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研究综述_“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QQ阅读女生中文现言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二节研究综述

人类文明的进程一直在经历着人口变动，近代世界各国人口变化却表现出巨大差异，究其原因是由于世界各国在经历着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各国历史时期并不同步，其人口转变期亦不相同。人口变动作为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工业化、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研究因人口变动理论在战后出现繁荣，人口变动理论是以对欧洲国家在社会经济转变的同时发生的死亡率、生育率由高水平向低水平转变的经历的描述与概括为开始的，它经历了历史上许多人口学家的论述与修订。它说明了自马尔萨斯（Malthus）和李嘉图（Ricardo）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讨的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种因果或者说也许是互利的关系（United Nations, 1990）。人口变动论常常将人口变化复杂过程表达得过于简单，而关于它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人口历史）的适用性，引起了大量的争论。[4]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也是研究区域发展问题关注的热点，人口与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正负的相互影响关系，而是可变的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关于人口与经济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大部分是从人口数量、人口迁移、人口结构等方面对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对人口的影响。通过分析国内外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能够深入地认识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与基础。

国内外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西方人口经济学上，其理论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把人口当作经济运行的一个内在变量进行研究，将人口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一关于人口总量变动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人口总量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个地区人口的自然变动影响人口的总量变动这方面出发研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有关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尔萨斯（Malthus, 1766—1834）、坎南（Kanen）、凯恩斯（Keynes, 1883—1946）、汉森（A.H.Hansen）、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梅多斯（Meadows）、西蒙（Julian Lincoln Simon）等学者，他们对人口数量变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5]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观点。[6]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呈算术级数增长”；如果现有的生活资料无法满足巨大的人口规模，饥荒、贫困、战争、疾病、瘟疫等因素就会抑制人口的增长，最终促使人口恢复到平衡状态。[7]因此，马尔萨斯提倡通过晚婚、节育和禁欲等方法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沿袭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悲观思路，1957年，莱宾斯坦在《经济落后于经济增长》一书中，分析了人口增长成为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原因，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要有抑制阻碍因素的“临界最小努力”[8]。1958年，科尔和胡佛发表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文，他们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导致这些国家陷入贫穷状态，因此，必须通过控制人口数量走出这一困境。[9]之后，麦多斯《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将悲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推向极致，他认为世界庞大的人口规模，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世界的资源，未来世界资源将有可能被耗尽，到时世界经济就会崩溃，世界人口也将锐减。[10]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论调中，不同学者有着诸多不同观点。17世纪初，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指出：随着生产者的增多，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多，此时向外输出的商品也会增多，国家所换取的金银财富也就更多。[11]18世纪到19世纪，法国的魁奈阐述了国家强大离不开人口的思想。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会促使消费规模的扩大，能够引起生产与收入的进一步增长。[12]到了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经济大萧条的社会经济环境，凯恩斯也提出了与上述论调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引起经济的长期停滞。汉森也提出了人口衰退引起经济衰退的理论，认为人口的衰退会使劳动力供应不足，引起经济的衰退，促进经济发展最有效的动力是人口的增长。[13]20世纪下半叶，以托夫勒和库兹涅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人口学家伯德赛尔在库兹涅茨的启发下，得出了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结论。[14]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家西蒙在其出版的《人口增长经济学》等著作中，阐明了对于人口发展趋势的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口的较快增长与经济的较快增长相互联系，而人口的较慢增长与经济的较慢增长或经济停滞有关。[15]

劳动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源于人口的增加，人口就业率就会提高，相应的劳动时间也会增加。[16]目前，我国学者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影响的研究也颇多，贺菊煌利用一个带有生命周期假说的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得到生育率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和死亡率下降对经济的影响的结论。[17]何楠运用关联度法，通过对郑州市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分析，发现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源的主要来源。[18]张效莉、王成璋从环境承载力角度总结出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人口数量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承受能力时，经济发展就要受到人口增长的困扰。[19]刘毅、张建梅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对人口数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对经济发展起到较明显的促进作用。[20]

另外，根据纳尔逊（1956）研究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模型，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增加将导致人口增加。当人口过剩时，人均收入便会下降而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此外，Coale和Hoover（1958）提出了“抚养假说”，认为较大的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发展，抚养人口的增加将使更多的家庭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而减少了家庭储蓄。而库兹涅茨等人则认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存量的增加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并可以刺激投资与需求。西蒙从长远角度考虑到人口数量的适度增长以及人口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另外，早在古希腊时期还提出了适度人口论思想。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探讨了一个城邦国家需要多少人口才适于统治的问题。然而，对当代产生实际影响的适度人口理论则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提出的。在《初等政治经济学》和《财富论》这两部著作中，坎南明确地阐述了适度人口的思想。他认为当最大收益点变化时适度人口也随之变化，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只有适度人口才能使社会获得最大收益。[21]继坎南之后，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是近代适度人口理论的又一奠基者。威克塞尔较为清晰地对适度人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人口增长应与经济发展程度和技术进步相一致，发挥一国工业潜力达到最大生产规模时所能容纳的人口即为该国适度人口。[22]20世纪初，欧美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分析人口问题时，普遍将人口总量与经济福利进行联系，来探索适度的人口规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人口学家桑德斯，他认为适度人口密度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口在能够支配的范围内，使居民达到最好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并且适度人口密度取决于应用技术和知识的发展程度。[2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在《人口通论》一书中，将适度人口定义为“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24]。他从动态角度探寻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进而确定了适度人口增长率，同时提出了“实力适度人口”永远高于“经济适度人口”的思想。之后，Bettencourt 等人认为拥有众多人口的城市不仅是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引擎，也是整个城市的主要犯罪源与污染源、疾病源，因此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以适度人口为基本前提的。[25]

综合来看，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形成的各种理论之所以观点各异，关键在于人们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单纯正的或单纯负的关系。[26]

二关于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研究

西方对于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威廉·佩第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论断，以及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劳动时间决定劳动价值”的论述，这可以说是有关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研究的最初萌芽。之后，虽然有许多经济学家对人口质量做了一些研究，却没有形成具有实际影响的理论体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明赛尔、贝克尔、罗默、卢卡斯等学者在人口质量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才形成了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体系。[27]刘洪银采用索罗模型，并在该模型基础上将其中的劳动力变量替换成了人口总数与抚养比的函数，也就是将人口总数与抚养比作为该模型中的一个自变量，这样该模型就能够体现出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研究表明其在人口转型的过程中会影响经济的增长。[28]吴佳伦也通过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29]郭熙保等人研究发现，人口质量对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作用很明显。[30]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他在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做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性质、投资内容、投资途径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思想。[31]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明塞尔通过分析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行为，得出了工人收入增加和个人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人们受教育水平不断地提高。[32]为了弥补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上的不足，贝克尔在其著作中以微观层面为视角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教育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而且重点讨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问题。[33]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了“知识”这个独立要素，并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34]卢卡斯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将人力资本理论与技术决定增长模型进行结合，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阐述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观点。[35]之后，Engelbrecht尝试对25个OECD国家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了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6]我国学者王金营、李天然以OECD中17个国家自1960—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人口规模、质量、年龄结构和迁移分布等方面刻画OECD国家的人口变动轨迹，同时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估计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探索检验了这些国家人口变动各因素和综合因素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等转变的影响及其作用规律。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规模和密度的人口环境下，总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口迁移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抑制作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改变经济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口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预期寿命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和动力，人口老龄化则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37]杨茜通过分时期的数据观测不同阶段OECD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时期，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出生率、劳动力比重、迁移、平均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有的时期这些因素是显著的，但在其他时期又变成不显著。[38]Fleisher等人研究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效率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效率和缩小地区经济增长差异。[39]金相郁等人以卢卡斯模型为基础，使用全国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得出了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正向影响。[40]

欧阳蛲等人基于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加大的同时，更要重视增强人力资本在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物质资本投资与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适应性，以促进经济持续地协调发展。[41]谢呈阳等人在区域关联的视角下，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发现人力资本总量的提高能有效地促进地区实际产出的增加，而其均量的提高能提升地区的产出潜力。[42]

三关于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人口就业结构等方面出发研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不仅有助于解决人口与经济之间的问题，而且是统筹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西方国家于古代就开始对人口结构问题进行研究，1662年，格兰特在《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中提出了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与不同年龄段人口死亡分布之间的规律。到了近代，学者们侧重于从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经济结构两方面来研究人口结构。例如，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探讨了人口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指出了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取决于人的自然变化和移民数量的观点。[43]此后，西方人口结构研究进入现代。Coaler and Banister认为西方学者对于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国家政策的效应，却忽略了各个国家在生育文化上都具有很强的男孩偏向性。[44]Kim Young J.等人的研究认为，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导致了人口的老龄化。[45]Bloom等人的研究认为，第一个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转变引起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第二个人口红利则产生于人们对年龄结构变化的预期导致的个人行为调整。[46]杨万钟从人口城乡结构方面论述了在城镇人口比重高的地区，第一产业的水平较高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不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47]袁志刚等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引起个体提高储蓄，因此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是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48]Pison的研究结果认为，当生育数量和性别只能择其一时，在传统文化中男孩偏好支配下，家庭为实现男孩偏好意愿，会使得性别选择性流产成为其达到目的的重要途径。[49]王德文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受到人口结构转变的显著影响，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转变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正在不断减弱。[50]Stephan Brunow、Georg Hirte通过研究欧盟15国的截面数据空间计量认为，不同年龄结构的群体在区域上的人均产出不同，在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30—44岁年龄段的人口的作用最显著。[51]刘家树对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文化素质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这些指标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自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后，人口年龄结构向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52]郑娜利用人口结构和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3]张晓青利用含有年龄结构系数M 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山东省140个县域单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得出不同年龄组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54]于学军从消费需求角度考虑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5]李魁则着力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因之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居民消费率、净出口贡献率等方面的影响。[56]张新起等人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提升，会明显地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57]黄赜琳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利用1978—2010年面板数据分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发现人口结构演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应，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能够显著地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而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则对其起到了阻碍作用。[58]孙爱军等人将人口结构变量引入到索洛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59]Skans and Oskar Nordstrom通过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区域生产力的影响，阐述了人口失业率对区域生产力有着正向影响的新观点。[60]

四关于人口迁移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有关人口迁移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外研究的学者颇多，成果也颇多。19世纪末英国学者雷文斯坦发表了《人口迁移规律》一文，总结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人口迁移的规律，提出了人口迁移的七条法则。[61]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问题。1938年，赫伯尔论述了人口移动是由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一个人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所引起的。[62]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两部门理论”，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同时拥有落后的农业部门和发达的工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不一致，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63]20世纪60年代，李（Lee）提出了与移出地和移入地有关的正负因素，实际上这是“推力”与“拉力”的另外一种论述。[64]之后，博格进一步发展了“推拉理论”，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对人口移动产生影响的12种推力因素和6种拉力因素。[65]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克拉克和葛特勒分析了美国资本与移民关系，得出了资本增长会推动劳动力往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移动的结论。[66]蔡昉认为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增加了小城镇基础设施和住房的压力，而且由于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一般高于本地人口的文化程度，人才的流失不利于农业发展。[67]李树茁等人的研究认为，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及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导致了人口迁移，而省际人口净迁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因素。[68]李玲认为人口迁移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有利的影响，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人口的迁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城市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进程，使人口素质结构得到调整，推进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69]朱农通过研究发现，日益严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对人口移动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推力，同时工业相对较发达的地区之间更容易发生人口移动。[70]王桂新等人考察了1995—2000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外来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弥补了东部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对东部地区 GDP 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 %。[71]逯进、闵正良利用实证分析得出青岛市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之间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净迁移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72]Cindy Fan研究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为其提供了丰富而又低价的生产要素，大幅缩减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成本。[73]于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的分析，阐述了东北地区人口迁移变化的特点和趋势，同时还分析了人口迁移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74]严善平认为地区经济差距对地区间人口流动水平有明显的影响，流动成本对人口迁移率有非常强的负影响。[75]杜小敏等人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人口移动对各地区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地区间的人口移动相对稳定，人口迁移变动对我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76]段平忠应用经典收敛理论分析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其结论是越是相对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单纯受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越弱；越是相对落后地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越大。[77]毛新雅等人则使用了1980—2010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净迁移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人均GDP增长在过去30年间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区域人口净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推动作用，但力度很小。[78]戴雄祖对人口迁移中的五个一般影响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应考虑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79]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朱传耿、顾朝林、马荣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80]然而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研究的较少，仅限于一个或两个人口普查期间的截面数据，采用的模型有 LOGISTIC 回归模型。[81]

五关于经济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

应该说，大多数学者讨论人口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更多，从经济角度影响人口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王桂新应用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分析了1980年以后区域经济规模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认为人口迁出受经济规模的影响，人口迁入受经济收入的影响，经济规模以及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具有重要的影响。[82]黄苏萍等人利用回归分析等方法论证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收入水平及其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他认为经济规模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主要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入人口需求大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量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引导、定性作用。[83]

从上述有关国内外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可以发现，众多学者都在不同的视角下研究了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并逐步促进与完善了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其理论研究方法为客观认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手段。这些研究既包含宏观方面的分析，也包含了诸多微观方面的分析，或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把人口当作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或是在人口学视角下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随着人口规模、资源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将变得错综复杂。研究区域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从各国及各区域人口变动状态、经济发展状况等指标分析域内人口、资源经济的动态变化与相关关系。

[1]商务部：《2015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同比增42.6%》, 2019年3月10日，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601/20/t20160120_8397014.shtml）。

[2]《“一带一路”数据观：2017》, 2019年3月10日，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www. yidaiyilu. gov.cn/xwzx/gnxw/43662.htm）。

[3]《数说“一带一路”五年数字成绩单》, 2019年4月10日，商务部官网（http://data. mofcom.gov.cn/article/zxtj/201904/48509.html）。

[4]陈卫、黄小燕：《人口转变理论述评》, 《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74期，第51—56页。

[5]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赵菊花：《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述评》,《法制与经济》2012年第5期，第76—78页。

[8]吴连霞：《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 2010年。

[9]梁强：《人口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 2010年。

[10]王学义：《关于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及其启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8—64页。

[11]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3页。

[12]《魁耐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4—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