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译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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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本世纪四十年代某年发生在奥兰[4]的奇特事件构成本部编年纪事的主题。一般人认为,这样的奇事儿不会发生在这样的地方,有点儿非同寻常。乍一看,奥兰确实是座平平常常的城市,只不过是阿尔及利亚海滨一座法属省会罢了。

就城市而言,很丑,我们不得不承认。看上去倒蛮安宁的,得花些时间才看出与许多别的商埠在方方面面都不相同。比如说,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又没有树木更没有花园;既看不到鸟儿扑打翅膀,又听不到树叶沙沙,无需多说,一座毫无特色的城市,不是吗?这座城市,季节变化,只有天空才显现得出来。春天的来临只凭空气的质量或小贩们从远郊运来的一篮篮鲜花才让人感受得到:这是市场上兜售的春天。夏天,烈日烤炙得干燥不堪的房舍,给所有的墙壁蒙上灰不溜秋的尘埃。人们只能紧闭百叶窗躲在阴处,否则日子过不下去。秋天,则正相反,滂沱大雨,弄得满城泥浆。晴朗的天气只在冬天降临。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是求索居民们怎么工作、怎么相爱、怎么死亡。我们这座小城,由于气候的缘故,一切相向而行,看上去一概既狂热失魂又漫不经心,就是说人们既心烦意乱又专心竭力培养习惯。我们的同胞们勤劳刻苦,一心发家致富。他们尤其对经商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是做生意。自然喽,他们也喜欢普通的寻欢作乐,他们喜欢女人,喜欢看电影,喜欢泡海水澡。但他们顶有分寸,这些娱乐,留给周六晚上和周日,其他日子千方百计多挣钱。傍晚,他们离开工作室,按时相聚泡咖啡馆,去同一条林荫大道散步,抑或各人待在自家阳台上。年轻小伙子们的欲望强烈而短暂,上了岁数的都有嗜好,也不外乎跑滚球俱乐部,去联谊会赴宴,或上赌场牌局碰碰运气,玩个大输赢。

没准儿有人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座城市特有的,反正我们同时代人莫不如此吧。想必现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然后选择玩牌,瞎聊天,如此消磨他们的业余时光,再也自然不过了。然后也有些城市和地方,人们时不时揣摩其他一些事情。一般来说,这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只不过产生揣想了,总归有斩获吧。奥兰则相反,看上去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就是说十足新派的城市,因此大可不必说清楚讲明白人们在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要么在所谓性行为中迅速互相吞食般纵欲,要么在婚约中互相长期厮守。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往没有折中。这已经算不上什么独特了。不管在奥兰或别处,一概由于缺少时间和缺乏思考,男女们不知不觉相好也是迫不得已吧。

本城更为独特之处,是死在这里令人犯难。况且,“犯难”二字不妥,而说令人“不爽”更为准确。生病一向以来都不是令人惬意的事儿,但有的城市和地方,您病了就会得到照应,几乎可以顺其自然的。一个病人需要体贴,喜欢有所依傍,这很自然。然而在奥兰,气候恶劣,经营生意繁多,背景平淡无奇,黄昏短促,娱乐质量乏善可陈,一切都要求有个健康的身躯。一个病人身临其境好孤单哟。进而请想想快死的人,简直就像掉进陷阱:成百上千堵被炙烤得噼啪作响的墙壁使其腹背受困,而全体市民则在忙于打电话,泡咖啡馆,谈论汇票、提货单[5]以及贴现。可以理解嘛,即使现代,死神突然降临一个干热的地方,也会令人备感不爽吧。必须指出,本城市容及其生活都是平庸的。然而,一旦习惯了,日子倒不难打发。既然本城正好有助于外来人适应,那就可以说一切顺风应人了。从这个角度看,恐怕生活就不怎么情趣盎然了。不过至少在我们这里没发生过混乱。本城市民坦率、友善而且做事巴结,一向赢得游客通情达理的好评。这座城市既没有别致的景观,又没有草木的植被,更缺少天性活力。最终好像让人产生安宁的感觉,把人带入梦乡了事。不过还得说句公道话:本城嫁接嵌入无与伦比的风景中,正中央坐落在一片光秃秃的高地上,四周山陵环绕,阳光充沛,临近有一处美丽如画的海湾。令人遗憾之处,只是本城背着海湾建造而成,因此无法眺望大海,只好爬山越岭去寻找望海之地。

话说至此,不难认可我们的同胞万万预测不到这年春天发生的事变,我们自个儿也是事后才弄明白。这些变故是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正是我们自告奋勇在此记述的编年轶事。这些事儿,一些人认为习以为常,另一些人则相反,觉得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一名编年史作者是无法考虑上述矛盾的。他的任务只是说:“变故发生了。”仅此而已。当他知道事情确实发生,关系到全城居民的性命,而且会有成千上万见证人将真心诚意推崇他说出的真情实况。

此外,叙述者,到时候读者总归会知道的,如果不是事出偶然使他能够采集一定数量的证言,如果不是迫于形势使他卷入了他着意陈述的这一切事情,他没准儿得不到拓展这档子事儿的名分。有鉴于此,他便有资格充当史学家了。诚然,一名史学家,即便业余行家,总归握有一些文件资料吧。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自己掌握的资料。首先,他亲身所见所闻,其次,别人的证词;既然担当史学家的角色,便去搜集本纪事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还有文学资料也辗转落到了他手里。他将判断合适的时机,自行从中挖掘,按其所好加以利用,还可以派别的用场。上述开场白以及字斟句酌的说明也许该打住了,还是言归正传讲故事吧。事发头些日子的来龙去脉应说得细致一些。

4月16日上午,贝尔纳·里厄走出自己的诊所,在楼梯平台中央绊着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掉,没在意这只小动物,便径直下楼了。但到了街上,忽然想起那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转身回去告知看门人。他对这只死老鼠的出现只觉得怪怪的,而对看门人而言,这简直是一桩丑闻。况且,看门人的立场很鲜明:在这幢楼里没有老鼠。大夫坚持说二楼平台确有一只老鼠,很可能死了,但怎么确认,都无济于事。米歇尔老先生信心满满:这幢楼里没有老鼠,要不然必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楼里来的。总之一句话,这是一场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正掏出钥匙准备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从楼道阴暗深处冒出一只大老鼠,蹒跚爬行,毛皮湿漉漉的。小畜生停住了,好像尽力平衡身子,然后朝大夫跑过来,接着又停下,原地打转时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地时,从半张的嘴唇吐出血来。大夫仔细看了一会儿,便上楼回家了。

他思考的不是老鼠,倒是老鼠嘴里咯出的鲜血引起他心事重重。他妻子一年来一直生病,打算次日动身去山区一所疗养院。他进屋见到妻子按他的吩咐躺在他们的卧房里,这是让她养精蓄锐,应对旅途劳顿。她微笑着说:“我觉得非常好。”

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她的脸转向大夫,里厄端详着,心想妻子三十岁了,尽管病容明显,但在他看来,这张脸青春依旧,也许因为她这嫣然一笑把一切不足之处全驱除了。他说:

“能睡便睡吧。护士十一点钟到,我送你们去乘十二点的火车。”

他亲了亲妻子湿漉漉的前额,妻子则以微笑伴送他直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钟,看门人在走道上拦住大夫,怪怨有人搞恶作剧,竟把三只死老鼠扔在楼道中央。没准儿是有人用捕鼠器捉来的,这不,老鼠满身是血。看门人提溜着老鼠脚,守在门槛上好大一会儿了,等着有人过来听他指桑骂槐,好让听挖苦话的罪人们自露马脚。但落得一场空。米歇尔老先生却说:

“好哇!这帮坏蛋,我终将逮住他们。”

里厄觉得事有蹊跷,决定从外围街区开始巡诊,他通常巡诊的最穷的病人们都住在那边。这些街区清理垃圾一般晚许多时间。他开车经过的这个街区,街道倒是笔直的,却尘土飞扬,汽车驶过时,但见人行道旁摆着的废物箱。大夫沿一条街行驶时,数了数被扔在烂菜叶和脏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共有十二只。

大夫出诊第一个卧床的病人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卧室与餐厅兼而用之。这是个西班牙老人,脸色严峻,满面皱纹。面前被子上摆着两只盛满鹰嘴豆的小锅。大夫进来时,原先半坐在床上的病人把身子往后一仰,原想喘口气,却又发出老哮喘病人尖声的喘气。他老婆端来一只盥洗盆。

“喂,大夫,它们出来了,您看到了吗?”病人在打针时问道。

“是呀,”他老婆也说,“邻居拣到三只嘛。”

老头儿搓了搓手又说:

“它们出现了,所有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吧!”

里厄不必费劲儿便确认全街区都在谈论老鼠,出诊完毕,他便回家了。

“有一封电报,给您送上去了。”米歇尔老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发现新出现的老鼠。

“哼,没有呀,”看门人说,“我警戒着呢,您明白的。这些邋遢坯子不敢出来的。”

里厄从电报得知母亲次日到达。她因儿媳离家而来照料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家门时,看护已经到了,又见妻子穿着一色上衣和裙套服站在那里,脂粉化妆齐全,微笑着对她说:

“好嘛,这样非常好。”

片刻后到了火车站,大夫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她瞧着包厢说:

“对咱们来说,这太华贵了吧,不是吗?”

“这是必需的。”里厄回答。

“喂,闹老鼠,究竟怎么回事儿?”

“不知道,这事儿怪怪的。不过事情总会过去的。”

接着,他匆匆对她说,请她原谅,本该悉心照顾她,对她关心很不够呀。她连连摇头,好像向他示意别说了。但他加添道:

“等你回来,一切将会更好,咱们将重新开始。”

“是的,”妻子两眼炯炯有神地说道,“对,咱们将重新开始。”

没过一会儿,她便转身过去,背朝丈夫,隔着玻璃窗瞧外面。月台上行人拥挤匆忙,不免磕头碰脑。火车头的蒸汽嘘嘘声一直传到他们的耳际。大夫叫了一声妻子的小名,她转身之际,让丈夫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丈夫轻声安慰。妻子汪汪泪水中重又绽露笑容,带着一点儿勉强。她深深呼了口气说: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紧紧拥抱了妻子后,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只见得妻子笑容。大夫大声道:

“多多保重,照顾好自己!”

但妻子已听不见他说的话了。

里厄走到月台出口处附近,碰见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手牵着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外出旅行。奥东先生,高个儿,黑头发,一半像从前所谓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则像殡仪馆装殓埋尸的人,他声调和蔼而语意简短:

“我等候奥东夫人,她去探望我的家人后回来。”

火车头汽笛长鸣。法官说:

“老鼠……”

“是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里厄应了这么一句,他正朝火车起驶的方向瞭望一眼,马上转过头向着出口处,当下,注意到一名铁道搬运工腋下夹着满满一货物箱的死老鼠,令他难忘于怀。

是日下午,门诊刚开始,里厄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说是一名记者。他上午已经来过,叫雷蒙·朗贝尔,矮个儿,宽肩膀,神色果断,眼睛明亮聪慧。他身穿运动式裁剪服装,好像生活蛮宽裕的。朗贝尔单刀直入,声称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想搞些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卫生状况不好,但在进一步交谈之前,他很想知道记者是否能够据实报道。对方说:

“当然。”

“我想说的是,您能否彻底谴责?”

“彻底,不行,实话得实说。但我猜想彻底谴责恐怕缺乏根据吧。”

里厄慢条斯理地指出,彻底谴责确实没有根据,但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力图弄清朗贝尔所谓的报道能否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会用我的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此话如同圣茹斯特[6]的言语。”记者微笑着说。

里厄没有提高嗓门儿,他表示对圣茹斯特所言一无所知,但他说的话,出自一个活得厌世的人,与他的同类则声应气求。因此,就他本人而言,坚决拒绝不公平和退让。朗贝尔缩头缩脑望着大夫,最后起身说:

“我想,您说的话,我明白了。”

大夫送他到门口时说:

“谢谢您这样对待事情。”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说:

“不谢,我明白了。打扰了,请原谅。”

大夫跟他握手告别时说,目前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写篇报道倒是非同寻常。

“哦!”朗贝尔欢叫起来,“这事儿,我感兴趣。”

下午五点钟,大夫正要出诊,在楼梯上跟一个尚年轻的男子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壮实,脸宽额陷,两道横眉又粗又密。里厄曾在楼顶层西班牙舞蹈演员的宿舍见过他几次。他叫让·塔鲁,正专心致志抽着烟,一边注视脚旁一级台阶上一只老鼠作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冷静的目光,用灰色的眼睛稍稍打量了一下大夫,问候之后说老鼠这么出现是件怪事儿。大夫回答:

“是的,到头来叫人厌烦得很。”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大夫,但只是某种意义上而言,即从来没见过类似的情景,仅此一例。我倒觉得蛮有意思,是的,着实有意思。”

塔鲁用手把头发向后拢了拢,又盯住了老鼠,却见它不动弹了。于是,他微笑着对大夫说:

“得了,大夫,反正此事由看门人去管。”

恰好,大夫在楼前碰上看门人,见他背靠着门口旁边的墙,平时红通通的脸上露出一副不胜其烦的神情。米歇尔老头儿听到里厄通报又有新发现时说:

“是啊,我知道了。现在是三三两两地出没。不过,别的楼房也有同样的情况。”

老头儿显得神情沮丧,忧心忡忡。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搓脖颈。里厄问他身体如何。看门人当然不能说不好吧,只说感到不舒服。按他的说法,是精神作用吧。这些老鼠使他备受打击,等它们消失了,他的身体就大大好转。

又一个次日上午,4月18日,大夫从火车站接回母亲时碰上米歇尔老先生,但见他的神色更加沉郁:从地窖到顶层,楼梯上共躺着十来只老鼠。邻近楼房的垃圾箱装满了死老鼠。然而,大夫的母亲闻讯后倒不惊讶,她说:

“这类事情并不新鲜。”

老妇人个儿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顶和善。她说:

“贝尔纳,很高兴又见到你。老鼠根本挡不住母子相见。”

大夫点头称是,确实跟母亲在一起,一切总好像容易解决。

里厄还是给城镇灭鼠所打了个电话,他跟所长熟悉。所长是否听说大量的老鼠在露天死亡呢?梅西埃所长已经听说了,就连他的办公室,离码头不远,也已经发现五十来只了。不过,他正寻思事情是否严重。里厄也拿不定主意,不过他以为灭鼠所该介入了。梅西埃说:

“好吧,有令下来,咱们就管一管。如果你认为确实有必要,我设法弄个指令也行。”

“总是值得做一做的。”里厄说。

这不,他的清洁女工刚才告诉他,在她丈夫干活儿的大工厂就捡到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哇。

反正差不多在这个时期,本城同胞们开始惴惴不安了。因为自18日起,各家工厂和仓库着实清出了几百只老鼠尸体。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还活着的老鼠弄死,因为死前抽搐时间太长了。还有,从城边街区一直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大夫经过之处,凡是市民同胞聚住之地,死鼠堆放在垃圾箱里等待运走,抑或长长一连串浮在路边小水道里。自这天起,晚报抓住这个事件,责问市府是否采取行动,是否已经在考虑怎样的紧急措施加以应对,以便确保市民免受这场令人厌恶的鼠害侵扰。市府却根本没有打算,完全没有预料到,没有任何考虑,市委会刚开始商议,让灭鼠所下发指令,每天一清早收集死老鼠,收集清理完毕后,由该所两辆公共汽车运往垃圾焚化场烧毁了事。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情势越发严重。捡到的死老鼠与日俱增,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从第四天起,老鼠开始大量出洞,成批死在洞外。它们从隐蔽处,从地下室,从地窖,从阴沟,排成长队跌跌撞撞爬出来,晃晃悠悠爬到亮光下,就地打转儿,然后死在世人附近。夜里,在走廊或在小巷,可以清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吱吱叫声。早晨城关街区,明显可见死鼠已经堆满街边小水道,尖嘴上挂着小血块,有些泡涨并腐烂了,另一些僵直挺肢,须毛还翘着呐。市内,楼梯口或庭院内,见得到一小堆一小堆的;但老鼠跑来死在行政楼厅里的倒是个别的,有时也出现在学校带顶棚的操场,以及咖啡馆露天座席处。本城同胞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发现死鼠无不瞠目结舌。检阅场,林荫大道,海滨大马路,一处接一处不断遭到污染。天刚亮就把死鼠清理干净,可是白天一处又一处,由少到多,逐时递增。夜晚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人们,不少人感到脚下踩到刚死的小动物软绵绵的尸体。好像我们住的楼房所扎根的大地在清洗自身的体液,因为体内长了疖子和血脓,至今一直在作祟,现在将其排放出来。只需瞧瞧这座小城市莫名惊诧的样子,先前是多么平静,几天之内就乱套了,大惊失色,好像一个很健康的人,突然之间,他稠厚的血液循环紊乱了。

事情越发严重了,就连朗斯多克情报资料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机构)也在义务广播讯息时宣布仅在25日这一天就收集并焚化了六千两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给全城每天有目共睹的景象一个清晰的概念,进而使人惶惶不可终日,截至此日,人们只不过抱怨一种偶发事件,令人有点儿恶心罢了。现在却觉察到这个现象具有威胁性了,这不,人们尚且不能确定其规模又无法识破其根源。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依旧搓着双手,依旧念念有词:“它们出洞了,它们出洞了。”显露出衰老的兴奋。

等到4月28日,朗斯多克情报资料所宣布收集到八千左右死鼠,全城焦虑不安达到顶点。有人要求采取激进的措施,有人谴责当局。在海滨有房产的某些人已经谈论去躲避一阵了。好在次日,情报所宣告死鼠现象骤然终止了,声称灭鼠处收集死鼠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了。全城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正把汽车停靠在自己楼前时,瞥见看门人从街的另一端吃力地走过来,耷拉着脑袋,叉臂叉腿,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大夫认出来了,原来是帕纳卢神甫,一位博学的耶稣会教士,是个积极分子,见过几次面,在本市很受尊敬,甚至在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们中间也享有威望。大夫等着他们过来。米歇尔老头儿两眼发亮,呼吸带有嘘声。他自我感觉不是很好,本想出来透透空气。岂料脖子、腋窝和腹股疼痛难忍,迫使他往回走,有求于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他说:

“我身上长了几个肿块,没准儿用力过度了一点儿。”

大夫把手臂伸出车门外,用手指按摩米歇尔伸过来的颈项根部:里面长了个木节似的肿块。

“卧床休息吧,自己量一下体温,下午我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讯问帕纳卢神甫对这场鼠患的看法。

“咳!该是一场瘟疫吧。”神甫答道,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眼则流露一丝笑意。

里厄吃完午饭,看疗养院发给他的电文,通告他妻子到达,耳听得电话铃响。这是个老病人打来的,市府职员,长期患主动脉瓣狭窄症,由于家境困难,里厄一直免费给他医治。他在电话中说:

“是我,您还记得我吧。但这次为别人。请赶快过来,我的邻居家出事儿了。”

他的声音很急促。里厄心里则想着看门人,决定晚些时候再去看他吧。几分钟之后,他来到城关街区费代尔布街一座矮房,进门后在又阴又臭的楼梯上碰见职员约瑟夫·格朗正下楼来迎接。他五十来岁,黄短髭,高个儿,背略驼,狭肩膀,四肢瘦。他来到里厄跟前说:

“好些了,我本以为他过去了。”

格朗撸了一下鼻涕。到了三楼,即最高一层楼,里厄看到左边门上用红铅笔写着:“请进,我上吊了。”

他进屋看见翻倒在地的一张椅子上悬空垂着绳子,桌子被推到一角。

“我及时把他解套了,”格朗说,似乎总在斟酌字眼儿,尽管操着最普通的言辞,“恰好我出房门就听见声响。我一见他门上写的告白,怎么跟您说呢,我以为是恶作剧呐。但这家伙发出的呻吟怪怪的,可以说,甚至可怖的。”他搔了搔脑袋又说:

“在我看来,这么干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及时进去了。”

他们推开一扇门,站在门口,房间明亮,但家具简陋。一个矮胖子躺在铜床上。他呼吸很费劲,一对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大夫站着不动。呼吸的间隙隐约传来老鼠细弱的叫声。但角落里没有动静。里厄走到床边。男人跌得不算高,也不算重,脊椎没有断裂。有点儿窒息,很自然。需要拍一张X光片子,大夫给他打了一针樟脑油,说是几天之内就没事儿了。

“谢谢,大夫!”那人谢道,听起来呼吸困难。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警察局,职员显得尴尬的样子说:

“没有,嘿,还没有,当时我想最要紧的是……”

“当然,”里厄打断他的话说,“那么由我办理吧。”

当下,病人激动了,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道他身体挺好,不必烦扰了。

“请镇静,”里厄说,“这算不上什么一回事儿。请相信我,但我必须申报一下。”

“哦!”对方叹了一声,随即把身子朝后一仰,嘤嘤啜泣起来。格朗一直在旁捻弄他的短髭,靠近过来对他说:

“得了,科塔尔先生,尽量理解一下,这么说吧,大夫有职责在身。比如说,您想不开又要……”

科塔尔眼泪汪汪说他不会再犯了,这次他只是一时慌乱犯糊涂,现在只求别人让他清静。里厄开具一张药方,说道:

“说定了,就此了结吧。我过两三天再来。但不要再干傻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报警,但他会要求警察局分局长过两天再来调查。不过,他又吩咐:

“今晚必须看着他。他有家属吗?”

“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我会守夜看着他的。”格朗摇摇头加添道,“连他本人,我原来都不认识,请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不能说了解他,但互相帮助是应当的。”

里厄经过楼里走廊时,不由自主地观察起各个隐蔽角落,询问格朗他所在的街区老鼠是否完全消失了。小公务员一无所知。确实有人跟他谈起来过这档子事儿,但他对街区里风言风语不很在意,并说:

“我有别的操心事儿呀。”

里厄跟他握手告别,急于赶去见看门人。然后给妻子写信。

叫卖晚报的大声吆喝:鼠患已经制止了。然而,里厄大夫却眼见病人半个身子伸出床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搂着脖子,大口大口呕吐,往一只垃圾筒里挖空五脏六腑似的喷吐暗红色胆汁。看门人竭尽全力,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重新躺下。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五,颈部淋巴结和四肢都肿起来了,腹侧两处浅黑斑点正在扩大。他现在抱怨内脏疼痛,呻吟道:

“烧疼,像有坏蛋在里边烧我!”

煤烟色的嘴巴说话已结巴了,转向大夫的双眼已经突出,头疼得使他泪水直流。他的妻子惶惶不安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问道:

“大夫,到底什么病呢?”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现在还无法确诊,今晚之前禁食,服用净化肠胃的药。多多喝水。”

正好,看门人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到家便给同行里夏尔打电话,后者是本城最有名望的医生之一。

“没有哇,”里夏尔说,“我这里并没有发生任何非同寻常的情况。”

“没有因局部发炎而发烧的吗?”

“倒有两例淋巴结非常肿胀。”

“肿得异常吗?”

“咳,”里夏尔说,“所谓正常,您懂的……”

晚上,反正看门人老说胡话,高烧四十度,一直在埋怨老鼠。里厄试着做固定性脓肿处理,用松脂烧灼时,看门人嚎叫:“呸!这些臭畜生!”

淋巴结更加肿大了,摸上去硬邦邦,木质似的。看门人妻子慌了阵脚,大夫对她说:“整夜守着他,一有情况就来叫我。”

翌日,4月30日,天空蔚蓝,空气湿润,微风习习,暖意昂昂,随风带来远郊吹拂的花香。早晨街巷的喧哗似乎比平常更活跃更欢快。我们这座小小的城池,经历了一周的隐忧暗恐,总算解脱了,这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景象。里厄本人收到妻子的信,放下心来,心情轻松地下楼去看门人家。果然,清晨,病人体温降到三十八度,尽管虚弱,躺在床上已报以微笑了。他妻子问道:

“大夫,他是不是好一点了?”

“尚待观察。”

这不,中午,病人体温一下子升到四十度,呓语不断,呕吐反复不止,颈项的淋巴结一碰就痛得不行,看门人好像拼命把头颅伸出躯体,伸得越远越好。他妻子坐在床脚,双手搭在被子上,轻轻摁病人的双脚,眼睛却注视着里厄。

“听着,”大夫说,“必须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会给医院打电话,我们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

两小时之后,在救护车里,大夫和看门人妻子俯身看护病人。他的嘴里布满蕈状赘生物,吐出只言片语:“老鼠,老鼠。”他脸部铁青,嘴唇蜡黄,眼皮铅青;呼吸断断续续,又短又急,被淋巴结胀疼折磨得散了架似的,深陷在担架上蜷缩一团,好像巴不得让担架把他身子裹起来,抑或好像从大地深处有什么声音不停地向他召唤,看门人终于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断气了。他妻子哭道:

“难道不再有希望了,大夫?”

“他死了。”里厄回答。

看门人之死,可以这么说吧,标志着一个充满令人困惑的象征时期结束,同时标志着另一个相对更为艰难的时期开始。此后,前期的震惊逐渐变成恐慌。对此,我们的同胞们已经意识到了,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特定之地:老鼠竟纷纷出来死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一个个得怪病死亡。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他们的想法错了,所以必须纠正。假如一切就此打住,想必社会习惯成自然。但我们的同胞们还有其他人,不一定是看门人和穷苦人,会步其后尘,走上米歇尔老先生领头走的老路。正是从此刻起,恐惧以及由恐惧引起的思考便开始了。

不过,在详细叙述新事件之前,叙述者本人认为提及另一位见证人对上述时期的看法颇有益处。他就是本文一开始就遇见的让·塔鲁,他是几星期前来奥兰定居的,一直住市中心一家大旅馆。看样子,他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似乎相当宽裕。尽管本城居民慢慢跟他混熟了,但谁也说不上他来自何方,为何而来。在所有公共场合都见得到他。刚开春就见他频频出现在海滩,经常游泳,显得很开心。模样憨厚,总是笑容可掬,好像对所有正常的娱乐都喜欢,却不囿于其中。实际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频繁接触本城人数颇多的搞舞蹈和音乐的西班牙人。

不管怎么说,让·塔鲁那些手记倒是算得上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纪事吧。不过,问题在于,这种纪事非常特别,好像被一种偏好所驱动,偏重记载烦琐小事。初看起来,可能以为塔鲁挖空心思把人与事用放大镜来看。在全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一言以蔽之,作为历史学家,记载一些称不上历史的事情。人们或许可以哀叹这种偏好,并怀疑他的心肠冷酷。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手记,做为这段时期的纪事,可能提供了大量次要细节,自有其重要性,其稀奇古怪本身使人不至于对这个有趣人物过早下判断。

让·塔鲁的最初手记注明是他刚到奥兰就开始的。这些手记一开始就表露出对身居这座如此丑陋的城市怀有一种奇特的满足感。手记细致描绘点缀市府的两座青铜狮子。城中无树,房舍粗俗,布局荒谬,在他的评论中表现出宽厚善意。塔鲁还在手记中插入一些在有轨电车和街道听来的交谈,但不加评论,只在稍后一些时候,有关某位名叫“康普斯”的一段谈话是例外。塔鲁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跟康普斯很熟吧?”一句售票员问道。

“康普斯?一个留黑胡子的高个儿吗?”

“是呀,他原先在铁道上扳道岔的。”

“对,正是呀。”

“咳,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

“闹鼠患之后吧。”

“哟!到底什么病?”

“不知道,发高烧。再说,他身子骨不结实。腋下长了一些脓肿,没能顶得住呗。”

“可是,从外表看,他跟大家一样。”

“不,他肺部虚弱,是在俄耳甫斯军乐队吹短号的,很伤肺哟。”

“嗯!”另一个最后说,“有这样的病,不该吹短号嘛。”

塔鲁列举这些征象之后,心里直嘀咕,为何康普斯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还是加入市军乐队,有什么深刻的理由促使他冒生命危险去参加周日游行演奏呢。

手记接下来记述塔鲁对于窗户正对面阳台上经常上演的景象保有的良好印象。他的房间确实面临一条小横街,而街面墙壁阴凉处常常睡着几只猫。每天午饭后全城在炎热的气候下睡午觉,在这样的时刻总有一个小老头儿在街对面的阳台上出现,雪白的头发梳得挺整齐,身穿军装式服装,身板笔挺,神情严肃。他呼唤猫儿“猫咪,猫咪”,声音冷淡却柔和。猫咪纷纷抬一抬它们苍白的睡眼,就是不动窝。于是,老人把纸撕成小碎片,从阳台往街上撒,那些小畜生受纷纷飘落的白纸片吸引,跑到马路中央,犹豫地伸出爪子去抓最后飘落的纸片。小老头儿趁机对准猫儿们吐唾沫,既狠又准。若有一口唾沫击中目标,他就哈哈大笑。

最后,塔鲁仿佛义无反顾地被这座城市的商业特色所吸引,市容,热闹,乃至娱乐都像是被经商之需求所支配似的。这种奇特性(系《手记》用语)得到塔鲁的赞许,其赞语之一,甚至用了感叹语做为结束语:“总算开了眼界!”这位旅行家在这段时期所做的笔记里,唯独这些地方似乎表现其人之个性。不过很难估量其意义和严肃性。就这样,塔鲁在记叙旅馆出纳员因发现一只死老鼠而吓得记错一笔账,之后他的字迹比平时潦草,加上一段话如下:

“问题:为了不浪费时间该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手段:在牙医的候诊室,坐在一张不舒适的椅子上待上几天;在自家阳台上度过每个星期天下午;听几场听不懂语言的讲座;选择路线最长最不方便的火车去旅行,自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不买票,等等,不一而足。”但紧跟着这些互不搭界的言语和思路之后,手记则开始详细描述本城的有轨电车:车厢的外形恰似划艇,其颜色难以分辨,其肮脏司空见惯,末了用一句莫名其妙的“真是棒极了”来结束评论。

无论如何,且看塔鲁对鼠患事件所提供的记载:

“今天,街对面的小老头儿狼狈不堪。街上没有猫了,的确消失殆尽,因为受到了大街小巷出现大量死老鼠的刺激。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猫吃不吃死老鼠。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对死老鼠是很讨厌的。尽管如此,猫儿们蛮可能去地窖乱跑了,反正,小老头儿张皇失措了,连头发也梳得不平整了,少了精气神儿,看起来挺担忧的。过了一会儿,他进屋了,但先朝空中啐了一口唾沫。”

“今天城里叫停一辆有轨电车,因为发现车上有只死耗子,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两三位妇女下了车。有人把老鼠扔掉后,电车又开走了。”

“旅馆里的值夜警卫,此人值得信赖,他对我说,出现这么多老鼠,预料灾难临头了。‘当老鼠离开船只……’我回答他说,轮船发生这样的事儿,确实如此,但就城里而言,还从未证实过这类先兆。然而,他确认无疑,我问他,据他的判断,可能会降临什么灾难。他也说不好,灾难无法预见。不过,倘若发生地震,可以了断此事。他恐怕不会感到意外。我承认这有可能,他问我是否让我担惊受怕了。”

“我对他说,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得到内心安宁。”

“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思。”

“在旅馆餐厅,有一家子人很有意思。父亲是个瘦高个子,一身黑色服装,戴硬领子。头顶心全秃,左右两边各有一绺灰发。一对滚圆而冷酷的眼睛,一个瘦长的鼻子,一张横阔的嘴巴。他总是第一个到达餐厅门口,侧闪一下身子让妻子先进来,她娇小得像黑色小耗子,后面紧紧跟着进来一小男一小女,穿着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父亲先到餐桌,等妻子落座后,自己才坐下,最后轮到两只鬈毛狗爬上椅子。他对妻子和孩子们以‘您’相称。对妻子讲刻毒话时总是彬彬有礼,而对两个继承人训话时则唯他是从。”

“‘妮可尔,您表现得极端让人讨厌!’”

“小姑娘快哭出来了,这是必然的。”

“今晨,鼠患的事儿让小男儿兴奋极了,他很想在餐桌上说一说。”

“‘餐桌上不谈老鼠的事儿,菲利普,我不允许您往后再提这个词儿。’”

“‘父亲您言之有理。’小黑鼠说道。”

“两只小狗于是埋头吃食,猫头鹰点头示谢,其实多余。”

“尽管有这样的好榜样,满城大讲特讲这场鼠患。报纸介入了。地方报纸专栏通常十分繁杂,现在专栏矛头指向市政当局:‘咱们的市政官员是否觉察到这些耗子的腐尸可能带来的危害呢?’旅馆经理言必称鼠患,不提别的事了。但这也让他恼羞成怒。这不,一家光鲜的旅馆电梯里发现老鼠,对他而言,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安慰他,我对他说:‘大家都落到这个地步了。’”

“他答道:‘对,我们现在跟大家一样了。’”

“是他跟我讲起这种出人意外的高烧最早的病例,现在开始担忧了。旅馆有一名收拾房间的女佣已经得上这种病了。”

“他急忙明确指出:‘不过,可以肯定,不会传染的。’”

“我对他说,这对我来说无所谓。”

“‘哦,明白。先生跟我一样,先生也是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提类似宿命论的高见,况且我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从此处开始,塔鲁的手记开始稍为详细叙述这种引起公众担忧的莫名高烧。他记下那个小老头儿终于在老鼠消失之后重新见到那些猫儿,更为耐心地校正吐唾沫的准确性。塔鲁加添写道,已经可以列举十来起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为不治之症。

最后,我们不妨把塔鲁刻划里厄的肖像作为资料转述如下,按叙述者力所能及的判断来看,肖像描述得相当逼真:

“年近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壮实肩膀。近乎长方脸。深褐眼睛,目光率直。下颌突出。高鼻端正。寸头黑发。嘴角翘起,嘴唇厚实,几乎总是抿紧。他看上去有点像西西里农民,黝黑皮肤,黑色汗毛,总穿一身深色服装,显得很得体。”

“他快步行走,跨下人行道时改变步子,但走到对面人行道时多半轻轻一跳而上。他开车漫不经心,指示方向的箭头常常不放下,即使驾车转弯。从来不戴帽子。看上去胸有成竹。”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略知一二。这不看门人的尸体被隔离后,他曾打电话询问里夏尔有关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症状。

“我根本弄不明白了,”里夏尔曾对里厄说过,“两起死亡,一个是四十八小时内,另一个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者时,他的病情看起来完全好转了。”

“若有其他病例,请告知。”里厄说。

他还给几个医生打了电话。如此调查下来,他得出的结果是几天之内发生二十来起相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向里夏尔提出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既然他是医师公会主席。

“我根本办不到,”里夏尔回答,“应该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况且,谁告诉您此病有传染的危险呢?”

“我没说掌握任何证据,但症状着实令人担忧。”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没有这种资格”,他唯一能做的是向省长汇报。

他们正在交谈时,天气变坏了。看门人死后次日,云雾漫天。大雨倾盆且骤急,瓢泼直泻全城;突如其来的骤雨过后,溽热难耐。连大海也失去了湛蓝,在雾蒙蒙的天空下,闪烁着银色或铁色的反光,十分刺眼。这年春天的湿热反倒让人企盼夏天的炎热。这座蜗牛般建在高地上的城市,几乎不向着大海,昏昏沉沉,凄凄惨惨。长长的灰泥城墙中间,街道两旁的商埠玻璃橱窗积满尘垢,坐在脏兮兮发黄的有轨电车里,在如此这般的天空之下,人人皆有处于囚徒困境之感。唯独里厄的那位老头儿病号哮喘没有发作,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这样的天气。他说:

“热得像蒸笼,对支气管倒顶好。”

果然热得像蒸笼,不折不扣的一次高烧。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大夫那天上午挥之不去的印象,当时他正赶去费代尔布街参加调查科塔尔自杀未遂的事儿。但总觉得他这种感受不合情理,于是将其归咎为神经紧张和心事重重,那人因四面受困而寻短见的吧,进而认为赶紧把自己的思绪先理一理。

里厄到达时,警长还没来。格朗已经在楼梯口等候。他们决定先进格朗家等候,让房门敞开着。市府小职员住两间房,陈设非常简单。令人注目的唯有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擦去一半的字样尚可认出:“花径。”据格朗说,科塔尔一夜睡得挺好的,但早晨醒来,头很疼,不能作出反应。格朗显得疲倦乏力和心烦意乱,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摆在桌子的一个大夹子打开又合上,里面装满手写的原稿。

他趁机告诉大夫:他跟科塔尔不熟,但猜想他小有家财。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只限于在楼梯上打打招呼而已。格朗对大夫说:

“我跟他只有过两次交谈。几天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的粉笔。当时,科塔尔出门走到楼梯口帮我捡粉笔。他问我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有何用处。”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自己很想重学一点拉丁文。高中毕业后,学到的东西都淡忘了。

“是的,”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掌握法语词义挺有用处。”

于是,格朗把拉丁文单词写在黑板上:他用蓝粉笔把有性、数、格变化和变位的词尾再抄一遍,又用红粉笔再抄一遍不变的词根。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弄明白了,但他显得很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有点儿意外,但毕竟……我当然意想不到他会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问他第二次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正当此时,警长带着秘书到了,他先要听格朗的陈述。大夫察觉格朗每当谈起科塔尔,总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采用“绝命”这样的词儿。他们一起讨论自杀动机,格朗在选择用词时,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抑郁”一词儿。警长问道,从科塔尔的态度上看是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事先预料得了他所谓的“他打定主意”。格朗说:

“昨天,他敲我的门,问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而他表示歉意,并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回来,我跟他说留着用吧。”

警长问职员是否觉得科塔尔异常。

“使我觉得异常的,倒是他看上去很想攀谈,而我呢,正在做事儿。”

格朗说着转向里厄,带着难为情的样子接着说:

“一件私事儿。”

警官定要看看病人,但里厄认为最好先让科塔尔对这次来访有所准备。里厄进屋时,但见科塔尔只穿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着身子,转向门口,神情焦急不安。

“是警局,嗯?”

“是的,”里厄说,“请勿激动,履行两三项手续,您便平安无事了。”

但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不耐烦了,说道:

“我也不喜欢警察啊,但要想一了百了,就得赶快准确回答警察的问题。”

科塔尔不作声了,大夫转身走向门口,但小矮个儿先把他叫住,大夫不得不回到床边,被他抓住双手:

“他们不会伤害一个病人吧,不会伤害一个上过吊的人吧,是不是,大夫?”

里厄打量他一会儿,终于向他保证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种事情,有他本人在场呢,是来保护病人的。病人这才似乎放下心来。于是大夫请警官进卧房。

警长向科塔尔宣读格朗的证词之后,问他是否能讲清楚他的行为动机。他眼睛没有正视警官,只是回答:“内心忧郁。”这很确切。警官追问他是否还想再犯。科塔尔急了,回答不会了,只想别人让他安静。警官怒气冲冲对他说:

“我要提醒您,眼下是您打扰别人安宁哪!”

当下,里厄打了个手势,事情到此为止算了。警官出门后叹了口气说:

“想想看,自从大家议论高烧以来,我们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哇……”

他接着问大夫是否事态严重了,里厄说他心中无数。警官则下结论道:

“全是天气作祟吧,准没错吧。”

天气作祟,没准儿是吧。这不,从早到晚,伸手触及东西越来越黏手,里厄觉得每出诊一次,就越提心吊胆一分。就在那个晚上,城关老病人的一个邻居双手紧压腹股沟,边说谵语边呕吐。一个个淋巴结比老看门人的大许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破裂得像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便打电话给省药品仓库,他当天的工作笔记仅仅写下:“回答没货。”可是别处又有人叫他去处理类似的病例。必须切开脓肿,显而易见。用手术刀划两下,成十字,淋巴结就流出脓血,四肢叉开,腹部双腿出现斑斑点点,某个淋巴结停止出脓,随即重新肿大。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在熏天恶臭中死去。

报刊,在鼠患事件期间大肆炒作之后,却不置一词失声了。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街上,病人死在家里了,而报纸管街头事件。好在省府和市府开始自审反思了。每个医生仅仅掌握两三个这类病例,时间拖得再久,谁也想不到采取行动。不过呢,只需有个别人想到做一做加法,那么加起来的数字就令人触目惊心了。仅数日之间,这种致命的病例就成倍增加了。显而易见,对于关心这种怪病的人来说,谁都能肯定这是一场真正的瘟疫。恰逢其时,里厄的一位同行,名叫卡斯特尔,年纪比他大许多,前来看望他,对里厄说:

“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吗?”

“我等待化验结果。”

“我呢,心里明白。我不需要化验。我在中国有过一段行医生涯,二十来年前在巴黎也遇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事发之时,谁也不敢说出疾病的名称罢了。公众舆论,神圣不可惊动:不可恐慌,尤其不可恐慌。再则,恰如一位同行所说:‘这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这在西方早已绝迹了。’是的,大家都知道,除去已经死了的人不知道。得了,里厄,您心里跟我一样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儿。”

里厄在沉思,从他的诊所窗口眺望远处遮挡住海湾的悬崖峭壁。天空尽管蔚蓝,但随着午后时分的消逝,光彩渐趋暗淡了。他回应道:

“是的,卡斯特尔,难以置信哪。但是,这确实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身,向门口走去,老大夫一边说:

“您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吧:‘鼠疫从温带国家绝迹已经有些年头了。’”

“绝迹,这是什么意思?”里厄耸了耸肩膀问道。

“问得好啊,请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闹过鼠疫哩。”

“好吧,希望现如今不会比那个时候更严重。不管怎么说,也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哪!”

“鼠疫”这个词儿,刚第一次说出口。叙述至此,暂且不提滞留在自己诊所窗口的贝尔纳·里厄,请允许叙述者为大夫的疑虑和惊讶进行辩护,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同胞们的反应,尽管程度有点儿不同。本来,天灾人祸是常事,可一旦落到谁头上,谁都难以相信真有其事。人世间发生过鼠疫的次数与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然而,鼠疫和战争总是同样使世人措手不及。里厄大夫跟本城同胞一样猝不及防,应该理解大夫的犹豫不决,也应该理解他在担心与信心之间一直摇摆不定。一场战争爆发之时,人们总说:“打不长的,太愚蠢了。”没错儿,战争想必太愚蠢,却阻挡不住战争持续呀。愚蠢总是一意孤行,世人若不总想着自己,就会弄清楚想明白。在这方面,本城同胞跟天下的人一样,只想着自个儿,换句话说,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不信天灾灭世。灾祸较量不过世人,故而人们自以为灾祸是非现实的,一场噩梦而已,总会过去。然而,不总是过得去的,噩梦接着噩梦,世人接连过世,首先过世的则是人本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本城同胞们所犯的罪过并不比别人多呀,他们只不过忘却谦虚谨慎罢了。他们以为对自己而言,一切尚有可能得救,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发生天灭之灾。他们继续做生意,准备旅行,发表高见。他们怎么想得到鼠疫会毁灭前程,会取消讨论呢?他们蛮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殊不知一旦祸从天降,谁都将永远自由不了。

甚而至于,里厄,即使在朋友面前承认零星几个散居的病人无预兆地刚死于鼠疫,也还认为鼠疫危险并非现实。只不过身为医生,毕竟对病痛是了解的,多了点儿想象力罢了。大夫凭窗眺望没有变样的城市,心中隐隐觉得面对未来有点儿揪心,姑且称之为焦虑不安吧。他竭力在脑子里搜集对这种疾病已知的情况。一些数字在他的记忆中浮现,心想历史上发生过三十来起大鼠疫,造成上亿人死亡。何谓一亿人死亡?打起仗来,死个把人几乎算不了什么,不甚了了,而死一个人,只有眼见为实才具有分量。一亿具尸体分散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联想起君士坦丁堡那场鼠疫,据普罗科匹厄斯[7]记载君士坦丁堡那场鼠疫一天之内就造成一万人死亡。一万死者等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数量的五倍。不妨弄弄清楚哟。把走出五家这么大的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将他们领到市府广场,让他们成堆成堆死去,以便看得一清二楚。至于在这一大堆无名尸中可以认出几张熟悉的面容,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再说啦,谁认得出一万张脸呢?况且,像普罗科匹厄斯这等人是不会计数的,事情明摆着的嘛。七十年前,广东鼠疫死了四万只耗子,居民们才关心发生瘟疫了。话说回来,那是1871年,广东人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只能毛估一下,大体上评估而已,计算有误不言而喻。然而,一只老鼠长三十厘米,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长达……

然而,里厄大夫不耐烦了,听之任之,又觉得不该如此。几个病例构成不了一场瘟疫,采取预防措施足矣。必须抓住已经掌握的症状:昏睡和虚脱,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部疼痛,腹股沟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狂言,身上出现斑点斑块,体内有撕裂痛感,有了所有这些症状之后……重温这一切之后,一句话又回到里厄大夫的嘴边,恰恰就是他诊疗手册里列举上述症状之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极细,身子稍微动弹一下旋即死亡。”不错,出现所有这些症状之后,病人生命悬于一丝,四分之三的病人,数字正确无误,都相当按捺不住要做这个动作,就是这个难以令人觉察的动作促使他们一命呜呼。

大夫一直还在凭窗眺望。玻璃窗外,春天的天空清新明朗,屋里则依旧回荡“鼠疫”这个词儿。该词不仅包含科学所赋予的含义,而且具有一系列长长的特殊景象,与这座又黄又灰的城市很不协调,尤其此时此刻,活力平平,与其说热闹,不如说嘈杂。一言以蔽之,还算祥和吧,假如人们能够使祥和与郁闷两者并存的话。如此祥和安定、泰然自若的平静人世几乎视若无睹般不屑回顾瘟疫的灾情旧景:雅典闹鼠疫时连飞鸟也绝了踪影;中国受瘟疫侵袭的城市到处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病人;马赛[8]的苦役犯把满身流血的尸体叠摞在挖好的坑里,普罗旺斯省筑起高墙,为了阻挡鼠疫狂飙肆虐;雅法[9]及其丑陋可怕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泥地上铺着又潮湿又腐烂的床铺,病人被铁钩子拖来拖去;黑死病猖獗一时,到处见到戴口罩的医生,仿佛戴面具参加狂欢节;米兰墓地里一息尚存的活人们居然交欢作乐,惊恐万分的伦敦城里一车车尸体,日以继夜地车水马龙,到处往来不绝,持续不断的号叫没完没了地回荡。啊,不,这一切追思还不足以打破今日的宁静。窗外一辆看不见的有轨电车突然传来叮当声响,一刹那打破了残忍而痛苦的想象。唯独凹凸方格般星罗棋布的灰暗简陋房屋尽头的大海才见证得了人世间还存在令人不安和永无安宁的东西。里厄大夫眺望海湾,遥想卢克莱修[10]谈及的柴堆:雅典人遭受瘟疫袭击,面对大海,架起柴堆。夜间运来大批尸体,柴堆不够用,活人们争先恐后抢着把自己的亲人先烧掉,用手举的火把大打出手,宁可头破血流,也不肯抛弃自己亲人的遗体。可以想象对着宁静而幽暗的大海,柴堆的红色火光熊熊,火把与火把的搏斗在黑夜里劈劈啪啪作响,火星四溅,恶臭的浓浓雾气升腾,冉冉升向温存体贴的天空。人们可能担心……

然而,这种使人眩晕的图景在理智面前破灭了。确实,“鼠疫”这个词儿已经说出口了;也确实,就在同一时刻,瘟疫折磨并击倒了一两个罹难者。有什么要紧呢,很可能制止蔓延呀。应当做的,就是明确承认应该被承认的事情发生了,至少铲除多余的疑虑,采取恰当的措施。之后,鼠疫便会停止蔓延,因为鼠疫不是单凭想象出现的,抑或凭空乱想出来的。假如鼠疫停止蔓延,是最有可能的,那一切平安无事。万一情况相反,人们也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看一看有没有办法先对付一下,然后再战胜它。

大夫打开窗户,市井喧闹声一下子传了进来。从邻近的车间传上来锯床的声响,嘘嘘声尖利短促而重复。里厄打起了精神:实打实的硬功夫体现在每天的工作中。其余一切都系于毫发,系于微不足道之举,不可驻足止步于此,重要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

里厄大夫正浮想联翩,忽听得有人造访,来者是约瑟夫·格朗:市府职员。他尽管杂务多多,但还是被定期派到统计处去协管户口,就这样,他管起统计死亡人数来了。他生性乐于助人,早已答应抄送一份统计结果,亲自给里厄送去。

大夫看到格朗带着邻居科塔尔一起进来。职员手上挥动一张单子,向大夫报告:

“大夫,喏,数字上升了。四十八小时内,死了十一个人。”

里厄招呼科塔尔,问他感觉怎样。格朗解释道,科塔尔一定要来谢大夫,并为他给大夫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大夫已着意看统计表了,他说:

“行了,也许应当下决心说出这种疾病的名称了。时至今日,我们停滞不前。这样吧,你们跟我走,我要去化验室。”

“好吧,好吧,”格朗跟在大夫后面下楼梯,回应道,“应当直言不讳,直呼其名了。给个什么名称呢?”

“我还不能告诉您名称,况且这对您没有什么用。”

“您瞧瞧,”职员接着说,“不那么好办吧。”

他们一起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默不作声。街上行人开始多起来了。我们这地方,黄昏行色匆匆,转眼夜幕就降临了。天际昼光未尽,第一批星星已经出现了。片刻之后,街上的路灯就亮了,把天空映衬得一片幽暗,行人的说话声似乎提高了音调。格朗到阅兵场街口便说:

“很抱歉,我要去乘有轨电车了。我的晚间神圣不可侵犯,正如我家乡人所说:‘今日之事决不可推到明日……’”

里厄早已注意到格朗有此怪癖,他生于蒙特利马尔[11],总爱引用家乡俗语,然后添加一些毫无出处的平庸套语,比如“一段梦幻的时间”,抑或“一种仙境般的照明”。科塔尔说:

“哦,对啦,晚饭后甭想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过格朗是否在为市府干活,格朗回答不是,他自个儿单干,没有正名分。

“啊,”里厄随口问道,“进展如何?”

“我就这样干了一些年,凑合吧,尽管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进步不大。”

格朗嘟嘟哝哝,说不清道不明,一边把圆帽端端正正搁在两只大耳朵上。里厄隐隐听出事关个性发挥的问题。没等大夫反应过来,格朗已经离开他们,又踏上马恩大马路,迈着小碎步急速在榕树林下向前走去。到达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看望他,向他请教。里厄正在摸口袋里的统计表,约他去诊所面谈,随即又改变主意,对他说明天正要去他的街区,傍晚去看他吧。

大夫离开科塔尔时,发觉自己还在惦记格朗,设想他处在一场鼠疫中,不是像眼下这场或许不严重的鼠疫,而是历史上的大鼠疫之一。他心想:“这类人倒可以幸免于难,哪怕遇到大瘟疫。”他记得读过的记载指出鼠疫往往放过体质虚弱者,尤其毁灭体质强壮者。大夫继续往下想,觉得这个职员有点故弄玄虚。

乍一看,约瑟夫·格朗确实只不过是个市府小公务员,像模像样。高高的,瘦瘦的,总挑选太过肥大的衣服,穿起来晃晃荡荡,幻想着衣着宽大必耐穿。如果说他还保留着下牙床大部分牙齿,上牙床的牙齿已掉个精光。他微笑时,主要掀起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这副尊容再加上修道院修士般的步履以及贴着墙根溜进门的习惯,还加上他身上有股酒窖味和烟草味儿,全身上下猥琐不堪,一眼认出是个趴办公桌的家伙,不可想象他会干别的什么事,只会埋头核对本城浴室税率,或为某个年轻的公文拟稿员搜罗资料,以便编撰有关清除生活垃圾新税率标准,甚至一个无成见的人都看得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这事儿的,充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干着不露声色却又必不可缺的活儿,每天挣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

他在就业登记表格“资格”一栏中确实是这么写的。二十二年前获得一个学士学位,因为缺钱,只好辍学后便接受了这份工作。据他说,当时的领导让他抱有很快就能“正式任用”的希望,只要考核一段时间,证明他有能力处理本城行政管理上一些棘手问题就行了。后来又有人向他保证少不了可以升任公文拟稿员的职位,使他得以过上宽裕的生活。诚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什么抱负,这从他凄楚的微笑中看得出,他的话保证无误。然而,靠诚实的手段获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有可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前景很令他神往。他当初之所以接受人家给他的这份差使,是因为动机光明正大,可以说,对一个理想忠贞不渝。

好多年过去了,这种临时工似的状况一直沿续下来,而生活费用大幅上扬,格朗的工资尽管有过几次普调,但调的幅度小得可怜。为此,他向里厄抱怨过,但谁也未表示有所察觉。格朗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或至少是他的古怪特征之一吧。其实,他蛮可以振振有词提出来的,即使不算权利,他没有把握可以享受,至少也应该履行原先许下的承诺吧。但是,当初雇用他的办公室主任过世好久了。再说,他这个职员连自己也想不起来当初给他许诺的确切说法。总而言之,主要还是约瑟夫·格朗本人没找到恰当的说辞吧。

正是这个特殊之处再好不过描述了咱们这位同胞,里厄看在眼里,一清二楚。确实也因为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酝酿已久的申请书,抑或阻碍他因势利导去走走门路。据他说,他觉得特别难以启口“权利”一词,因为这意味着要求许诺者承担义务,从而意味着他是在讨债,进而带有放肆的性质,与他低微的职务欠相容。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照顾”、“恳求”、“感恩”这类词儿,以为这类用词与其个人尊严毫不相容。就这样,因为没找到恰当的词儿。咱们这位同胞继续干着这份卑微的差事儿,直到上了这把年纪。何况,一直正如他对里厄大夫所说的:他意识到在实际操作时他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不管怎样,只需做到量入为出就行了。因此,格朗承认市长身为本城的工业巨头,偏爱讲的一句很正确的话,而且以很高的调门儿说出来的。他宣称:“归根结蒂(他非常强调这个词组,因为它承载着市长论断的全部重量),归根结蒂,咱们从未见过饿死一个人吧。”归根结蒂,确确实实,从来没有见过饿死一个人。总之,约瑟夫·格朗过的生活几乎与苦行修士的生活近似,归根结蒂,也确实使他彻底解脱这类忧虑。他一如既往,继续掂量他的用词。

从某种意义上讲,格朗的一生堪称典范。不论在本城还是在别处,他这样的人很罕见,始终勇于保持美好的情感。他流露的情感极少,但确实表明其善良和亲切,现如今人们是不敢承认的。他毫不脸红地承认喜爱自己的姐姐以及外甥们,那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每两年到法国去看望他们。他承认想念他幼时就去世的父母,每每想起就悲伤。他直言不讳最喜欢听他所在街区那口钟每天傍晚五点柔和回荡的钟声。然而,为了回顾如此单纯的感触,说出每个词都让他绞尽脑汁。说到底,表达困难使他最为操心。他每次碰到大夫,总会对他说:

“唉!大夫,我很想好好学学表达。”

这天傍晚,大夫目送小职员离去,突然明白格朗心里想说什么了:他没准儿在写一本书抑或近似的东西。大夫边想边走一直到达化验室,这才放下心来。他心里明白这种感受挺荒唐的,但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鼠疫竟然会在这样一座城市横行。这不,连谦卑的公务员都在培养光鲜体面的嗜好。说实在的,他想象不出这样的嗜好在鼠疫横行时能占据怎样的地位,反正他判断,实际上,鼠疫在本城同胞中间不会有蔓延的前景。

次日,里厄坚持提出召开省府卫生委员会,尽管被认为不合时宜,还是如愿以偿了。

“民众确实焦虑不安了,”里夏尔承认道,“这不,风言风语把什么都夸大了。省长对我说:‘你们愿意的话,赶快行动起来,但不事声张。’”况且,他确信是一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开车带上卡斯特尔同车前往省府,卡斯特尔对里厄说:

“您是否知道省里没有血清了?”

“我知道。我给药库打过电话,主任惊慌失措,不得不要求从巴黎调运过来。”

“希望时间不会长吧。”

“我已经发电报过去了。”里厄回应道。

省长,人倒是蛮和气的,但容易激动。他说:

“先生们,开会吧!要我概述形势吗?”

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很了解情况。问题只是弄清楚采取什么措施。卡老(卡斯特尔老医生)突兀地冒出一句:

“问题在于弄清楚是否发生鼠疫了。”

两三位医生大声嚷嚷,其他医生好像犹豫不决。至于省长,冷不防吓了一跳,下意识转身向门口望了一下,仿佛要核实这扇门是否严密堵住这句骇人听闻的话而不至于传到走廊里去。里夏尔则宣称,在他看来,没必要惊慌失措,现在问题仅是一种并发症高烧,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目前只能讲这么多,种种假设在科学上如同在生活中总归是危险的。卡老心平气和地咀嚼自己嘴唇上的小胡子,目光炯炯,看了看里厄。然后他慈祥的目光环顾所有与会者,指出他非常明白这是鼠疫。但无庸置疑,要官方承认,那就不得不采取无情的措施了。其实他知道,正是这点迫使同事们裹足不前的,因此他甘心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为了使他们安心。省长却坐不住了,宣称无论如何这种论事推理的方式很不妥当。卡斯特尔说:

“重要的不是如此论事推理妥不妥当,而在于推人思考反省。”

里厄一言不发,于是有人问他有何高见。他说:

“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伤寒性的寒热,但又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淋巴脓肿切开手术,并送化验室进行化验之后,辨认出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为了作全面判断,必须指出细菌的某些奇特变化,与传统描述并不吻合。”

里夏尔着重指出,这种情况叫人吃不准,至少要等到一系列化验结果统计出来之后。现在已有一批化验进行几天了,到时候再说吧。里厄稍为沉默一下,接着说:

“当一种细菌在三天之内就可使脾脏增大至四倍,使肠系膜[12]神经增大得像个橘子,里面一包黏糊稠厚的物质,恰恰容不得犹豫不决了。传染源正在逐渐扩大,疾病按现在的步子蔓延,如果不加以制止,那么出不了两个月,城里的居民就有死掉一半的风险。因此,你们管它叫鼠疫或称之为生长性热症,都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你们必须阻止让疾病夺走半个城市的居民。”

里夏尔觉得,无论怎样,不应该把情况描述得一片漆黑,况且疾病传染性尚未证实,这不,病人的亲属还是安然无恙的嘛。

“但有别的一些人死了,”里厄提醒大伙儿说,“当然,传染也从来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人数会无限扩大,人口就会毁灭性锐减。问题不在于把事情描绘得一团漆黑,关键在于采取预防措施。”

然而,里夏尔认为要概括一下当前形势了,提醒大家说,如果疾病不自行终止,必须实施法律所规定的严厉预防措施,方可制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公开承认发生鼠疫了。但又说不能绝对肯定发生鼠疫了,还需要考虑考虑。但里厄坚持说:

“问题不在于考虑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阻止半数居民死亡。剩下的则是行政方面的事情了,恰好咱们的体制设有一位省长职务,以便解决这类问题。”

“那是当然的,但我需要你们公开确认这场瘟疫正是鼠疫。”省长回答说。

“即使我们不确认鼠疫,”里厄说,“鼠疫照样可能毁掉本城半数居民。”

里夏尔有点烦躁了,插话道:

“事实上,咱们这位同行相信发生鼠疫了,他有关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的回应则是,他并没有描述任何症候群,他叙述了自己的见闻。他所见到的腹股沟淋巴结炎、斑点、谵妄性发热,四十八小时之内毙命。难道里夏尔先生能担保这场瘟疫会停止蔓延,即使不采取严厉的措施?

里夏尔犹豫不决,盯住里厄问道:

“请直率说吧,直截了当说出您的想法,您肯定发生鼠疫了吗?”

“您的提问不恰当,现在不是措辞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您的想法是,”省长说,“即使没有发生鼠疫,也要采取闹鼠疫时所规定的预防措施,是吧。”

“如果绝对必须有个想法,这确实是我的想法。”

医生们商议起来,里夏尔最后说:

“我们承担起行动的责任,就当这种疾病就是鼠疫。”

这个说法获得大家热烈赞同。当下,里夏尔问里厄:

“这也是您的高见,我亲爱的同行?”

“怎么个说法我不在乎,”里厄说,“就这么说吧,反正,我们不应该好像半城居民不会冒遭殃的风险而不采取行动。如果这样,那半城居民的性命恐怕就有可能葬送了。”

里厄在大家感到不快的氛围下离开会场。过了一些时候,他到了城关,闻到油炸食品味儿和尿臊气味儿,只见得一名临死的妇女腹股沟鲜血淋淋,正朝他转过身来发出惨叫。

会议第二天,高烧症状又有小小的跳增,甚至公示报端了,但措辞轻描淡写,仅限于做些暗示。第三天,里厄总算能见到白纸小布告,省府匆匆让人张贴在城内最不显眼的地方。从布告看来,很难看出这是当局正视形势的证据,所采取的措施也不严厉,似乎非常迎合不惊动舆论的愿望。这不,省府法令的开场白宣称在奥兰市镇发现几例恶性高烧,是否传染尚不能确定。这些病例的特征还不够典型,还未达到真正让人担忧的程度。毫无疑问,市民自会保持镇静。然而,为谨慎起见,省长采取几个预防措施,谨请全体市民谅解。这些措施旨在遏阻瘟疫的任何威胁,理应获得市民的理解和执行。有鉴于此,省长一刻也不怀疑,他所管辖的民众必定会以个人努力进行最忠实的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公示全面措施,其中包括往下水道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饮用水进行严格检查。布告劝导居民保持最大程度的清洁卫生,还敦请身上有跳蚤的居民去市立诊所检查身体。此外,布告规定病人家属必须报告医生诊断的结果,这是义务,还必须同意把病人送往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况且,这些医治病人的病房设施完备,能在最短时间取得最好的疗效。还有几条附加条例规定病房和运病人的车辆必须进行强制性消毒。至于其他,只限于劝导病人家属接受一次卫生检查。

里厄大夫猛一转身离开布告,直往自己的诊所走去。约瑟夫·格朗正等着他,一见他出现便举起双臂。

“是啊,”里厄说,“数字上升了。”

前一天晚上,城内有十来个病人死了。大夫对格朗说,也许晚上去见他,因为要去巡访科塔尔。

“您这样安排很好哇,”格朗说,“对他很有好处,这不,我觉得他变了。”

“怎么啦?”

“他变得懂礼貌了。”

“以前他不讲礼貌吗?”

格朗犹豫了。他不能讲科塔尔不懂礼貌,这个说法不怎么公平。不过原先,他封闭孤僻,沉默寡言,举止像头野猪。总待在自己屋里,去小饭馆用餐,不时外出,相当诡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至于公开身份,他是葡萄酒和利口酒代理商。他时不时接待两个人来访,应该是他的顾客吧。晚上,有时去楼对面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小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好像偏爱看强盗片。在任何场合,这位代理商显得孑然一身,素怀戒心。

所有这一切,按格朗的说法:大有改观。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您瞧对不对呀,他竭力与人们和睦相处,很想跟大家套近乎;他经常跟我讲话,常邀请我出去散心,拒绝他,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再说,我对他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救了他的命。”

自从他自杀未遂以来,科塔尔再也没有接待任何人来访。在街上,在供应商店里,他争取所有人的好感。他从未如此和蔼可亲跟食品杂货铺老板说过话,也从未抱着如此大的兴趣听烟铺老板娘絮叨。

“这个烟草女商人,”格朗着重指出,“是一条真正的毒蛇。我对科塔尔就这么直说了,他却回答我说搞错了,说她有好的方面,应当善于发现才对。”

临了儿,有那么两三回,科塔尔带领格朗去本城豪华饭店和咖啡馆。其实,他已开始常去那里,成为常客了。他说:

“那里顶好了,再说其他顾客也都不错呀。”

格朗注意到了服务人员对这位代理商特别殷勤周到,当他注意到科塔尔留下过分大方的小费时才明白个中缘由。科塔尔对别人回报的殷勤显得非常领情。有一天,侍应领班送他出门,帮他穿上外套,科塔尔对格朗说:

“这是个好伙计,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怎么?证明我不是坏人呗。”

尽管如此,也有过几次脾气突然变化。有一天,食品杂货铺老板表现得欠殷勤,他回家时火冒三丈,反复怒骂:

“这个恶棍,让他跟其他人一起完蛋吧。”

“其他什么人?”

“所有人呗。”

格朗甚至亲眼目睹科塔尔跟烟草店老板娘翻脸,发生过一幕有悖常理的场景。当时大家正在热烈议论,女店主谈到最近在阿尔及尔有个罪犯落网,轰动一时。这个案件有关一个年轻的商贸职员在海滩上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女店主说:

“如果把所有的社会渣滓通通关进牢房,老实人就可松口气了。”

但她不得不打住话头儿,因为科塔尔突然被激怒了,二话没说,冲出店铺。格朗和女店主晃着双臂不知所措,眼睁睁看他跑掉。

后来,格朗还得提请里厄注意科塔尔性格上其他变化。此人一向持浓厚的自由主义主张。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大鱼总归吃小鱼的”,便是铁证。但一段时候以来,他只买奥兰具有正统观念的报刊,而且在公共场所打开阅读,使人忍不住觉得他有些卖弄。同样,他那次犯病全愈后没几天就趁格朗去邮局时请他代劳给他一位远房姐姐汇一百法郎月规钱。但等到格朗要去邮局,他又关照说:

“给她寄二百法郎吧,这将给她个惊喜。她以为我从来不想念她,其实我十分把她挂在心上的。”

临了儿,他跟格朗有过一次匪夷所思的交谈,因他对格朗每天晚上干私房活儿感到迷惑,所以逼他如实回答问题。

“好哇,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可以这么说吧,但不尽然,比写书更复杂一些。”

“好哇!”科塔尔惊呼道,“我真想像您一样干这活儿。”

格朗惊讶失色,科塔尔结结巴巴说什么艺术必定可以摆平许多事情。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这不,因为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人所共知嘛。谁都让着他三分。”

“得了吧,”里厄对格朗说,“发布告的那天早上,鼠患的事儿搞得他晕头转向了吧,跟许多人一样,如此而已。要不然,就是他害怕得高烧症。”

“我看未必,大夫,”格朗回应道,“请您听听我的意见……”

灭鼠车辆从他们窗下经过,排气声震天价响。里厄不出声了,直到双方互相能听见说话,他才心不在焉地问小公务员的意见。对方却正经八百地注视着大夫说:

“这个人心里有什么内疚吧。”

大夫耸耸肩膀。正如市府警长所言,咱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下午,里厄与卡斯特尔举行了一次工作会晤。血清尚未运到。里厄问道:

“再说吧,血清管用吗?这种杆菌怪怪的。”

“唉!”卡斯特尔回应道,“我可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动物显得独特,其实是一路货色。”

“至少是您的推测吧。事实上,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当然啰!我是这么假设的,但大家也这么认为嘛。”

整整一天,大夫每次想到鼠疫就会觉得有点儿头晕,而且越来越厉害。最终,他承认自己害怕了。他两次进入挤满顾客的咖啡店,他自己也像科塔尔那样需要人际温暖了。里厄觉得这未免荒唐,但这也有助于他没忘曾许诺过去看望那位代理商。

傍晚,大夫一进屋便看见科塔尔坐在餐室桌子前,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侦探小说,天色黯淡,越来越朦胧,势必难以看书了。更为可能的是片刻前,科塔尔才这么坐着,在昏暗中沉思默想。里厄问他身体状况如何。科塔尔边重新坐下边低声抱怨说还可以吧,并咕哝什么,要是能确信没人来管他,身体就会更好。里厄指出,人不能总是独处吧。

“哦!不是这档子事儿。我呀,说的是那些专门给您添麻烦的人。”

里厄听着没吭声。

“不是说我的情况,请您注意听好。我刚才正读这本小说,书中讲一个倒霉鬼,一天早晨被人逮捕了。有人一直在关注他,而他一无所知。人家在办公室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入档案卡片。您认为这公道吗?您认为人家有权如此对待一个人吗?”

“要看情况而定,”里厄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从来没有这种权利。不过,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总不应该关在家里太久了吧。您必须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恼火了,说他常出去走动的,必要的话,整个街区都可以为他作证。甚至街区之外,也不缺交往者。他反问道: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朋友圈中的一个。”

室内越来越暗。城关街上热闹起来了,当下路灯一亮,外面立刻传来一阵低沉而轻快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跟随其后。我们这座城市便是如此,从周围各个街区吹来的微风,挟带着喃喃低语、烤肉香味;随着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充斥街头,自由自在的嘈杂声,欢快而芬芳,逐渐洋溢街头。黑夜中,看不见的轮船汽笛响彻天空,大海波涛与人流涌动汇合成一片喧哗。这是里厄往日熟悉和喜爱的时刻,如今让他似乎觉得很受压抑,因为他对一切了然于胸。

“咱们可以开灯吗?”他问科塔尔。

一旦回到灯光下,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睛,盯着大夫问:

“请告诉我,假如我病倒了,您可以接收我住进您工作的医院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科塔尔又问是否发生过到诊所或医院去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有见过这种事儿,但一切取决于病人的病情状况。

“我呐,”科塔尔说,“我对您是信得过的。”

接着他问大夫是否愿意捎上他开车进城。

到了市中心,街上行人已经少了许多,灯光已寥若晨星。孩子们还在自家门口玩耍。大夫应科塔尔的要求把汽车停在一伙孩子跟前,他们正在玩跳房子游戏,一边吵吵嚷嚷。其中一个男孩,梳得平伏的黑发,头路无可挑剔,小脸蛋儿脏兮兮的,一双眼睛明亮,用威吓的眼色盯住里厄。大夫挪开目光,与站在人行道上的科塔尔握手道别。但代理商嗓音嘶哑,吐音吃力,一连两三回转身张望,终于问道:

“人人都在议论鼠疫。大夫,真闹瘟疫了吗?”

“大家一直在讲,很自然嘛。”

“您这话说得在理。再说啦,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便是末日来临。咱们可不该如此呀。”

马达已经响起,里厄一手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却又瞧了瞧那个不断盯着看他的小男孩依然严肃而平静的神情。一瞬间,孩子神情突变,咧嘴露牙,向大夫衷心微笑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夫反问科塔尔,一边向男孩儿微笑。

突然,科塔尔一下抓住车门把手,发疯似的哽咽着呼喊:“有地震,一场真正的地震!”他说罢,拔腿就跑了。

地震并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日满城四处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商谈或直接跟病人讨论。他行医以来,从来没觉得自己职业的担子如此沉重。迄今为此,病人们让他执行任务很方便,对他什么都说。这是头一回,大夫感到他们对他有所保留,对其病情讳莫如深带着一种存有戒心的惊愕。这是一场搏斗,他还不习惯。晚上十点,他开车去看最后一个病人,当他把车停在老气喘病患者家门前,已经累得难以从座位上起身,于是坐着歇一歇,一边凝望昏暗的街头和时隐时现在漆黑天际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半卧在床上,好像呼吸畅通一些了,正数着鹰嘴豆,从一口锅捡出来放入另一口锅里。他喜形于色地欢迎大夫,劈头就问:

“怎么啦,大夫,闹霍乱了吗?”

“从哪儿听来的?”

“从报纸上啊,无线电广播也这么说嘛。”

“不对,不是霍乱。”

“反正哪,”老头儿兴奋得不得了,“他们吹得太神了,这帮头头儿!”

“千万别信。”大夫说。

大夫给老头儿做了检查,此时坐在这间寒酸的餐室中央,是的,他害怕起来了。这不,心里有数儿啊,在城关就有十来个病人在等着他次日早上去诊治。一个个蜷缩着身子,就因患上腹股沟淋巴结炎,动手术切开后的病人中,只不过两三例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大夫心里更明白,医院对于穷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一个病人的妻子曾对他说:

“我不愿意让他去医院充当他们的试验品。”

不去给他们充当试验品,死在家里呗,一了百了。十分明显,已经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设”病房,里厄大夫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是两座独立小屋,让别的病号仓促搬走后腾出来的:窗门缝隙堵得死死的,周围设有防疫警戒线。不错,要是瘟疫不自行终止蔓延,行政部门所设想的这些措施也不管用。

然而,当天晚上,官方公报仍然乐观。次日,朗斯多克情报资料所声称,省府采取的措施受到欢迎,民众反应平静。已有三十来个病号申报病情。卡斯特尔曾打电话问里厄:

“那两幢屋子提供多少病床?”

“八十张。”

“市内的病人肯定不止三十名吧?”

“有些人害怕,多得多的病者还来不及申报。”

“安葬有人监视吗?”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电话说,应该采取完善的措施,而不是讲空话,阻挡瘟疫蔓延,必须筑起一道实实在在的屏障,否则甩手别干。”

“他怎么回应?”

“他回答我说,无能为力。照我看来,患者人数还会上升。”

果然,三天之内,两幢病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好像得知快要征用一所学校,以便筹办一所辅助医院。里厄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淋巴结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反复查阅古籍,在图书馆待上很长时间。他得出结论说:

“老鼠死于鼠疫抑或某种十分近似的疫病。这些老鼠传布数万个跳蚤,若不及时消灭,就会很快传播,以几何级数增长。”

里厄默不作声。

当时,气候显得稳定。太阳晒干了最近几度大雨后的坑洼积水。晴朗的蔚蓝天空,阳光金黄灿烂,飞机的隆隆声回响在初升的热浪中,在这样的季节里,一切让人感到泰然自若。然而,四天之中,高烧症跳增四次,令人触目心惊:死亡人数依次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直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当局宣布把一所幼儿园改为辅助医院对外开放。本城市民们,此前还在相互开玩笑来掩盖内心的焦虑,如今走在街上,就显得更为沮丧,更为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说道:

“措施不够哇。”

“我有数,”省长说,“数据确实令人担忧。”

“超出令人担忧了,已是实打实再明显不过了。”

“我去请求总督府发布命令。”

里厄当着卡斯特尔的面挂断电话说:

“命令!恐怕想当然了吧。”

“血清呢?”

“本周内运得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写份报告,呈送殖民地首府,请求发布命令。里厄写的报告描述了临床情况并加上数据。当天就有四十号人死亡。省长亲自出马,正如他所说的,承担责任,从次日起,强化已经制定的措施:强制性申报和隔离保持不变。患者住处必须封闭并消毒,其亲属务必接受检疫隔离,葬礼由市府组织,具体方式视情况而定。一天之后,血清由飞机运来了,足以满足临床治疗使用,但如果瘟疫继续蔓延下去,那就不够了。回复里厄的电报声称血清应急库存现已告罄,新的血清开始生产了。

这个季节,春天从城市各个近郊踏步来到市里各个集市场。成千上万朵玫瑰花却萎谢在沿着人行道摆摊的卖花人篮子里,尽管甜丝丝的玫瑰花香味儿飘浮整个城市。表面上看,市面没有任何变化。有轨电车在高峰时段总是挤得满满当当,其他时段却空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依旧观察小老头儿朝街上的猫吐唾沫,一如既往。格朗每晚回家照旧干他神秘的事儿。科塔尔仍旧到处转悠。预审法官奥东先生总是带领一家子人来来往往,像带着一群家禽。老犯哮喘的老头儿照旧倒腾他的鹰嘴豆。人们时不时碰上朗贝尔记者,他依然神态平和,总是那么有所用心。晚上,街头依旧熙熙攘攘,电影院依旧排着长队。反倒是瘟疫好像减缓了似的,一连几天,仅有十来个死亡病例。然后,一下子病情恶化,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贝尔纳·里厄瞧着省长递给他的官方电报,省长说:“他们害怕了。”电文上写着:“正式宣布鼠疫流行。封闭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