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一）福利态度文献

公众的福利态度是其福利需要的表达，也是社会政策合法性的根本依据（Svallfors，2012）。因此，西方福利国家十分重视对公众福利态度的研究。在文献中，福利态度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对福利国家的态度（welfare state attitudes）和对具体社会政策或项目的态度（Attitudes to social policy/program）。前者大多指公民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总体看法，后者则多指公民对具体领域的政策的看法。本文关注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民意基础，其本质是公众对具体社会政策的态度，即对相关政策措施以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做出回应的一种倾向。因此，对国内外福利态度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能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国外的福利态度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福利态度调查则兴起于2010年前后。^[2]通过国别比较与国内比较的实证研究，国内外文献逐渐形成了三个解释路径。

1.个体自利

个体自利的解释路径认为，个体对福利政策的支持程度受到理性选择逻辑的支配，福利的接受者和潜在接受者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Hasenfeld ＆ Rafferty，1989）。已有的跨国比较研究和一国研究大多支持这一路径的研究假设，发现性别、年龄、收入水平、职业等个体特征均能显著影响个体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通常用政府的再分配支出规模来测量）的支持程度。例如，很多研究发现，失业者、学生、老年人、女性等群体由于更可能成为福利政策的受益者，因而也更可能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福利供给责任（Svallfors，2004；Jæger，2006；VanGroezen，Kiiver ＆ Unger，2009；Wulfgramm ＆ Starke，2017）。虽然个体特征变量也被用于我国的福利态度研究，但这些变量的影响可能和其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对我国弱势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发现，个体境况越好则福利态度越积极（万国威，2015）。

除了被用于解释个体的整体福利态度，个体自利因素也被用来解释公民对具体社会政策的支持度（Busemeyer，Goerres ＆ Weschle，2009；Pfeifer，2009；Guo ＆ Gilbert，2014）。就支持家庭和儿童发展的政策来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等个体特征都对其支持度有着显著影响。例如，教育政策的支持度受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由于较少受益于教育政策，更倾向于不支持增加教育投入。儿童照顾政策的支持度则受到就业情况和性别的显著影响，在职人员和女性更倾向于支持增加儿童照顾投入，老年人则不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老年人更倾向于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对福利的整体态度较为积极），但对一些可能危害到老年人福利的具体政策则可能表现出消极态度。可见，个体特征对其福利态度的影响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政策领域。

此外，因为不同群体可能有迥异的利益诉求，个人自利的解释路径也预示着公众的福利态度可能会出现某种社会群体的分化。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新的社会风险也必然带来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分化（Busemeyer，Goerres ＆ Weschle，2009）。

2.价值观念

解释福利态度差异的第二个路径是公民个人的价值观念。这一路径对个体自利路径进行了修正，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不直接决定其福利态度，个体特征的影响受到个体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调节。个体的价值观念体现在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具体而言，已有研究测量的价值观念包括：政治立场（偏左还是偏右）、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态度、平等主义（egalitarian ideology）倾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倾向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等（Feldman ＆ Zaller，1992；Gelissen，2000；Blekesaune ＆ Quadagno，2003；Anderson ＆ Singer，2008）。很多跨国和一国实证研究发现，不同于个体自利变量，价值观念变量对不同社会政策态度的影响呈现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即，持某种价值观念的个体对不同政策的态度通常较为一致且稳定。例如，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和具体社会政策的支持度通常与平等主义倾向呈正相关，而与政治立场偏右（自由主义）呈负相关（Hasenfeld ＆ Rafferty，1989；Jæger，2006）。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发现，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程度显著地影响了公民的福利态度（Kim et al.，2018）。

由于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价值观念还通常与地区、福利体制、文化传统等因素联系在一起（Larsen，2008；Whyte ＆ Han，2008；臧其胜，2016）。东亚有关福利态度的文献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与西方国家在福利态度上存在差异。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更强调家庭在福利提供中的重要性，且公民权利意识较弱，因此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期待可能较弱（Chow，1987）。对我国特定人群的研究也部分支持了文化和地缘因素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万国威，2015）。

3.政策反馈

解释福利态度的第三个路径是政策反馈理论。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和政策一旦建构和实施就会改变其所处的政治环境，通过重塑受益群体的利益、定位和政治影响力，制度和政策也塑造了公众态度（Skocpol，1992；Thelen ＆ Steinmo，1992）。这一路径修正了以往研究对福利态度影响福利体制和政策的因果假设，认为制度和政策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福利态度，两者互为因果。皮尔森（Pierson，1994、1996）的研究发现，福利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会产生受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的形成会阻碍之后的改革，因而即便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福利体制改革也较为困难。

同时，虽然所有福利政策和项目都会形成特定的利益群体，但政策和项目的设计差异也可能对福利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选择型社会政策通常用收入水平作为划分标准，仅惠及低收入群体；而普惠型社会政策则强调满足公民普遍需要和解决共同风险，惠及所有有需要的公民。研究发现，选择型和普惠型社会政策会影响政策受益者和政策贡献者（通常指纳税人）间的关系，从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Korpi ＆ Palme，1998）。就福利态度而言，选择型社会政策因为其利益相关者较少，且受益者和贡献者间区分明显，通常公众支持程度较低；而普惠型社会政策因其受益者众多，且解决的是公众面临的共同问题，通常公众的支持程度较高（Larsen，2008；Jordan，2010）。

不同于西方国家，户籍制度是我国福利供给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我国已有的福利态度研究发现，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供给受到户籍制度的分割，呈现城乡二元分割、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分割的特征，因此公民的福利态度和其户籍状态有关（杨琨，2018；万国威、金玲，2015；Han，2011）。然而，这些研究的发现并不一致。对我国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期待要普遍低于城市居民（Han，2011）；对弱势民众福利态度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弱势民众的期待低于农村弱势民众（万国威、金玲，2015）。

此外，随着新社会风险的产生和社会投资理论的兴起，少量研究也开始关注“新”政策（如与投资儿童相关的教育政策和家庭政策）与“旧”政策（如养老金和社会救助政策）之间的公众支持度差异（Vandebroucke ＆ Vleminkx，2011；Streeck ＆ Mertens，2011）。这些研究发现，前者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并不足以抗衡后者带来的当前收益，因而前者的支持度往往低于后者。

（二）支持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政策

在人口结构变化、妇女就业率增加、儿童早期教育和照顾服务重要性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由关注为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庇护的传统福利制度转向关注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市场的社会投资政策（Jenson ＆ Saint-Martin，2003）。从“社会投资”的逻辑出发，积极的劳动政策、儿童早期照顾和教育政策、家庭政策等新兴社会政策被认为是社会政策乃至经济政策成功的关键，受到OECD国家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在“福利紧缩”的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对儿童和家庭的财政投入不减反增（VanKersbergen ＆ Hemerijck，2012）。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支持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政策也开始得到我国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减少单位（国家）负担、增加家庭责任为主导思想，家庭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儿童抚养责任和成本（张秀兰、徐月宾，2003）。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特别是学前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也使得我国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因此，二孩的来临可能加剧家庭的育儿压力，特别是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顾压力。缺乏支持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政策不仅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影响了妇女就业和儿童福利，也导致人口政策在实施中遇冷（陈友华、苗国，2015；杨菊华，2016）。事实上，一些研究指出，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迟早会面临出生率低于人口替代水平的情况。因此，要避免低出生率陷阱、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仅仅放开人口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彭希哲，2016）。

已有研究对二孩配套政策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儿童和家庭政策的分析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很多学者指出我国缺少支持家庭抚养儿童的家庭政策，特别是缺少1～3岁儿童的照顾政策，认为配套政策应该包括生育保险、假期政策、儿童照顾政策、教育和卫生政策、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并且应该将性别平等理念纳入其中（徐浙宁，2009；赵梦晗，2016；蒙克，2017）。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二孩目标群体的需求进行了调研，发现经济、照顾和精神支持的可得性对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并建议从完善生育保险和提供儿童照顾服务等方面完善二孩配套政策（梁宏，2017）。然而，由于这些研究仅考虑了二孩目标家庭的需求，因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

综上所述，福利态度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研究思路。由于我国的福利态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相关的研究还缺少对具体政策领域的研究，更缺少对新的社会政策态度的研究。鉴于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相关政策领域的民意基础调查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为此，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是国内第一个大型、系统收集民众对全面二孩配套政策支持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数据，下面将对本研究的数据和方法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