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凡例》十五则

范泰恒 撰

按：范泰恒所撰文话《经书卮言》因被收入《昭代丛书》，受到后人注意，被多次影印、排印。实则范氏文集《燕川集》中有多种集中论文的文话，其孙范照藜便称其“一生绩学肆力文章”[20]。其文章学著述主要集中在《燕川集》第十四卷中，此卷除了收录《经书卮言》外，另有《古文凡例》十五则，专论古文。另有《关中书院条约》八则，《关中书院条约》是范泰恒于关中书院主讲时所撰院规，与其他书院院规不同，《关中书院条约》内容较为集中，除了末三则分别论述诗学、书法、威仪之外，前五则全部是对学生在文章写作上的要求，体现了范泰恒文章学家的本色。

《古文凡例》凡十五则，主要分为文章学综论与作家论两部分内容。作家论部分论及先秦、西汉及唐宋八家。范泰恒欣赏《庄子》文笔，称其为“奇文之祖”，“自汉唐来，能文之士皆法焉”。虽然后人在客观上多有学习《庄子》文章的，但古代的庄学研究，主要还是子学研究，范泰恒说：“旧评多赏其宗旨，此与腐儒读语录无异。惟吾师任处泉先生评点内七篇，就文论文，笔妙始见。”任应烈（1693—1768），字武承，号处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南阳知府等职。范泰恒受其影响，重视以文论文，即从文章学视域研究经、子著作，其对《庄子》的文章学研究，即源于任应烈的庄子文学研究。《古文凡例》中多有援引任应烈文论观点之处，如对于《战国策》的评价：“独吾师处泉先生谓多偶句是其病处，然偶句亦多峭健。”对《史记》的评论则是其师生两人的意见：“处泉任师曰：妙在突。余曰：亦妙在伏。师然之。”《古文凡例》欣赏西汉文章，称：“西汉诸帝诏古厚可诵。贾、晁、司马文笔古横，卓然特出。匡、董、刘向经术深而气味亦茂。”不喜东汉排偶之文。八家中最为推崇韩愈，范泰恒认为韩愈古文叙事高于议论：“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高处，尤在诸碑志。”对于柳宗元古文，《古文凡例》称赞其“骨力远超宋人，其诸记佳矣”，但也指出其有“句调似赋，少昌黎参差高下之致”的不足，范泰恒以此为自得之秘，强调此点“自来无人道及”。对于欧阳修古文，不同于“自来妄推”者，范泰恒辩证看待其文。既肯定“欧公议论时有韩之变化”，也指出其“奇矫则不逮，且多近俗处”。论者对欧文叙事向来多有赞赏，范泰恒同样肯定其“碑版、《五代史》叙事近《史记》”，同时又以曹丕对刘桢的“不遒”的评语来评价欧阳修叙事文。又称欧文“其铭词不如昌黎之古”，“论赞多平实语，少味外味，亦不如《史记》也”。对王安石文，则褒多于贬，认为其叙事文逊于欧阳修而议论则胜之，“其遒折处，文品尤贵”。对于三苏父子，范泰恒认为苏洵文“老健沉着，应在大苏上”，苏轼论策“笔太直而少变化，气太纵而少停蓄”，苏辙文“近父兄而骨力较嫩”。对曾巩评价不高，认为其“多实语，少变动”。总体看来，范泰恒《古文凡例》推崇先秦、西汉以及韩愈古文，唐宋八大家中，除对韩愈没有批评之词外，对其他诸家皆是有褒有贬。

在文章学综论上，强调以经史子为学文基础，《古文凡例》指出：“学者根柢在六经，识见在诸史。”同时强调叙事为史书的主要文体功能，对于《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等文被公认为叙事之“变调”，“或谓此等尤佳”，范泰恒指出：“凡事有可详者，实叙为上。事迹略而不间以议论，文于何有？”他指出《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多议论而少叙事的“变调”写法，实在是因为传主生平事迹模糊尠少，太史公“不得已耳”，令人信服。在文法观上，范泰恒以为《战国策》已有文章架子：“《国策》以下，间架始立。”（《燕川集》卷十二《书战国策选本》）《古文凡例》认同“文至宋而法备”的既有论点，但同时强调文法只适合作为“中材准绳”，期望由程式化的文法而达文章高妙之境则甚难：“由法生巧、变化从心、随手拈来，自成一奇，此殆天分也。”由于文法程式最终在宋代确定，清代文家重唐宋古文，实则更重宋代。范泰恒则重秦汉，唐文中重韩愈：“近人好言欧、曾，似矣。然不以《史记》、韩文培其骨力，则笔终提不起，亦揉不碎。”对于叙事、议论二体的难易之别，明清以来的论者多谓叙事难于议论，但多不言明原因。范泰恒同样认为“文章之道，议论易，叙事难”，但他在《古文凡例》中陈述了具体理由：“议论之文多应酬，不工尚无关系。”“若上为朝廷作史裁，下为名山藏著述。记事纂言，叙事尤要。”丰富了清代文章学有关叙事、议论难易之辨的内容，其观点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