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越”人的足迹

14000—11000年前，生活在“东中国海平原”上的古越人分别向长江下游、日本和朝鲜南部迁徙。进入文字时代以后，移居长江下游的古越人被称为“内越”，而移居日本的古越人则被称为“外越”。《越绝书》卷八云：

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

由此可知，早在勾践以前越族就已经分为“内越”和“外越”，且各有自己的领地。但是，当勾践把其势力扩展到东海的时候，“内越”和“外越”的领地则被重新划分了。《越绝书》的记述以“内越”为视角，所以这里所说的“内越”当然是指长江下游的越人。那么，“外越”又是指谁呢？《越绝书》卷八中另有如下记载：

政更号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中略）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督亭。（中略）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引文中的“以备东海外越”值得注意。“东海”即现在的东中国海，“外越”则指生活在东中国海外侧，即日本列岛上的越人。秦始皇灭越以后，强制性地把沿海地区的越人迁往内地，最远的迁到了今天安徽境内的“故鄣”；然后，再把其他地方的罪犯迁入沿海地区，以防“内越”与“外越”交流。由此反推，我们就可以知道直到越国灭亡为止，“内越”与“外越”一直是有往来的。

“内越”和“外越”原本都是生活在“东中国海平原”的古越人。虽然在14000—11000年前因海平面上升而分开，但在7000—6500年前，两地的古越人又恢复了往来。于是，就有了绳纹时代中日两国的非文字交流。

日本绳纹时代分为草创期（15000—12000年前）、早期（12000—7000年前）、前期（7000—5500年前）、中期（5500—4500年前）、后期（4500—3300年前）和晚期（3300—2800年前）。但是，这里标注的年代是最近流行的碳十四加速器校正年代，而不是传统的碳十四年代。若按传统的碳十四年代标注，所有年代都要后推800年左右。

近年来，日本考古学界的年代测定逐渐由碳十四测定年代转变为碳十四加速器（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校正年代，所以中日两国遗址或文物的年代标注出现了一些不一致。因为碳十四测定年代与碳十四加速器校正年代之间最大可以相差800年以上，所以我们在讨论中日两国遗址或文化时代时，不得不考虑这800年的差值。其实，这800年不是实际的年代差，只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编写国别或时期的不同而出现的标注差而已。因此，在追踪“外越”足迹的时候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文献资料上两个遗址相差800年，但它们的实际年代其实相同；或某个出土文物的标注年代是12800年前，但它是碳十四加速器校正年代，所以其碳十四测定年代其实是12000年前。

日本九州岛长崎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绳纹草创期遗址——福井洞穴遗址和泉福寺洞穴遗址。福井洞穴遗址出土了31900年前的安山岩石器、13600年前的黑曜石石器、12700年前的细石器和隆线纹陶器；泉福寺洞穴遗址出土了14000年前的豆粒纹陶器和12400年前的指甲纹陶器。细石器、豆粒纹陶器、隆线纹陶器和指甲纹陶器都是日本绳纹草创期的代表性器物，而它们的制作年代正与“外越”开始登陆日本列岛的时期相吻合。日本考古学家户泽充则在其论著《考古地域史论——用地域遗址遗物描述历史》中指出：

日本列岛出现的初始时期的陶器大约延续3000年，器面装饰呈现出豆粒纹→隆线纹→指甲纹以及按压纹、素面的变化。各种陶器之间看不出明显的类型学意义上的连续性，而且其分布方式在以后的绳纹陶器中也是见不到的——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根据现已查明的情况，豆粒纹陶器的确切分布仅限于九州的部分地区，但隆线纹、指甲纹陶器则广泛分布于九州、四国乃至东北地区，而且陶器完全同质，无论取哪个地区的陶器看，也看不出丝毫的地方特色。由此判断，这些陶器是以九州一隅为基点而产生的，而且烧制这种新陶器的文化也是依次波状扩散开去的。

户泽氏认为，豆粒纹陶器仅限于九州一隅，但隆线纹、指甲纹陶器却广泛分布于九州、四国乃至东北地区，以隆线纹、指甲纹陶器为象征的新兴文化从九州依次波状扩展到整个日本列岛。笔者认为，户泽氏所说的“烧制这种新陶器的文化”就是绳纹文化。

由于14000—11000年前的海平面上升，古越人的故乡逐渐被海水淹没，而日本列岛周围则出现了海湾和浅海。于是，部分古越人开始在九州岛西南部登陆，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福井洞穴遗址出土的12700年前的隆线纹陶器和泉福寺洞穴遗址出土的12400年前的指甲纹陶器都可视为佐证。其后，更多的古越人陆续登陆，并在距今12700—10000年间扩散到日本各地。九州岛南部绳纹草创期的栫原遗址、堂地西遗址出土的隆线纹、指甲纹陶器显示，隆线纹和指甲纹陶器是以长崎为起点，环绕九州岛南端，然后才向日本本州岛传播的。

日本语言学家小泉保在其专著《绳纹语的发现》中，对“蜻蜓”一词的方言分布做了详细调查，并指出九州岛南部与本州岛东北地区之间存在着语音共性。“蜻蜓”在宫崎县发“akezu”，在鹿儿岛县发“akeshi”或“akeso”，在东北地区的岩手县也发“akezu”，在秋田县南部、宫城县和福岛县西部则发“aketsu”，在宫城县西北部发“agetsu”。语音上的这一共性客观地显示出“外越”人从九州岛南部沿太平洋沿岸北上的路线，而这一条迁徙路线与隆线纹陶器和指甲纹陶器的传播路线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