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大有裨益。[44]英国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1883—1946）也曾用一种嫉妒式的口吻讨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混乱面前的无能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成功，[45]他希望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希望政府——这只所谓“看得见的手”，能够发挥更好的调控作用。当时，经济学家凯恩斯还专门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强调自己的观点，在信中他对罗斯福说：“您已经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委托人。”[46]这里的“明智试验”指的就是当国家陷入危机与疾病，一般性的“自然调节”已经不起作用时而采用一种新的经济实验——国家干预经济。可以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从客观上给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参照系，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平等美景的勾画不时地刺激着资产阶级世界体系的神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取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利用生产手段占有他人劳动的客观条件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最终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更给一直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华尔街股市风暴、银行倒闭、金融家自杀、工厂关门、学生休学、贫困来临，美国退伍军人为了得到500美元的“补偿金”在华盛顿精神涣散地示威游行，许多美国人为了得到基本的温饱到处流浪，许多妇女整夜在街头、桥洞露宿，有的甚至饿死、冻死后许多天才被发现……中产阶级仿佛一夜之间蒸发了。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47]。面对危机，胡佛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是，胡佛政府无法摆脱甚至加剧了经济危机，他的失败给罗斯福执政提供了新的契机。

1933年，史上任期最长、颇有魅力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新政”为应对方式，赢得了美国选民，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执政以后，采用了国家调控、计划干预的做法，通称“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绝处逢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不管是工业还是经济总量都稳居世界第一。它有效地缓解了发生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也有效遏制了起源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蔓延。明显地，罗斯福新政带有凯恩斯理论的痕迹。1936年，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为福利国家的兴盛提倡国家干预主义，特别是国家计划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其宗旨正是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拯救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而且还注重从政治方面解决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当时，美国劳工并没有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和实际上的契约自由，资本家则组织起强大的控制和管理体制对付劳工。这种劳资谈判地位和能力的巨大不平等成为罗斯福新政时的改革重点，《全国工业复兴法》对于缓和劳资矛盾、复兴工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罗斯福甚至把工会与资本家的谈判桌都请到了白宫，这无疑实现了美国人关于平等精神的梦想。

罗斯福新政使福利国家的理论变成了现实，他主张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介入到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来，如限制绝对垄断，调节过分竞争，消除绝对特权，更为公平地分配收入等，但却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48]他认为“自由主义”这一名词已经被滥用，甚至以往属于这个名词的观点现在常常被称为“保守主义”。现在，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出现了妥协，自由主义已经承认了“最低限度社会福利可能有正当性”[49]。

20世纪70年代，以社会福利保障为主的美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再次陷入危机之中。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OPEC）为了反对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将原油价格提高了3倍多，之后随着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原油价格一路飙升，石油价格的暴涨引发了西方经济大衰退与经济危机，美国发生了经济大震荡，经济赤字、通货膨胀，再加上庞大的福利开支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对“福利国家”感到失望。福利保障并没有成就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相反，还出现了许多由此而引发的“福利病”，工人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反而受到了打击，婚外私生子增多，单亲妈妈数量增多，犯罪率明显上升，有的人甚至明明可以去工作却依靠福利生活，这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福利负担……看来，“福利国家”与约翰逊总统幻想的“伟大社会”破产了，经济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问题也依然十分严重。

因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苦果与福利政策的失败，在西方国家，不光自由主义主流派，连传统上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派别与理论家也开始反思福利国家、经济平等的弊端。例如，曾经在与凯恩斯论战中败北并主张依靠市场自发秩序的哈耶克的思想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英国的工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传统的社会平等政策，更多地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又如，一些传统上一直批评自由民主主义、倡导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些学者也大谈福利国家造成的“无法统治”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恐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时期，力量对比中工人处于劣势，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西方社会舆论明显向右倾斜，要求改革福利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都采取了减少国家干预、改革福利保障制度的措施。

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日渐衰落，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越南战争成为美国自由主义衰退的催化剂。越南战争在政治上与道德上无法取得美国人民的赞成与理解，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造成了美国价值观的空前混乱，大大削弱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当时，几乎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所有抗议活动的自由主义者新左派认为，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美国应该进行自我反省。然而，他们对美国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攻击引发了共和党的新保守派的不满与愤怒，新保守派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不容置疑。

这段时期，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成为难以解释清楚的理论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合格的自由主义、假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楚，存在着关于自由主义各种各样的争论。自由主义是否与经济增长、是否与资本主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成为争论的两个主要论题，甚至出现了许多截然相反甚至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例如，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甚至需要牺牲有可能缓解失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这是不是自由主义？反对增长与国家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一贯立场，但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集中国家权力、增长国家经济总量的经济政治政策其实又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立场。结果是政治家们与以前相比更不情愿把自己等同于“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而是出现了某种联合的立场。例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在人权方面似乎持“自由主义”立场，而在强调甚至以牺牲得到改善的福利计划为代价来平衡国家预算的重要性方面则持“保守主义”立场。英国情况也是如此，如在新闻审查问题以及移民问题或政治程序问题上，工党政府似乎并不比保守党更加“自由主义”，而且，工党已经变为左翼；工党里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脱离了工党，组成了社会民主党，并且声称社会民主党现在扛起了真正自由主义的大旗。另外，新自由主义者和老自由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一场新争论。被称为“老自由主义者”的沃尔持·蒙代尔（Walter Mondale）等承诺要强化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调控角色，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言人格雷·哈特（Gary Hart）则反对新政态度，认为那些态度不适合需要以更灵活的且区分对待的途径来对待产业政策的国家。总之，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基本政治理论，其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解释力量的神话。[50]

就在自由主义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的危急时刻，1971年，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正义论》的发表成为新自由主义崛起中最重大的事件，它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复兴，罗尔斯用理性选择的新方法赋予传统的社会契约论以新的活力与含义，以宏大的理论框架将自由主义置于洛克、康德的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对自边沁以来构成自由主义基石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强烈批评。可以说，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出现的一次次经济危机，罗尔斯通过比较严密的逻辑论证，一方面给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提供了比较好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现实应对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有力措施，对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有限度的调节和处理，目的依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罗尔斯的《正义论》把自由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自由主义焕发了新的活力，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复兴阵营中的领军人物。但是，罗尔斯的理论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新右派与新左派都指责他顾此失彼，新右派认为他过分地强调平等已经侵犯了人们的自由权，新左派则指责他更关心自由而疏忽了平等。

面对理论界的这种混乱局面，德沃金认为，首先应该通过研究和分析，确定哪一个立场有助于更新颖、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然后通过为自由主义者形成一个新的当代计划而重新组建自由主义阵营。遗憾的是，直到1985年德沃金的《原则问题》发表之际，“这些研究和理论仍然尚未产生，新计划也仍然未见踪影”[51]。

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德沃金平等思想的诞生。作为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名学者，德沃金努力要走一条独辟蹊径的、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第三条道路”，德沃金是这样解释的，许多政治家如今热衷于赞成一种介于过去左派和右派的两种僵化态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52]但它们只是新的称谓，正如那些批评家所批评的一样，是“一些缺乏实质内容的口号”，德沃金认为这种批评大致上是正确的。德沃金要做一些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变，他想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对“有关平等和责任”做一个完美的说明，他要走的是一条与老一代的平等主义者和新、老保守主义者的错误选择所不同的、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不同的、能够使平等和自由都得到维护的“第三条道路”。[53]在这种情形下，德沃金平等思想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