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国际秩序距离理解中美关系

除了周期论之外，观察中美关系更为流行的框架是权力转移理论，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线性理论。“原始版”的权力转移理论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国力对比越是接近某一比例，双方的关系就会越不稳定，最终会走向武装冲突和战争。根据相关定量研究，这一阈值甚至被更准确地定位在80%—120%。[14]不过，尽管这一理论也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整体的连续解释，但是其核心观点却不能准确地解释这一关系的发展现实。例如，如果以国家能力综合指数（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y index）来度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20年间中国和美国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最危险的80%—120%的区间。但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2009年前，中美双边关系虽然忽好忽坏，但是绝对称不上危险。[15]

因此，针对中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国力对比，“改良版”的权力转移理论转而强调崛起大国力量的性质及其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是更为关键的因素。[16]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就指出，决定大国间关系的不仅是双方力量的简单对比，还涉及力量的组成和性质。后者将直接决定各方对力量的威胁感知。[17]基于此，“国际秩序距离”这一变量能够更好地揭示国家力量的性质。

本章试图构建的是一个涉及中美力量的性质对比的分析框架，其着眼点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态度，衡量的是中国的各类国家力量与相应美式秩序的距离。

在国际秩序的研究中，不少观点将“秩序利益”作为一种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利益并列的国家利益，处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第四位。[18]其依据是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阐述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方面：第一，保护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盟国和伙伴的安全；第二，维护美国经济得以增强、创新、增长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第三，在美国国内和全球尊重“普世”价值；第四，在现有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下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增进和平、安全与繁荣。[19]

但是将国际秩序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视为并列关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美国的安全、经济和价值观利益与美式国际安全、经济和政治秩序在根本上不可分割。即使是特朗普政府，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放在首位的仍然是通过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北约和其他国际机制支撑的“共享安全、自由与和平”的“战后秩序”，并且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公正和互惠的经济秩序”（fair and recipro cal economic order）。[20]值得说明的是，特朗普政府表面“忽视”的价值观领域，恰恰是美国政治精英判断中美关系到达“转折点”的依据。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接受了美式价值观，才可能接受美式地区和国际秩序。而中国的国内发展模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21]更何况，自2009年至今，美国政府多次在南海、东海、网络安全、“一带一路”等具体国际议题上批评中国削弱既有国际秩序。

事实上，秩序利益是美国对自身重大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归纳和制度化，中美围绕美式国际秩序的互动状况是决定双边关系的关键。很多看似与中美无关的第三方因素其实直接涉及美式国际秩序，例如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因此，从秩序距离看中美关系不但更能把握实质，而且解释范围更广、自变量也更简明一致。

在讨论秩序互动和距离之前，国际秩序的概念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言，是一种对国家行为模式的安排，其由共同观念、约束性规则和规则保障机制组成。[22]其实质是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的约束。[23]当然，不同国家对于同一国际秩序的认识存在差异。例如中国就认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国家主权，美国则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是有条件的。但是这种认知差异并不影响甚至反而有助于对两者间秩序距离分析。由于美国主张的国际秩序更具系统性，因此更适合作为比较分析的基点。根据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y）的归纳，当前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是一种增强了现实主义色彩的“2.0版”的自由国际主义。其实质内容包括：西方导向的安全和经济体系；轻微限制主权的国家间协商机制；以规则和恩从体系（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为基础的等级制；互惠性的正式政府间制度；由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到经济规制和人权的扩散机制。[24]从对国家行为约束的角度可以归纳为表1-1-2。

表1-1-2 自由霸权秩序的规则实质

在国际政治领域，自由霸权秩序主张主权和人权并重，亦即原则上“主权不再被认为是一国在境内可以实行种族主义、歧视少数和弱势族群、屠杀百姓做法的挡箭牌”。[25]在国际经济领域，其以开放市场为核心，反对构建封闭或者平行市场。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实质上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是国际安全市场的主要合法供给者的现实，放弃使用武力推行国家政策的权力。其他国家的军力建设的合法性仅在于配合、补充美国的安全力量，反对其他国家发展针对美国的“制衡性”的军事力量。[26]这一分析框架基本涵盖了中美的国际政治互动，经贸摩擦、中国台湾和西藏问题、人权争议、南海的岛屿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其他第三方问题都可以被归类到某一规则范畴之内。

下面将利用这一框架分析1972年以来中美的秩序互动及其距离。第三部分将描述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互动，回溯这一历程会发现除了冷战中的一部分时间之外，中国在1972年后始终与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上保持着较大距离，而在1989年后这一距离还在不断扩大。第四部分将描述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秩序互动，在这一部分会发现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美式国际经济秩序的顶点后，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保持秩序距离的“选择性融入”状态，这使得中美经济的竞争性和摩擦持续增加。这一发现指明中美的经贸依赖并非是“注定”的压舱石，中美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消极秩序互动同样会削弱双边关系。现实也表明，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并非是因为政治和安全冲突压倒经济依赖的作用，而是上述三个领域中累加矛盾“共振”的结果。[27]