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捷克共和国而言，口述历史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尽管主要对受访者进行了历史和民族志等方面的实地调查，但对口述资料的研究并没有超出该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实证主义阶段。访谈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可以从人们的记忆中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上，而这些信息被用来说明从档案中收集到的历史资料。目前并没有关于官方“国家”记忆与公众记忆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而关于记忆过程的研究也尚未提上日程。

随着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历史研究出现了新的方向。然而，由于对不可靠的口述资料和记忆的不信任，口述历史的引入受到了阻碍——只有书面资料才是可信的。^[12]现在，其价值已不言而喻，^[13]并调动了大量机构资源。2000年，捷克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at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设立了一个口述历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re）；2007年，捷克口述历史协会（Czech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2008年，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人文学院（Faculty of Humanities of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开设了口述历史与当代史（Oral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硕士课程。2009年，位于比尔森的西波希米亚大学教育学院（Faculty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 Bohemia in Plzeň）也创建了一个口述历史中心，并发行其口述历史期刊《备忘录》（Memo）。

尽管近几十年来口述历史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它目前的主要特征仍然是极端的多样性。当地社区历史学家所做的口述历史项目与大学资助的口述历史研究有很大不同。在基层，口述历史的运用仍然有些初级，旨在收集合适的信息，尽管它具有主观性。此外，在捷克共和国，许多历史学家把人们的记忆当作同时代的目击者叙述（eyewitness accounts）来使用，也将其当作独特的原始资料来使用，它可以帮助挖掘档案中没有的关于过去的信息。^[14]这些口述历史实践的焦点仍然是描述事件，而不是回忆本身的建构问题。^[15]记忆本身的意义是当今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捷克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却很少被提及。在最近有关口述历史发展状况的简要描述中，捷克口述历史协会主席帕维尔·穆克（Pavel Mücke）集中讨论了口述历史的一些“老”问题，强调了口述历史资料的独特性、技术的重要性、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捷克在国际口述历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16]

在概述了口述历史目前的状况之后，我转而论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仍然是记忆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领域之一，对口述历史学家而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将记忆概念化为本质上的集体记忆。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集体记忆”一词实际上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引入的。哈布瓦赫认为，个体通过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对话，以及与“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s）的持续互动来记忆。个体记忆逐渐被融合，最终淹没在群体记忆中，因此“集体记忆的框架将我们最亲密的记忆彼此联系在一起”^[17]。

尽管哈布瓦赫的描述相当模糊，但他的记忆理论仍然塑造了当代的记忆研究。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混淆，或将个体记忆置于心理学领域之外。个体记忆的作用被最小化，甚至被否定。伍尔夫·坎斯坦纳（Wulf Kansteiner）对此评论道：“我们用来表达记忆的语言和叙事模式，甚至是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都与它们所体现的可信性与真实性（plausibility and authenticity）的社会标准密不可分。”^[18]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正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个体记忆这种东西”^[19]。

正如安娜·格林（Anna Green）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历史领域的关注点也从个体转向了产生记忆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她断言，无论这种转变对导致20世纪60年代口述历史运动发展的担忧和价值观念有多大威胁，个体记忆都是重要的，并且有意识的自我有能力对文化脚本或话语（cultural scripts or discourses）提出质疑和批判。^[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